宗教有一条重要的训诫，这就是要减轻穷人的痛苦，而原教旨主义者常常对此置若罔闻。《旅居者》杂志编辑吉姆·沃利斯报道说，他和一群神学院的学生仔细查阅《圣经》的每一个小节，寻找提到“财富”和“贫穷”的段落。使他们印象深刻的是，《新约》中每16个小节、《路加福音》每7个小节、其它三福音书每10小节，就有一次提到钱财或穷人。《希伯来圣经》则更多地提到“偶像崇拜”问题，而不是“贫富关系”问题。
当我们朗诵《主祷文》、祈祷上帝的天国降临人间时，我们是在呼吁凡尘俗世的政权结束政治和经济的不公正现象。实际上，一切重要的宗教信仰都是由预言性质的训诫形成的。这些训诫包括行公义、好怜悯、保护和照顾孤儿寡母、以身作则、弘扬上帝对穷人和受害者的同情等。显然，善待穷人应该成为美国政策制定者的头等大事。实际上，如何对待穷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界定衡量贫富的标准，使那些承认拥护我们国家基本的道德价值的人能够直接向穷人表示同情。
2000年来临之际，我应邀为一个大型论坛做演说，论题是：“新千禧年世界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话题，我毫不迟疑地给出了答案：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地球上富人和穷人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贫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而且这一差距还在不断扩大。上一世纪初，全球最富裕的10个国家比最穷的国家富9倍。1960年，两者之间的悬殊达到30：1.本世纪初，世界20个最富裕的国家人均收入为27，591美元，而最穷的国家人均收入仅为211美元，比率是131：1.
我们颇感自豪的一个因素是，美国家庭每年的平均收入是55，000美元。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人每天得生活费用不足两美元，还有12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一美元。试想，如果我们每天只有一美元维持自己的衣食住行，会是什么样的情景？显然，我们不会有任何结余来保证自己有医疗保险和教育的机会，保持自尊和对美好未来的希望则更无从谈起了。
我的美国读者和我自己的家庭几乎都属于收入丰厚的人，可我们当中了解穷人困境的人寥寥无几。在过去的20年里，我和妻子代表卡特中心去过120多个国家，了解那些国家的人民及其生活状况，寻求帮助他们生存的最佳办法。目前，我们在65个国家实施扶贫项目。毫不奇怪，其中的35个国家位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我们时刻牢记《世界人权宣言》，而这一宣言的保证之一就是，人人都应该享有满足自己和家人健康和幸福的生活标准。
我在新千禧年来临之际的演说中，列举了一些满足这一生活标准的建议：无条件地增加发展援助项目；免去最贫困的国家的外债；当和平面临明显的威胁时寻求和平的解决方式；逐渐认识穷人；给人们独立自主的权利和责任；加强捐赠者之间的合作；认识极端贫困的后果——它将不可避免地对人权和暴力产生影响，也容易使人接受招募，从事暴力活动。
我们中心的项目表明，即使资源有限，只要合理使用，极端贫困的人也能展现非凡的才智、创造力及效率。卡特中心的工作人员只有150名工作人员，包括园工、接待员及分布在非洲村庄里的专家。因此，我们必须依靠其他人的参与，以提高我们工作的效益。对于大多数项目，我都提前与项目实施国的高层领导人谈判，并签订协议。我们通常能达成这样的协议：卡特中心只派一个外籍专家；经过我们培训的当地公民必须承担必要的任务，工资由他们的政府支付。我们发现这些人工作很投入，也很能干。
为了教非洲农民如何生产更多的粮食（主要是玉米、小麦、高粱或谷子），我们举办培训班。在过去的20个耕作季节里，每一个国家参加培训的人数通常只有60，000个家庭左右，每个家庭的牌逊成本不到10美元。这样的培训使这些家庭掌握了如何选择适合他们当地高度和纬度的最佳种子，学到了如何按行种地、管理禾苗、在最佳的时节收获、保存收获的粮食、合理施肥保持土壤肥沃等方法。他们依然使用简单的手工工具和体力劳动，却使产量翻了一番或两番。
我们还决定帮助治愈一种使人致残的疾病，即基尼蠕虫病（麦地那龙线虫病），该病自有历史记载以来使人深受其苦。当地村民靠池塘在雨季积存的水生活，饮用了含虫卵的死水。一年后，虫卵在体内长成30英寸长的蠕虫，开始蛰皮肤内壁，导致大片溃烂和肌肉组织破坏，给患者带来剧痛，并使其丧失劳动能力。虫卵在一个月内受压从人体皮肤释放。村民为了减轻痛苦，涉入池塘用水冲洗伤口时，大量的虫卵即刻进入水中。
我和罗莎琳在加纳的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第一次见到蠕虫的肆虐。在那里，三分之二的村民都有蠕虫从他们身体里释放出来。有些人痛苦至极，难以拖着身子从他们的小屋走到村公所，与我们打声招呼。有一位漂亮的年轻妇女的乳头向外释放蠕虫，后来从她身体的不同部位又发现了11条蠕虫。这是令我终身难忘的病例。
我们在印度、巴基斯坦、也门和撒哈拉以南非洲18个国家的23，700个村庄发现了350万个蠕虫病案，并开始有条不紊的防治工作。我们在每一个受到感染的村庄举办讲座，指导人们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自己。他们可以过滤饮用水（使用杜邦公司捐赠的特殊布料），用杀虫剂灭杀池塘的蠕虫卵，或者从深井里取水。如果每个村民如此坚持一年，病患者远离池塘积水，池塘再也得不到新的虫卵，不能孕育病菌，循环的链条则被永远斩断。我们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果，现在蠕虫病患者不到0.5%，我们将集中力量防治剩余几个受到感染的村庄。
在防治河盲病（盘尾丝虫病）方面，2004年卡特中心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用默克公司捐增的药品，治愈了1，000多万名患者。尽管此病在非洲根深蒂固，旷日持久，每年需要不断地用药，但我们发现，每年对85%的感染区人口进行两次治疗，此病将从这个半球上销声匿迹。这是我们期望在2007年前实现的目标。
卡特中心实施的健康项目中，防止沙眼项目特别有意思。此病是因眼睛不洁引起的感染，是导致失明的第一病因，但可以防治。从远处看，我们还以为马萨伊或丁卡村落的孩子们戴着眼镜，近距离一看，才发现他们的眼睛周围布满了一圈黑苍蝇，几乎永久地呆在那里汲取水分。感染沙眼后，眼睑内翻，眨眼引起睫毛摩擦角膜，导致失明。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就知道这种眼病的几个病例。在佐治亚西南部，我们那些贫困的邻居很少有人像我们家那样，在后院有一个厕所。他们没有室外厕所，致使苍蝇成群。
我们提供一种抗生素片（由辉瑞公司提供），指导他们如何洗脸，教给他们简单的角膜手术，建议村落改善卫生状况，减少苍蝇聚集。这里的人就像很久以前世界其它地方的人一样，养成了在他们家周围大小便的习惯。三年前，我们开始教村民如何建厕所：在地上挖一个坑，用砖头或水泥加固，并把茅坑围起来。
在埃塞俄比亚，人们对这种新型厕所的反应使我们感到惊奇。修建厕所的主要动力来自妇女，原因是男人可以在白天随时随地大小便，但对女性来说这是一个禁忌，除非在晚上。现在，妇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短时间内，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地区就建成了89，500个厕所。
我在这里之所以连篇累牍地讲述这些项目，不过是为了强调：极端贫困的人中有极大的需求；一旦（富人）给予他们小小的的机会，以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会付出极大的热情和效率予以实施。
我们的整个社会日益分裂，这不一定是黑人、白人或西班牙后裔之间的分裂，而主要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分裂。我们许多人不认识一个穷人。如果我们雇一个女工或干杂活的男工，我们大概不会到他们的家里去拜访，坐在他们的厨房喝一杯咖啡，或者知道他们十来岁的儿子叫什么名字，更不愿意邀请他们到我们的家里做客，带上他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一道去看棒球比赛。就连我们那些信仰宽容的救主耶稣的人都竭力倾向于独自生活，避免与邻居建立密切的关系。我和罗莎琳也受到这一缺点的影响。
距我们家10英里外的“人类栖息地”国际总部提供了一个接近穷苦人最自然的方式。这个组织居然成为离开白宫以来我们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我们所做的不过是签发一些筹款信件，带领自愿者每年用一周的时间到世界各地建房子。20多年来，我们在美国的贫民区、乡镇及一个印第安人保留地和墨西哥、加拿大、朝鲜、菲律宾、匈牙利及南非修建房屋。2006年，我们计划去印度盖房子。
我们与穷人家庭携手努力，实现拥有住房的梦想。人类栖息地住宅项目遵循《圣经》的教诲，按揭售房不收利息。这给我们和许多其他的人提供了愉快而温馨的机会，使我们将宗教信仰付诸实践。在实践中，我们真切地体会到，向穷人伸出援助之手确实难能可贵。
我永远牢记人类栖息地宣传报上的一幅漫画。它是一个村庄的全景图，似乎是从空中的飞机上描绘的：有人在打网球，有人骑者自行车，有人在驾车或教课，或许还有人开着拖拉机耕地。每个人的头上都有一个小圆圈，里面写着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究竟能做什么？”如果渺小的个人奉献出关怀、宽恕和爱心，每一位彼此不同的人齐心协力，我们就能够形成一个方阵、一支力量强大的军队。
尽管美国公民中不乏慷慨大方、仗义疏财之人，但是，我们的政府对穷人的外援额度之小，令人尤为尴尬。可想而知，美国政府的大多数外援都给了友好的国家和军事盟国。华盛顿还限制许多其它形式的援助，附加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条件。看到我们伟大的国家逃避义务，不与地球上赤贫的人分享我们的一大部分财富，令人十分悲伤。
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互相竞争，以援助为诱饵，力图把世界上最穷的国家拉拢到各自的政治和军事轨道上来。冷战结束以来，对人道主义的需要麻木不仁，是美国两党的一大失败。
2002年3月，我代表卡特中心参加联合国在墨西哥蒙特雷召开的关于极端贫困与儿童死亡问题的国际大会。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一大批国家高层领导人亲自与会，并发誓大幅度增加经费，迎接“新千禧年的挑战”。对于这些承诺，我们许多人激动不已。但是，现在大家对美国的实际表现普遍感到失望。
与那些不应该遭受饥饿和痛苦的人分享财富，是衡量一个国家道德价值的一个准则，而我们国家的现状有些奇怪，令人颇感不安。美国人愿意慷慨地帮助别人，他们相信自己的政府将联邦预算的15%用于对外援助。但是，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中，我们实际上是最吝啬的国家。我们的外援拨款仅为众人相信的数额的三十分之一。我们的国民总收入大约为11万亿美元，其中与穷国分享的钱仅为每100美元的16美分。如果加上民间的基金会和私人渠道的捐款，我们外援的总额也仅是每100美元国民收入的22美分。
面对这些令人尴尬的事实，许多见多识广的美国人可能会说，我们对突如其来的灾害非常慷慨，如对亚洲最近发生的海啸灾难。这是事实，也体现了我们公民令人钦佩的性格。但是，大多数人没有认识到，解除旷日持久的痛苦同样重要。11个国家近来遭受海啸袭击，造成20万人死亡。但是，世界上每一个月就有16.5万人死于疟疾，14万人死于腹泻，24万人死于艾滋病。只要每一位美国和欧洲公民一年捐2.5 美元，就可以有效地防治疟疾。
实际上，令人不安的美国外援的低额数据也有误导作用，因为它还包括对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的特殊援助（其中许多是中等收入国家，但被视为有价值的政治伙伴），而且我们外援的相当一部分是在国内卖不出去的剩余粮食（仅运费就占粮食价值的一半）。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教育、健康、住房或卫生项目的援助经费，很少直接到达当地人的手里，其中大部分流入到美国驻贫困国家的咨询机构。
2005年6月，布什总统宣布了一个计划，拟提供12亿美元，在非洲15个国家发起五年抗击疟疾的战役。非洲有1.75亿人遭受疟疾折磨。如果这一承诺能够兑现，这将是美国的重大贡献。慷慨的宣言在国内外都很普遍，但大多数以前的承诺不是被白宫遗弃，就是被国会抨击，或者陷入错综复杂的行政僵局而不了了之，真正到达穷人手里的援助可谓寥寥无几。
2002年蒙特雷会议后不久，布什总统宣布了“千禧年挑战”预算，每年拨款50亿美元作为发展援助经费。但是，三年后仅有40万美元（不足1%）到位。这方面的另一个例子是，华盛顿官方宣称美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美国的援助下，博茨瓦纳的41，000多名艾滋病患者得到了延续生命的治疗。博茨瓦纳医疗项目高层负责人对此非常生气，报告说美国没有一分钱到位，美国的声明是“错误的，是对事实的严重歪曲”。博茨瓦纳的艾滋病患者在美国的帮助下得到治疗的准确人数为零。
美国每年用于抗疟疾的外援预算为9，000万美元，但95%的钱用于咨询，不足5%的钱用于购买蚊帐、药品及灭蚊剂。来自堪萨斯州的参议员、保守的共和党人萨姆·布朗巴克对此满腹怨言，并提出议案，呼吁政府把疟疾预算的一半花在治疗上。他指出，政府网页的承包商名单四年都没有更新了，他得到的信息只是“含糊其词的描述，数字怎么算都达不到总额”。他要求政府职能部门对此进行审计。
联合国专门成立了实施蒙特雷会议承诺的千禧年项目机构。据该机构的负责人杰弗里·萨克斯说，2003年，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援助为30亿美元左右。但是，“只有1.18亿美元用于美国国内项目机构的运行和对非洲各国政府和社区管理的项目实施直接资助。按人头平均，低收入国家的近6.5亿人每人只有18美分。这些钱用于该地区的健康、教育、道路、水、卫生以及民主体制方面的建设”。
千禧年项目机构估计，履行对穷人的承诺所需的经费为：2006年国民总收入每100美元的44美分，2015年增加到70美分。我们可以这样比较，2001年以来，仅美国的国防支出一项就增加到国民总收入每100美元的1.7美元，而减税幅度（主要针对富裕的美国人）也达到国民总收入每100美元的3.3美元。
比利时、瑞典、荷兰、卢森堡、丹麦和挪威一贯乐善好施，援助额已经超过了2015年的目标，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英国都同意实现同样的目标。对其它国家的人来说，我们没有尽到责任的事实日趋明显，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今后几年里，美国在外援方面的行动大概也不会体现出自己是一个具有崇高的道德价值的强国。相反，我们与其它国家的差距将更加明显，可能会招致批评或谴责。近来，我们的政府加入其它国家的行列，宣布免除长期债务，但是却要减少其它援助，以抵消债务损失。毫无疑问，如果华盛顿领导得力，我们国家的人民会更加慷慨大方，乐善好施。
美国公民清楚地看到，在对待我们自己国家的富人和穷人问题上，我们政府的态度也存在着日趋明显的差别。我们的国家早就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而且这一差距还在不断加剧。衡量收入差距的一个指标是一个国家人口中五分之一的高收入者和五分之一的低收入者之间的比率，日本是4：1，法国是7：1，美国是11：1.尽管如此，2000年以来，华盛顿制定的每一项政策仍然偏向富人，常常牺牲中产工薪家庭和穷人的利益。原教旨主义倾向的立法机关在有关收入和支出的立法上，竭力使这种趋势长久存在。假如国家安全需要拨款支持，已经存在的福利项目必须拨款维持，那么，我们前所未有的财政赤字意味着用来维持现有水平的健康、教育、福利、住房、环境质量或创造就业机会的经费将大幅度减少，更谈不上提高了。
2000年以来所发生的一切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国会预算办公室计划2001年财政盈余为2，810亿美元，10年内可上升到5.6万亿美元。然而，2005年联邦赤字将接近4，000亿美元，支出水平与以前持平，但因为实行一系列对富人的减税政策，财政收入大幅下降。人们预测，目前的财政赤字额度将不会改变。在里根和老布什政府执政的12年里，国家债务从1万亿美元增加到4万亿美元。2001年以来，国会不得不将债务的上限定为8万亿美元。再过4年多，这个限度将超过10万亿美元。
在弗兰克林·罗斯福、哈里·杜鲁门及林登·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开始实施社会保障、医疗补助、医疗保健、头脑启动计划等人道主义项目。从那时到现在，缩减国内项目的财政支出政策一直是一些保守派政策笃信者十分理解和追求的目标。共和党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设立的遗产税如今也成为废除的目标，这将是另一个大规模减轻美国富人税收负担的措施。
异常的赤字不是由于国内和国际支出的增加引起的。1962年，联邦支出仅仅占我们经济产量的19%，此后在不同时期支出增加到20%以上。现在，加上伊拉克战争和国内安全开支，支出仍然不超过20%。问题在于最近的减税政策使联邦收入减少了16%，这是历史上最低的水平。这两个数字的差异说明了赤字的大小。
2000年以来，在国会推动的减税政策之下，中产家庭每增收一个美元，占人口1%的富裕家庭则增收54美元，而那些百万富翁则能增收191美元。此政策实施的头三年，美国的贫困人口增加了350万，而400位最富有的美国人的收入仅在2002年就提高了10%。近年来贫富悬殊的另一个表征是，以前企业首席执行官的薪水是普通职工的40倍，现在是其400倍。即使企业利润大幅度增长，普通员工的工资扣除通货膨胀差额后却下降了，这是多年来的首次下降。
除国内经济急剧变化外，我们急剧增加的国际债务已经引起两党之外的金融专家的严重担忧。美国人可谓债台高筑，所欠外债四五年内就翻了一番。2005年3月，沃伦·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公布的年度报告指出：“从现在起的10年后，其它国家及其公民拥有美国的净资产将达到11万亿美元左右（相当于我们目前的国民总收入）……一个努力实现‘产权社会’的国家是不可能在——请允许我用一个夸张的字眼——‘佃农社会’里找到幸福的，但共和党和民主党共同支持的贸易政策正将我们引入此道。”
与总体的经济哲学相一致的是，华尔街在股票市场投资社会保障基金的愿望，竟然成为高层政治领导人追求的重大目标。但是，美国人拒绝了总统发起的全国性运动，至少在目前已迫使国会放弃了这一提议。
为了进一步保护企业的特权，2003年的医疗保健项目药品法案禁止美国政府讨价还价，降低药品价格，致使制药企业继续以高价给美国人卖药，比它们卖给加拿大和其它国家客户的药价高出许多。国会预算办公室说，外国的药价比美国低35%到55%。美国老兵事务署不受这个法案的制约，所以能够讨价还价，使其药价降低了50%，甚至更低。一个负责任的法案可以使这个优惠价的覆盖面扩大一倍。
显然，政治捐款和得力的游说者获利甚丰，这也正是烟草业惯用的手段。我对此非常气愤，因为我的父母亲、两个姐姐和唯一的哥哥都因为吸烟成瘾而死于癌症。近年来，政府要求致命的烟草生产商为其受害人做出补偿，提供健康教育经费（其中一大部分也用于其它与烟草无关的用途）。同时，烟草公司也在极力阻扰联邦政府制定任何有效的规章制度，以控制其产品中人人皆知的致癌物。烟草公司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2005年6月，高度政治化的美国司法部中断了一项政府经过六年的努力才迫使烟草企业资助的戒烟项目，就连烟草企业总裁对此都颇感震惊。政府在法律诉讼和专家论证上花了一亿多美元后得出结论：未来25年烟草企业需出资1，300亿美元。在最后时刻，司法部突然宣布，未来五年内，烟草业的出资额将减少到100亿美元。主持论证的联邦法官怀疑，这个神秘莫测的烟草企业交易涉及政治因素。
尽管美国的工薪阶层和房产主怨声载道，华盛顿那些关键的政治人物成功地阻止了最低工资的提高，使工资水平8年来一直保持在每小时5.15美元的水平，这还不包括通货膨胀指数。根据2005年4月的美元汇率，澳大利亚的最低工资是8.66美元，法国是8.88美元，意大利是9.18美元，英国是9.2美元，德国是12.74美元。
假定每年工作50周，每周40小时，美国人最低的年收入应该是10，300美元。对数百万全职的美国人来说，这个收入低于贫困水平。对一个抚养一个孩子的父亲或母亲来说，2004年官方将贫困线定为：美国本土12，490美元，夏威夷14，360，阿拉斯加15，610美元。毫不奇怪，我们的人民在遭受苦难，不同收入水平的美国人购买的房产遭遇有史以来最低的收益水平。
美国政府补贴富人的另一个典型的例证与我本人终生从事的农业有关。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农业补贴是许多农户得以生存的主要因素，这正是补贴的目的所在。现在，补贴依然有理由存在，但这些年来，富裕的农场主获取了大笔联邦政府补贴，贫困家庭无法在联邦政府里与他们竞争。这或许不足为怪。过去的10年里，我们纳税人每年不得不为农业补贴付出140亿美元，仅10%的农户就拿去了其中的70%，剩余的一半给了3%的富裕户，四分之一给了1%的最富有的农场主。2002年，一位最幸运的“农民”就得到了700万美元。在佐治亚州，七位“农民”每年得到的补贴高达100万美元。由于游说者的百般努力，帮助苦苦挣扎的普通农户生存的崇高理想遭到抛弃。美国农业部在2005年6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估计，只有不到25%的农户得到补贴的支持。
除了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差距以外，美国的补贴政策也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非洲的马里。在那里，卡特中心有一个促进经济发展的项目。四分之三的马里人每天只靠一美元生存，90%的人靠不足两美元的钱维持生活。占全国1，200万人口25%的人直接依赖棉花生产生存。这些家庭还算幸运，平均种五英亩地棉花，每年能挣280美元。改善他们生活的主要障碍与美国的棉花补贴政策密切相关。几年来，我们的补贴政策迫使世界棉花价格走低，低于马里棉花生产的成本。具体而言，美国对自己棉农的补贴远远高于马里国民收入的总和，也是美国给予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发展援助资金的两倍。世界贸易组织已经裁定，我们的棉花补贴是非法的。所以，我们的慈善项目，主要是施舍给富裕农户的慈善项目，也许应该进行改革。
这种原教旨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令人难以解释，甚至难以置信。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宗教生活领域，这些政策都直接危及美国的道德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