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的十个读者，八个会问：“为什么写案子？”
到后来，我学会不打自招，还不等人家发问，就赶紧着先来一篇侃侃之谈。
那还是我赋闲在家的初始，一双儿女刚刚从国内来到美国，一家人又随我丈夫的新工作搬迁。忙完家里家外之后，有一些空暇可以坐下来看电视。不似从前般每天匆匆忙忙，只定时看看新闻，看看天气预报，而是悠悠闲闲，笃笃定定，沏一壶清茶，摆一碟瓜子，像极我已过世的老祖母生前坐在四川的茶楼里听人说书。只不过，我不总听一个人说书。我手里握着遥控，来回来去地换台。
就这样，我发现了“法庭电视台”（Court TV），迷上了介绍真实案例（Real Crime）的专题节目，也从此成了《全美通缉令》（America"s Most Wanted）的忠实观众。每每看过，必有一阵惊悸，一阵凄惶，一番痛惜，或一番苦思。必仰面问苍天：“Why？Why？Why？（为什么）”必垂首叹人生：“错！错！错！”
就这样，我萌生了写案子的念头。
人都说，人生是一场戏。在这些案例中，无论是作案人，或受害者，他们的人生被浓缩了，挤压了，将古稀或百年的一出长戏，紧紧凑凑地聚积在了一个瞬间，却又蕴含着一生的能量。于是，便演出了爆发，演出了冲撞。于是，便溅出了血肉，碰出了火花。
上千个日日夜夜，我在字里行间寻觅，在那些罪犯或死者中徘徊。我试图与他们沟通，和他们对话，我试图逼迫他们回答我那些没完没了的“为什么”。我体味着他们的痛苦，彷徨，恐怖和颤栗，也经历着他们的挣扎，搏斗，甚或窒息，死亡。
记得写《佐狄亚克之谜》是在一个仲夏，当时加利福尼亚因能源紧缺，州政府号召大家厉行节电，所以每近中夜，暑退凉生之后，家里就会关空调，开窗户。但我书房的门窗永远紧闭，因为我害怕。
还记得写《被亵渎的母爱》时，我曾踏着月光走到离家不远的一个小池塘。池塘方圆不过百米，最深处尚不及胸，但在我的想象中，它就是约翰·D·隆湖。我在池塘边久久伫立，努力揣摩着苏珊·史密斯当时的心境。不知不觉间，我已泪流满面。
假如是在一位小说家的笔下，假如是在一部虚构的戏剧中，死亡，或入狱，往往会是故事的高潮，悲壮之极致。然而，在这些现实的案例中，只有悲，没有壮。留给后人的也只是唾骂或怜悯，很少缅怀，更谈不上景仰。
但毕竟，这也是一种人生。
而且，这既然发生在了他们身上，也就有可能发生在你我身上。
就这样，我写下了这些案子。
胡佳
二○○六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