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护士是谁？”女检察官问，“是被指定照顾她的护士吗？有没有医院的记录？……”
“此人行事相当缜密，”柯林答，“她只是将这些话通过一位朋友转告了我的私人侦探。”
一番争执之后，托马斯·加里根法官表示允许被告律师提这个问题。“但如果她回答‘不记得’，你不可继续追问，”法官警告说。
柯林·摩尔：梅黎小姐，当你还在大都会医院时，你是否记得你曾说过这样的话？
特丽莎·梅黎：什么时候？
加里根法官：（对柯林·摩尔）你指的是哪段时间？
柯林·摩尔：入院后三到四天。
特丽莎·梅黎：不记得。我当时还处于深度昏迷。
…………
柯林·摩尔： 梅黎小姐……4月19日晚发生的事件对于你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使你的心灵备受创伤的事件，我说得对吗？
特丽莎·梅黎：对。
柯林·摩尔： 所以，出于人类的本性，你非常希望看到那些案犯们被绳之以法，对吗？
特丽莎·梅黎：对。
柯林·摩尔： 但是，你不会愿意看到一些无辜的人，一些根本没有袭击你强奸你的人被错误地判刑，是吗？
特丽莎·梅黎：是的。
柯林·摩尔：所以，你应该很希望你的记忆力能够恢复，能够辨认出真正的凶犯，是吗？
伊莉莎白：我抗议！
加里根法官： 请收回提问。
柯林·摩尔： 但是，梅黎小姐，根据你的证词，从4月20日，即案发之后，到目前为止，你并没有积极地采取任何措施试图恢复你的记忆，是吗？
伊莉莎白：我抗议！
加里根法官： 请收回提问。她曾经回答过这个问题。
法官的意思是，在回答由公诉方引导的提问时，特丽莎曾说过，她的康复计划中也包括了恢复记忆的治疗。但被告律师一定要问个明白。
柯林·摩尔：我说得对吗？
加里根法官： 她已经回答过了。
柯林·摩尔： 谢谢。
加里根法官：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柯林·摩尔：没有。
特丽莎事后说，经过了这一次她总算明白了，为什么许多强奸案的受害者宁可保持沉默。然而，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在私下里议论或猜测，特丽莎对她在被击昏之前的事件到底记得多少？后来，在她的自传中叙及此点时，特丽莎写道：“这是一个无法用医学证明的问题。”
1990年12月11日，陪审团裁决卡雷·崴斯和凯文·理查逊“有罪”。1991年1月9日，凯文被判有期徒刑10年，卡雷因在案发时已年满16岁，被判刑15年。
1月30日，史棣汶·卢培斯在本案第三轮庭审的第一天接受了公诉方的调停方案，向加里根法官改变抗诉，承认“有罪”，后于3月13日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半。
生活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继续前行。跨过世纪之交后，年近不惑的特丽莎·梅黎终于鼓足了勇气，开始用自己的真名实姓撰写自传。
书写到一多半，2002年6月初的一天，特丽莎接到伊莉莎白·莱德勒的电话：“你的案子又有了新进展……”特丽莎听得出来，女检察官的声音中缺少了应有的兴奋。
伊莉莎白只在电话上笼统地讲了几句，说那年年初，一位正在纽约赤褐监狱服刑的罪犯马蒂亚·雷耶斯向有关当局自首说，他才是“中央公园强奸案”的作案人。不久前的DNA结果显示，特丽莎袜子和子宫颈的精液样品确实与马蒂亚的相吻合，沾在袜子上的一根毛发也是他的。马蒂亚还说，他是一个人作案，与那五名被判刑的少年全然无关……
也就是说，13年前，警方和公诉方将毫不相干的无辜者送进了监狱！
马蒂亚·雷耶斯出生于波多黎各的小镇法嘉都。在他很小的时候，母亲便抛下他们父子到了纽约。马蒂亚曾告诉法庭指定的心理医生N·G·贝利尔博士，他生命中的第一个“灰暗转折点”发生在7岁那年，他在法嘉都的一条小巷子里被两名陌生男人鸡奸。“这很符合此类案犯的共同经历，”马蒂亚的前辩护律师理查德·塞拉卡萨对记者们如是说，“也很好地解释了他的一系列犯罪行为。他们遭到过不幸，于是便以报复的方式把同样的不幸转嫁与人。”
“后来，母亲将他接来纽约。”理查德继续道，“15岁时，马蒂亚惹下了一点小小的麻烦。”理查德做了28年律师，代理过不止一个系列杀人犯，但话到此处，也不得不稍事停顿，狠命地吸了一口烟，才裹着烟雾喷出一句：“他和一位朋友轮奸了他的母亲。”
之后，母亲离开美国，从此再无联系。马蒂亚回波多黎各的父亲家呆了两年，于1989年初重返纽约，独自一人住在3街和103道一家超市顶上的阁楼间里，白天就在超市做货物上架。
那时的马蒂亚刚满17岁，9年级文化，身高1.7米，肌肉发达，体格健硕，却又几乎是身无分文，而且没有一个朋友。
“我每天吸可卡因，”马蒂亚对贝利尔博士说。
“于是，他决定成为一名系列强奸犯，”律师理查德·塞拉卡萨对记者说。
以后的7个月，马蒂亚·雷耶斯连续作下了至少八起强奸案，其中之一发生于1989年4月17日，作案地点就在中央公园东北角，与特丽莎·梅黎的案子在时间上仅相差两天，空间上不过数百码。
1989年4月29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长篇通讯，历数在“中央公园强奸案”的那个星期内，发生在纽约全市的一共28宗强奸和强奸未遂案，其中第四款为：
4月17日，星期一，下午3点30分许，一26岁青年女子在步行穿过中央公园北部林区的东侧时被抢劫强奸。该女子脸部严重受伤。案犯至今尚未归案。
两个月后，一名24岁的孕妇璐尔黛·戈沙兹在她位于哈伦东区的公寓中遭到强奸后被杀害，赶到现场的警察们惊讶地发现，房间里还有璐尔黛的三个年幼的孩子。也就是说，凶犯是当着孩子们的面强奸并杀害了他们的母亲。
这宗恶性强奸杀人案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第20区警察分署性犯罪处马上成立了专案组，成员之一便是“中央公园强奸案”中审讯莱蒙德·桑塔那的警探迈可·希翰。
同年8月5日，马蒂亚闯入雷克星顿路和东91道交界处的一幢公寓再次作案。在强奸的过程中，他逼问受害人“要眼睛还是要命？”马蒂亚后来对警方供认，他当时确实准备刺瞎对方的双眼，这样受害人便没有可能辨认他了。所幸，趁着马蒂亚转身进厨房找刀子的间隙，受害人夺门逃脱，一面大呼“救命”，惊动了四邻。公寓管理员是一位腰圆膀扎的高大汉子，会两手西洋拳，在公寓的门厅处用一把拖把撂倒了比他矮一头的马蒂亚。
马蒂亚·雷耶斯被带进20区警察分署，一开始他只承认了三起强奸，包括4月17日中央公园的那一起。后经迈可·希翰等长达6小时的审讯，总算招出强奸杀害璐尔黛·戈沙兹一案。
1991年，马蒂亚·雷耶斯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刑满33年又4个月后方可申请假释。据他的辩护律师理查德·塞拉卡萨回忆，马蒂亚听到宣判后狂怒至极，他在法庭上“先是大骂法官托马斯·加里根”——审理“中央公园强奸案”的同一个法官，继而一拳砸到理查德头部，律师当即倒地。“他还使两名上来给他戴手铐的法警几个月不能上班——一人骨折，一人肩部脱臼……马蒂亚被带走时一路踢打尖叫，整张脸被扭曲得不成人样，真真是‘面目可憎’……我后来做噩梦时经常梦见那张脸。”
其实，在马蒂亚等待庭审期间，他曾与“中央公园强奸案”的众被告关押在同一所监狱里。马蒂亚知道他们为什么被捕，也知道他们是他的替罪羊，但却选择了沉默。2001年初，马蒂亚转入赤褐监狱后再度与五人中尚未出狱的卡雷·崴斯相遇。经过了12年的牢狱生涯，卡雷脸上曾经年轻稚气的光泽已被消磨殆尽。对此，雷耶斯心底的良知开始苏醒。
马蒂亚后来对警方交代说，他在狱中昄依了基督教，是上帝指示他向有关当局作彻底的坦白。除了“中央公园强奸案”，马蒂亚还招认了另外三桩案子。
关于马蒂亚版本的“中央公园强奸案”，刊登在《纽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作了这样的描写：
他拭净手上的鲜血，扭头向家的方向走去。在他的身后，在中央公园靠近102道小路旁的树林里，一汪浅浅的泥潭中，躺着一名被强暴后其状惨不忍睹的28岁的年轻女子。马蒂亚·雷耶斯说，他将“那女人”伤得极重极致命，他确信她一定活不了。于是，这位长着一头鬈发的17岁少年踏着平静的步子，消失在夜幕中……
几乎就在伊莉莎白打给特丽莎那通电话的同时，曼哈顿地区检察长办公室向社会各界公开了马蒂亚的自首。一时间，有关部门接到了各方人士的纷纷质疑：为什么13年前，警方和公诉方如此匆忙地赶着结案？他们为什么没有试图去查找这两起“近在咫尺”的案子之间可能的联系？根据警方记录，4月17日在中央公园遭强奸的受害人对整个事件记忆清晰，完全可以向警方提供更多的线索。更重要的是，“璐尔黛·戈沙兹命案”专案组比较了马蒂亚和他承认的四桩强奸案的DNA样品，为什么就没想到多走一步，比较一下马蒂亚和“中央公园强奸案”的DNA样品？
2002年，迈可·希翰已经离开司法系统，到纽约福克斯的电视五台做了记者。对于上述问题，迈可解释说，他和专案组的其他成员当时认为，两案在作案手法上不尽一致。譬如，4月17日案发生在白天，而且，马蒂亚一贯独行单干，从不参与团伙犯罪。至于DNA试验，20世纪90年代初尚未建立“DNA数据库”，如果逐一对样品进行比较，工作量过于巨大。还有，当时警方人手奇缺，人人超负荷运转，等等等等。迈可反问记者：“你难道真的相信我们——有20余年经验的侦探们，有老婆孩子的‘家庭型男人（Family Men）’们，会置自己的声名形象于不顾，去陷害几个十几岁的孩子？”
迈可·希翰还算是态度好的。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批评与指责，当年参与办案的其他警探们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他们争辩说，即使马蒂亚是本案的主犯，也不能排除卡雷等在马蒂亚之后又强奸了特丽莎的可能性。再说，那帮当时的半大孩子们还犯下了不止一起“故意伤害罪”，理应受到惩罚。
2002年8月12日，在狱中蒙冤13年后，年近30的卡雷·崴斯终于重获自由。同月，原“中央公园强奸案”中五名不曾承认“有罪”的被告分别通过其律师向有关部门提交了各自的动议，要求警方和公诉方撤除对他们的相关判决，并将他们的名字从“性侵犯罪犯”的名册上注销。
10月21日，在对“中央公园强奸案”重新立案调查九个月后，纽约州最高法院查尔斯·特亚达法官批准了曼哈顿地区检察长办公室的请求，同意将调查的时限延长30天。但很快有消息传出说，查是已经查清楚了，检察官们作难的是该如何“下结论”。具体地讲，是撤销全部判决，还是只撤销其中关于“强奸”和“谋杀未遂”的部分。
最后，据说是地区检察长罗伯特·摩根萨力排众议，在他向最高法院呈送的长达58页的有关动议中提出矫枉过正，彻底平反。2002年12月中旬，特亚达法官宣布，撤销对“中央公园强奸案”五名被告的所有判决，包括他们在同一案子中被指控的“骚扰、抢劫、故意伤害、聚众滋事”等等。
对于最高法院的这一决定，一些法学界人士仍然认为“并不意味着他们（指五名被告）没有到过现场，或没有参与作案，只是意味着‘无法证明’，就相当于陪审团的‘无罪’裁决”。
在关于本案的另一动议中，检察长表示不打算对“中央公园强奸案”进行复审，因为马蒂亚·雷耶斯已经被处最高刑罚。
2003年，特丽莎·梅黎的自传出版。书名一目了然——《我是“中央公园跑步者”》。
同年12月8日，原被告中的安特隆、凯文、莱蒙德等三人正式向纽约市政府、纽约市警署及曼哈顿地区检察长办公室提起诉讼，指控三机构“非法逮捕、非法监禁、错误裁决及非法判刑”，要求赔偿损失每人5000万美元。三人的律师乔纳森·莫尔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在长达10年的冤狱之灾中，他的“委托人们受到了永久性的伤害……他们丧失了人身自由和娶妻上学就业等机会，他们的人格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侮辱……”
不过，这件以索赔为目的的案子从此便没了下文，估计与曾经名噪一时的“玛丽莲·谢普德命案”一样，众被告虽然“无罪”，却不一定“无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