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纲纳缪达尔能入选经济学领域中的思想巨擘之列？其资历让人印象深刻。缪达尔独有的创造性和深刻的洞察力使他的事业令人关注。他的其他品质，特别是他宽广的学术视野和高深见地，也同样让人瞩目。
作为大家熟知的斯德哥尔摩学派的年轻一员，他以其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为经济理论所做出的贡献而第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他的博士论文（已用瑞典语发表）是纯微观经济理论的一次尝试，在论文中，他研究了特定市场条件下未来变化预期对价格、利润和资本价值的影响方式。此后不久，他开始将研究的注意力转向宏观经济理论问题，特别是货币环境的稳定性或其他方面。他在这方面的著作于1931年以瑞典语出版，1933年以德语出版，直到1939年，才用英语出版了《货币均衡论》一书。预期的未来状况的作用又一次成为争论的焦点，具体体现在他对预期储蓄和实际储蓄以及与投资之间的区别的论述上（在译者的帮助下，这一点在1933年的德文版中变为ex ante和ex post）。缪达尔的这些概念构成了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分析的核心内容。如果在1936年前英语读者能够读到他的作品，那么我们可以作出这样一个有趣的推断：是否应像把在大萧条中产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革命称为“凯恩斯主义”一样，也把这一理论革命称为“缪达尔主义”。
缪达尔的事业的第一个阶段包括一篇有关主流经济理论的发展趋势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将隐含的价值判断包含在其概念框架之中，这其中包括政治偏见。缪达尔论证了经济学理论中关于价值中立无罪的主张是错误的。因此，对那些坚持认为自己的工作是科学的经济理论家应持以怀疑的态度来看待。这篇研究于1930年以瑞典语出版，1932年又以德语出版。1953年，取名为《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的英译本出版，并被持续而广泛地引用。
他对偏见的揭露在他所有的成熟作品中都可以看到。
当缪达尔作为一名政治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有关财政管理和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理论研究时，他的事业进入了第二阶段。作为瑞典财政部的一名顾问，他在1932年发表了关于应对经济萧条政策的长篇备忘录。1936年，他作为瑞典社会民主党的一名成员当选为瑞典议会上院议员。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还同他的妻子埃娃·缪达尔发表了一篇关于分析限制入口增长的经济后果的主题研究。这项研究反过来又使他们夫妇二人制订了一项扭转瑞典人口下降的重大计划。这项计划相当于瑞典社会福利的政策蓝图。
1938年，当缪达尔应邀到一个美国基金会去主持一项有关美国黑人问题的研究时，他又开始了他的全职学术研究生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围绕一种新的分析构想展开的，这一分析构想就是存在于理想和现实间的紧张关系。所谓的理想是在他所描述的“美国的信条”中呈现出来的，它呼吁社会中所有人都拥有相同的权利和机会。这种理想包括在独立宣言和宪法的官方辞令之中。
然而，20世纪30年代美国种族关系的现实恰好完全相反。在这种不匹配的情况下，他认为理想应成为推动积极变革的一种力量。
这种学术策略显然与他的预期方式会对价格形成以及储蓄与投资决策产生影响的分析相一致。在此情况下，他开始用其“神笔”来作“学术巨画”。其神笔即是一种建立在多学科基础上的方法，这个方法超越了人为的横亘于经济的、政治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以及历史学分析之间的界限。这幅“学术巨画”就是于1944年问世的《美国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他在其中的观点对历史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有关美国窘境的讨论为美国最高法院做出公共设施中实行种族隔离为不合法的决定提供了理论支持。
在1943—1947年间，缪达尔开始以其专业技能致力于公共活动。他在瑞典议会重新任职，即当初他前去美国研究黑人问题时辞去的职位。在1945—1947两年间，他在瑞典内阁担任商务部部长。在接下来的十年间（1947一1957年）他是一个新成立的联合国组织——欧洲经济委员会——的创始人，该组织坐落在瑞士日内瓦。在他的领导下，这个组织开始对战后欧洲经济环境展开基础研究，目的是为欧洲各国政府的政策制定提供信息。在欧洲经委会的十年中，他又开始从事国际经济问题的研究。他的学术性工作是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前提提出挑战。
当缪达尔离开欧洲经济委员会时，他开始了另一项重要学术研究，这一研究又花费了他十年时间。这是一个有关南亚新型独立国家的发展问题的系统调查。在对美国黑人问题的研究中，缪达尔显示了对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极大热情。这种热情在他的新作——
《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中得到了深化和发展。这部分三卷的著作（其中包括16个附录）是对那些关于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前景的传统观点的一个正面抨击。缪达尔的独创性以及他敢于向传统观点挑战的精神再次得到展现。
纵观他的事业，纲纳·缪达尔是一个具有超强分析洞察力的创新者。至少，他愿意以交叉学科和跨域领域的方式去拓展他的探索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