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1947年）制定经济政策阿诺德·罗斯留下弥补《美国困境》原稿的漏洞，1942年秋，缪达尔回到了瑞典。他很快再次致力于瑞典的政治当中。1943年，他被再次选举为瑞典参议院议员，代表达拉那省，这正是他在五年前离职的席位。1944年1月，他重新开始在这个职位工作。他也被委任去主持成立战后经济计划委员会，这个团体认为充分就业是政府最为重要的目标，并把促进公共住房消费作为达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
1943年，经过了大约4个月时间（从8月下旬到11月中旬），他回到了美国。这次他的任务是应瑞典外交部的要求，评估战后美国经济的前景。他广泛会见了很多重要政府官员、商业团体中有影响力的人物、工会以及理论经济学和别的社会科学领域的顶级人物。他也很喜欢受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邀请出席美国参议员的这段非同寻常的经历。
评估战后美国经济前景
1944年3月，缪达尔向瑞典国家经济协会会议汇报了他此次考察的发现（这次演讲英文版于1944年11月出现在《大西洋月刊》一篇名为“美国商业迷惑了它自己吗？”的文章中）。他的陈述是冷静的，他认为这是一种“冷血的分析”。如果以恢复全面生产和充分就业的标准来判断，19世纪30年代出台的新经济政策是失败的。战争对不断增长的总需求是有责任的，这些需求必然能够拉动经济全面运转。诚然，由战争导致的生产方面的成绩很显著。战争的结束指日可待，能否在和平时期取得相同成绩是极其重要的。在他的演讲中，他对他所发现的美国人对维持战后经济繁荣的乐观程度表现出很大的惊讶。这使他想起了1929年他第一次访问美国时所遭遇的人们对经济永久繁荣的盲目信仰。
如果人们能够正视现实，国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会令人吃惊。
政府的支出——专门用来支援战争所产生的——几乎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随着对抗的结束，这些费用会急剧减少，随后大规模地将经济结构由战时生产转化为和平时期生产是十分有必要的，这将导致与战争有关的部门职位减少。随着1150万服役军人中大部分人的复员，劳动力市场的压力会进一步加大。他吸收了现在被普遍公认为美国凯恩斯主义领袖的哈佛大学阿尔文·汉森的分析框架，探究了劳动力市场恢复原状的前景，并得出结论，由于它们是静态的，所以它们还不完善。他写道：“它预示着充分就业，也预示着对实现这个预想所需人力的研究。”他继续写道，这里的分析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根本不是关于整个过程是如何经过一段发展时间产生的”。进一步讲，如果一个人认为充分就业不可能的话，那么工业领域的多余劳动力将会比所有其他行叶多出很多，各行业为失业者提供新工作的可能性将会更小。
虽然缪达尔认为美国不能够长期避免经济急剧衰退的压力，似是他承认美国的情况确实具有一些对经济繁荣有利的特征。严重被压抑的对耐用家用电器和汽车的需求已恢复到和半时期的水平，因为战争曾一度使这些商品停止了生产。同时，由于公众的储蓄被用来购买了战争债券，而债券能直接兑换为现金，公众手中的货币普遍处于一种极大的流动状态。另外，对美国出口商品尤其是农产品到世界上受战争破坏的地区的不断需求预计会持续一段时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会分发这些物品。
然而，对总需求的积极影响是极短期的，这种积极影预计不久就会消失。同时，这种情况下它们至少会有部分受到不利方面的压制。缪达尔预计战后会出现巨大的劳动力管理混乱。他意识到，军事工业的工资通常很高，但是战后这些部门会逐步被淘汰，很多传统工业的雇主经历了战时政权制度的利润剥削，迫切希望减小平均工资等级的压力。缪达尔勾画出的前景不是很乐观，他将可能的前景描绘如下：
如果……我们考虑到伴随着系统转换而来的巨大的动荡，考虑到这些军事工业领域大批失业的人员，还有或许会令人烦恼的国内政治形势，那么最终将导致劳资冲突激进化。
他也注意到了一个与具有指导作用的《美国困境》意见不一的地方：“不幸的是，我们甚至必须做好种族问题有可能会以最可怕的形式出现的心理准备。劳资中的血腥争斗导致暴力的流行，不考虑直接的后果，这将会对商业周期的发展产生抑制作用缪达尔预计另外一块乌云也会密布在美国经济领域，这是为了生产与战争有关的物品而建造大规模设施的政府计划的副产品，随之而来的是将它们分配到大公司去运行。他认为，美国工业领域的”社会化部门“将被卖给私营部门，而那些实力雄厚的公司将会成为赢家。这使他倾向于认为”受很多因素影响的艰难斗争肯定会出现在垄断领域。
上面的思考使他得出如下结论：
预计美国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会经历很高程度的经济动荡。
在某些领域会有物资的缺乏，而在另外一些领域会产生失业情况，并且一定会出现大规模失业的情况。劳动力市场将会出现巨大困难。然而，“卖方市场”很可能会形成，以避免战后物价急剧下跌。但是，我们必须说明，在这段时期中——大概半年至三年——发展的形势有可能会变成衰退，这种衰退将超过20世纪早期通货紧缩危机和1929一1932年的巨大经济危机，达到最高点。
对这种结果的必然性不可作出任何预料。缪达尔强调，他确实“不否认制定一个能够实现充分就业愿望的经济计划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是……美国政治状况的发展很可能会使这个计划偏离初衷，而不是按照计划发展”。
培养瑞典观念
1944年，缪达尔开始了一个大篇幅的研究，题目为《警惕和平乐观主义》。他一开始就断言这是个“强硬的分析”。这个分析不是出于对美国的不敬，美国是个令他极其尊敬的国家，虽然他对战后美国的经济活动能够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持怀疑态度。他写道：“我认为警告我的同胞要警惕两种极大的幻想是我的责任。这两种幻想一种是：美国人重建战后经济会成功；另一种是：美国人和英国人靠他们自己还有其他人，会成功地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他把以上有关经济前景的论述总结如下：
我认为，一切事物都表明战后美国将进入一个很不稳定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如此之快以致美国会进入到一个大批人员失业的衰退期。而且，不幸的是，关于世界经济自由化和稳定化的看上去完美的计划很可能会成为一纸空谈，而且当和平“到来”的时候，世界经济问题必然还会存在。这意味着将会出现一个比战前更糟糕的世界经济秩序。
对《警惕和平乐观主义》的众多争论，是他在《大西洋月刊》发表的题为《美国商业迷惑了它自己吗？》的文章所产生的额外结果。但是对瑞典的情况有一个特别的结论，他认为，“处于危险的战后世界的瑞典的经济会完全生还过来。就像现在处于战争中，我们最紧迫的任务是守卫我们的国家使其免于战争”。他预测挑战将会是巨大的。世界经济的重新整合意味着国家在实施国际贸易政策时需要讲条件。不能兑换的货币和贸易壁垒将减缓欧洲经济复苏和扩张。基于观察资料他得出如下结论：
没有人能知道战后经济危机会持续多长时间，也没有人能知道它将带来什么结果。进口货物稀缺而出口紧俏的两年将带来另一个时期，这个时期进口货物会像30年代那样大量堆积，而同时货物出口却遭遇全球性的下降，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可能。
作为内阁成员阐明瑞典的对外经济政策1945年年中，议会选举产生了受社会民主党控制的瑞典政府。
而几乎贯穿整个战争时期，一个全国联合政府统治了这个国家，虽然社会民主党是其中的资深成员。在战前的政权中，缪达尔被任命为内阁的商业部长。他的前任是伯蒂尔·俄林，一个保守党的成员，毕业于斯德哥尔摩大学。
1946年12月，缪达尔向斯德哥尔摩的国民经济学会发表了一篇演说，在演说中他回顾了自己在位期间瑞典对外经济政策的特点。他注意到，欧洲胜利日的到来并没有表明近期有任何能够恢复战胁贸易形势和实践的迹象。德国——瑞典进口的主要来源，也是瑞典战前出口的主要国家——在经济上是一筹莫展的。同时，在贯穿整个欧洲的动乱中，各个国家都在寻找方法修补战时由于贸易壁垒的庇护和不能兑换的货币造成的破坏，但这并不能预示我们较快地恢复到常态了。对瑞典方面来说，它已经试着减轻经济负担，尤处通过它的北欧邻国提供的重建援助。然而，它认识到，无论多么不幸，对在更大的欧洲经济环境中进行进出口的控制是必要的。基于这个原因，它积极地与贸易伙伴进行了谈判并达成了一系列双边贸易协定。然而，瑞典原则性的、传统的对对外贸易和支付开放的承诺一直是它最终的政策目标，所以上述做法偏离了它的日标。但向现实妥协是不可避免的。
他详细阐述了一个贸易协议，这是他代表瑞典与苏联谈判达成的。根据协议，瑞典政府将向苏联提供贷款。这一决定的公布对提高政府在选民中的声望没有任何作用。大多数商业团体对此怀敌对态度，而且它在新闻界成了一个一触即发的危险话题。缪达尔认为，大部分市民错误地将出口货物给苏联认为是民主主义的缺陷。他提到关于《对俄贸易协定》的“歪曲的讨论”是“用以构筑错误思想的”。他还补充说：
事实上，公众对国家各种物资的稀缺，比如钉子、纸张、浴盆，以及各种限制，比如，不允许城市建滑雪道，举办展览会，或建造需求数量那么多的房屋，留下了一种印象，认为这些都是由于《对俄贸易协定》造成的。在《对俄贸易协定》签署半年前，甚至在未签署任何具体的合同时，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想法还认为这些影响已经造成了。
瑞典政府签订的《对俄贸易协定》引发了政治骚乱，这次骚乱最终解除了缪达尔内阁部长的职务。根据《对俄贸易协定》，瑞典在5年内要向苏联提供巨额贷款用以购买各种精密仪器和设备，这些贷款将在15年后偿还。斯德哥尔摩一位首席社论撰写者——此人曾经是缪达尔的朋友——攻击这个协定，认为它是有悖瑞典利益的。家庭成员很容易受到人身攻击，多特·西塞拉述说了她和她的家人——不仅仅是她的父母——是如何受到中伤的。
缪达尔对争议并不感到奇怪，有时他还会主动招致这种争议。
在与斯德哥尔摩经济领域的前辈关于《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和他的人口危机方面著作进行争论的时候，他就是这么做的。
1947年5月，他辞去了瑞典商业部长一职。
基本原理
缪达尔对瑞典与苏联贸易协定的支持于战后得到了好评，它被认为是国际经济环境的必要条件。1944年，缪达尔将他的这一观点写入书中。他继续说，先前的经济形势，是受美国经济回转影响的，当时美国经济状况是拥有大批失业人员和未充分利用资源。
健全瑞典经济政策需要减小这种现象导致的分歧。基于这样一种环境，封闭瑞典出口的垄断状况——这也是贸易协定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显得十分有意义了。前商业部长伯蒂尔·俄林与恩斯特·
维格佛斯的意见一致，恩斯特·维格佛斯是历史悠久的社会民主党政权时期的财政部长。
英国有一种与之相似的理论。二战时期，英国积累了大量负债，这些负债主要用于担负英国在世界部分地区驻扎军队的花销。
这些被看做是“英镑结存”的负债在战后将由英国财政部慢慢偿还（埃及和印度是英镑结存的主要持有者）。英国二部分观点认为，在胜利之时，应该呼吁抵消因这场共同使命而产生的债务。
1945年6月由克来门特·艾特里领导的英国工党则认为不需采取任何推进措施。他这么做的理由与瑞典人支持苏联贸易协定的观点有些相同之处。像缪达尔和具有相同观点的同僚一样，英国一些致力于为工党制定对外经济政策的资深的经济学家，对美国在敌对势力停止后能够维持长久全雇佣的能力表示怀疑。因此，英国很谨慎地将英镑结存作为本国在美国的出口市场上因经济低迷而导致的影响的缓冲。温斯顿·丘吉尔，这位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工党对立的保守党者，责骂这种决定，质问英国将要用多长时间才能还清二战时期因保卫埃及而欠下的债务——但白费力气。
一点讽刺的意味
瑞典和英国的一些听信社会民主党的经济学家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对这种无计划的经济能够保持稳定并能像二战后的美国一样持续繁荣的观点持怀疑态度。他们的正确实行国际经济政策的观点就是植根于这种知识框架的。
在苏联，一种不同的呼声传来，它来自尤金·瓦尔加。尤金·
瓦尔加出生于匈牙利，他编写了一本著名的书，记录了苏联经济的贡献。他写了一篇题为《二战引发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主张，在二战已改变了资本主义体系特征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是适当调整他们对资本主义衰败的期望为好。他继续说，战争的成功要求政府对经济生活进行更大程度的调节。虽然在和平时期我们希望政府的调节作用减小，但是我们不能全然忘记战时计划经济给我们带来的结果。他还认为，政府应该积极发挥调节者和稳定剂的作用，而恃强凌弱的资本主义混乱状态应该过去。因此，战后西方资本主义能够比以前更稳定。他的这些观点与苏联官方的学说是极其冲突的；因此，瓦尔加受到强烈指责，并被解除了官职。
非常奇怪的是，瓦尔加对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对美国的预言更符合现实情况，而不像英国和瑞典经济学家对其社会民主政权的建议。然而，需要为前者辩护的是，我们必须注意，在1945～1946年还不能对战后美国外交经济政策做出合理预料。比如，在战争后期，没有一个让人相信的预测者能够保证马歇尔计划提出的美国外交政策的u形转弯会长期存在（根据温斯顿·丘吉尔的说法，这是历史上最不肮脏的行为）。对美国经济前景持悲观态度的人，同样也不能因为他们没能预见到总需求（战后生育高峰和鼓励政府加大冷战开销）的其他重要支柱而对他们进行指责。
在他对战后美国经济行为的不准确预测记录在案的大约10年后，缪达尔对此发表了一篇剖析。1955年，他写道：
一般来说，经济学家，也包括当今的作家在内，害怕战后正常情况下的美国商业在经历了显著的战时经济繁荣后，很可能会进入严重的经济萧条。事实上我们都错了。美国经济在经历了一段较小的、间歇性的衰退后，取而代之的是显著稳步的增长，并且显现出一种回弹的势头，用早期的巨额军备开销影响也无法解释这种情况。这一点，以及近几年来西欧国家一些不适合解决我们的经济周期波动的情况，使我深信我们需要对整体理论框架进行彻底检查。我们曾用这些理论框架来分析短期经济运动，也包括短期内进行的复杂系统分析。我应该被允许叫做“后凯恩斯主义”。我相信，这种以“我们为什么错了”和“我们怎样错了”问题开始的批判性分析将会非常有用。
缪达尔也对他自己提出的问题作了部分回答，这与尤金·瓦尔加的理论有些相似：
由二战导致的和在二战中发生的变化有：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整体角色发生了变化，经济原理操纵了政府政策，各种公共机构不仅对经济周期波动做出反应，而且对商业的反应形式也发生了变化（虽然我们对这一变化了解得还不多），尤其出现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分析预期情况和实际情况之间功能关系的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