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在我看来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是个再善良不过的老头儿。然而，不了解他的人，往往会怕他。也难怪，那卧蚕似的两道浓眉，那目光锋利的眼睛，那两大丛络腮胡子，以及深深的两道鼻唇沟，是够吓人的！跟他在一起，常常会有一种被火炙烤的浑身冒汗的感觉。虽然在十二生肖中他属“猴”，恐怕还是用五行中的“火”来定位他的属性更为合适。
但是我知道，在他的内心深处，绝对有一汪清泉，那里是平静如镜的，那里是清澈见底的。人们常说水火不相容，但我父亲却是兼水火于一身。
每当跟孩子们在一起时，我的父亲就变成了一个老小孩。你会惊异地发现，往常那种咄咄逼人的威严全退了下去，这个老头儿变得那么善良、温顺、天真甚至是淘气。他会不顾体统，只穿一条大肥裤衩就跳进水里，跟一个三岁小男孩没大没小地打水仗，又喊又叫，又笑又闹，开心得比孩子还孩子，而任凭警卫员在岸上急得团团转。他可以趴在地上跟一个两岁的孩子打枪玩，爬上爬下地去捡子弹，甚至钻到桌子底下去，而宁可让不知所措的秘书拿着文件愣在门口。不论走到哪儿，只要见到孩子，他必定要顿步去逗上一逗。孩子那天真烂漫的笑脸，常常会牵住他那匆匆的脚步。有一次，在一条渡船上，一对军人夫妇抱着一个白胖儿子，父亲喜欢得不得了，抱在手上舍不得放。那位军人说：“陶书记，这是我们的第四个孩子了。既然你这么喜欢，干脆送给你吧！”如果不是妈妈的阻止，他真会给我抱回一个小弟弟来的。
父亲对孩子的爱，绝不仅仅表现在这些外在的表象上，更重要的，他对孩子们有一种亲子之爱，就像老园丁疼爱那些幼嫩的树苗一样，尤其对于那些身世不幸的青少年，更是怀有一颗无比真挚的同情心。
1957年，家里请了一位阿姨，我们都管她叫郑嫂。郑嫂是个寡妇，由于生活贫困，不得已带着小女儿背井离乡，到广州来打工，以供养唯一的儿子上学。那位小女儿当时只有11岁，又瘦又小像只小鸡仔，在广州河南区一家人家当阿姨，干的是全活，以弱小的身躯，承受着带孩子、做饭洗碗、打扫卫生、外出采买等繁重的劳动。父亲得知后，非常同情，立即让郑嫂将女儿接回家来，温和地对她们说：“国家现在正在搞建设，需要很多的人才，少一个文盲就是对国家的一份贡献。秀彩年纪还小，应该让她上学，再说，这么大点个娃娃，身体还没有发育好，那里能干这样重的劳动！从今天起，郑嫂你把秀彩的工作辞掉，然后就住在我这儿，我供她上学、供她吃穿和一切费用！”就这样，我们家的饭桌上又多了一名新成员。秀彩天天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去上学，晚上则欢欢喜喜地回到家中。她学习得很勤奋，虽然11岁才上小学一年级，但她毫不在意，只是一心一意地读书。转眼六年过去了，秀彩17岁了，已经长成一个健壮的大姑娘。由于年龄太大，无法升入中学，只得上了护校。如今，她已是广州一所医院的护士长，飞行员的妻子，两个孩子的妈妈。郑嫂与他们同住，生活过得十分幸福美满。
1960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父亲回到湖南，看望故乡的人民。在家乡祁阳县潘家埠石洞源村有一个被人遗忘了的小孤儿，那是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可怜的孩子靠着给公社放牛，赚得一点点口粮来维持生计。那年头，几乎家家锅里没米，个个饿得皮包骨头，谁还顾得上这个没爹没妈的孩子？他长年吃不到粮食，只靠在房前屋后种点蔬菜，以菜充饥。他顿顿吃菜，天天吃菜，吃得皮肤都变成了绿色。由于极度营养不良，他患了浮肿病，肚子里长水，胀得像口小锅，四肢却像麦秸秆，躺在那间破草棚里奄奄待毙，没有一个人会跨进门槛来看他一眼。偶然有一天，他听说父亲来到祁阳县了，于是就挣扎着，踉踉跄跄地，几乎是半走半爬地来到县城，倚在路边的电线杆上，等着，眼巴巴地等着。过路的人都向他投去怀疑的一瞥，没有人相信他这种执着的等待会有结果。就在眼看要绝望的时候，突然看见父亲等一行人从街那头走过来，当然他不会认得父亲，但出于一种本能，他一下子就从众人中认出了陶铸，便不顾一切地拦了上去，扑通跪倒在街心当中，双手紧紧抱住父亲的双腿、泪流满面地哀呼：“救救我，救救我呀！我要饿死了！”那凄惨的哭喊，使在场的所有人为之鼻酸，父亲的眼睛也湿润了，家乡人民的悲惨情景，使他沉痛和负疚。他将孩子扶了起来，端详了好一会儿，然后转身对警卫员说：“你立即把孩子送回广州！”警卫秘书张福兴同志日夜兼程将这个男孩送回广州的家中。
我那时正好在家中，初见这孩子，觉得他简直是个怪物——一只瓢虫，或是只大肚子蝈蝈，不过家里添了个弟弟（父亲给他起名为陶斯民），我还是很高兴的。妈妈做的第一件事是扒下他那身又脏又臭的破衣服，烧热水为他彻底洗了个澡，剪了头发，换上干净的衣裤；然后天天让他吃黄豆煮红糖。因为当时正值困难时期，爸爸已向全省表态三年不吃猪肉，因此家中最佳营养品就是黄豆了。开始时他困倦，老是要睡觉，每天吃足了就打瞌睡，而且总是躲到沙发后面去睡。就这样天天吃了睡，睡了吃，他的大肚子渐渐消了下去，四肢渐渐长出了肌肉，人也变得活泼有神了，等父亲从湖南回来后，他已经是个蛮漂亮的小伙子了。父亲让他去上学，但是他宁可赶着牛满山撒野，也不愿规规矩矩在课堂上坐一小时。无奈，只好将他送进知青农场。不料，他竟然逐渐地染上了社会上的一些恶习，学会了抽烟喝酒，梳起了油光锃亮的大背头，穿着奇装异服，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父亲对青年人的缺点和过失，一般来说是宽容的，唯独不能容忍不学无术。见到斯民那副无所事事的样子，简直火透了！一天，把斯民叫了去，关起门狠狠训斥了两个小时。他气冲冲地说道：“我把你接来，不是为了我死后多一个捧牌位的，不是的！我是为了给国家培养一名人才，至少不是废物！不要忘了你叫斯民，这个‘民’是什么意思？你来自人民，不要忘本……”经过爸爸的批评教育，斯民恢复了农民儿子的朴实和勤劳。再后来他参了军，当了一名坦克兵，并且成为五好战士。“文革”中，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他也受到了冲击。不过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他又回到广州，先在造纸厂工作，后任城管大队长，有一位温柔贤惠的妻子，以及一个可爱的小千金。
人事沧桑，从那时候到现在，20多年弹指一挥间——很快就过去了。秀彩和斯民都已是人到中年，无论她还是他，每当年节之夜，全家人围着一桌酒席欢宴的时候，每当带着爱人、孩子在公园里纵情游玩的时候，每当夜深人静在席梦思床上酣然入睡的时候，他们还会想到当年那个让他们又爱又怕，如今已长眠九泉的人吗？我想这是无关紧要的，父亲不是以做几件善事来标榜自己的人，完全不是！之所以那样做，其动机之单纯简直可以说是“毫无动机”。
我的父亲，他是个职业革命家，是个坚贞的共产党员，但对孩子们来说，他却是个顶顶有趣的，好心眼的老头儿！一般来说，一个爱孩子的人，心底是善良而尚留童真的，伟人们也不例外，如马克思的孩子们不是戏称他为“摩尔人”吗？恩格斯不是趴在地上让马克思的孩子们当“马”骑吗？斯大林不是亲昵的管女儿叫“小管家”，并且要求对他——苏联首脑发号施令吗？列宁不是与孤女成了忘年之交吗？周恩来不是抚养过很多烈士子女吗？我小时候，不是也可以在主席的窑洞里撒尿吗？长大后，主席不是开玩笑地解释我的名字：“你与陶元亮仅一字之差，‘斯’吗，即如此这般，陶斯亮就是如此这般的陶渊明啰！”
鲁迅诗曰“无情未必真豪杰”。人，应该是这样的！
（陶斯亮，1986年冬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