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被告方犯了两个策略上的错误，他们没有传罗斯科·亚博克尔出庭，也没有让首席辩护律师卡文·麦克钠担纲总结性发言。为此，卡文后来在报纸上花了很长的篇幅作解释：“罗斯科已经作过证，证词都一字不落地印在了报纸上，所以我们以为，他没有必要重复已经说过的话。我们也不想再逐条追问他在派对上的所作所为，以及他处理‘弗吉妮雅事件’的每一个细节。我们以为，关于罗斯科·亚博克尔，大家知道的已经足够了。应该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弗吉妮雅·拉培。”
2月2日，陪审团同样经过了两天的审议，同样送回了“悬置未决”或“无法裁决”的结果。只不过与上次相比，陪审员们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投票结果10比2，侧重于“有罪”。
在第二次庭审和第三次庭审之间的短短一个月里，好莱坞出了两桩事，而且都出在派拉蒙电影公司。虽然这两桩事本身与罗斯科·亚博克尔没有直接的关系，却影响到了他的后半生，也可以说，他的一生。
2月2日，二审结束的同一天，派拉蒙导演威廉·戴斯蒙·泰勒在家中被人谋杀。警方不单将若干派拉蒙的导演演员等列上嫌疑人名单，而且在调查中查出了同性恋、三角恋爱、毒品走私等等“典型的好莱坞滥污”。
3月初，就在本案三审开庭的同时，派拉蒙影星瓦拉司·瑞德被有关当局强行送进了戒毒所。在当时，医学界对戒毒的研究尚不完善，工作人员尚不懂得循序渐进。瓦拉司被突然禁掉所有毒品，几近发疯，于一年后死亡。
好莱坞遭受到了来自舆论和公众的巨大压力。美国“电影制片及发行协会”（Motion Picture Producers and Distributors Association，缩写MPPDA）主席韦尔·亨斯不得不出面表态，许诺将采取有效措施整肃电影界。
1922年3月6日，“弗吉妮雅·拉培命案”第三审开庭。这一次，筛选陪审员的时间更长，整整七天。
由于有了上回的教训，被告方小组全力以赴，不敢忽略任何一个细节。罗斯科也不再“君子风度”，同意律师们将弗吉妮雅·拉培的无论什么隐私都统统昭示法庭：她年轻时的数次堕胎，被她遗弃的私生子，还有她的种种性病记录等。尽管这些“被抖落出的阴暗和邪恶”令法庭中的不少妇女愕然、骇然、甚至昏厥，卡文·麦克钠总算如愿以偿，达到了他的目的。
差不多同时，罗斯科在“圣弗朗西斯派对”上的几个朋友（至少六人）又拼凑出了关于本案的又一套理论。
一些客人还记得，弗吉妮雅曾在派对上带领众人踢腿，比赛谁踢得高。罗斯科也跑过去凑趣儿，但没踢两下，左大腿的烧伤处就牵扯得难受，于是到旁边的沙发坐下休息。
弗吉妮雅看在眼里，她大约是想起了好莱坞的人都知道，“胖子”罗斯科最怕人呵痒痒，就偏要跑过去膈肢他。果然，罗斯科左避右闪，上推下挡，其间难免拳打脚踢，胳膊腿并用，不慎碰到了弗吉妮雅的腹部。有客人看见弗吉妮雅当即捧着肚子蹲下去。罗斯科因为正在对付一轰而上的其他女人们，没有注意到弗吉妮雅可能受伤。那以后不久，弗吉妮雅就进了1221号房间，后来又去了1219。
罗斯科的朋友们推理道，倘若真有人听见弗吉妮雅说“是罗斯科把我弄成这样的”，或者说罗斯科“他把我弄疼了”，指的就是这件事也未可知。
遗憾的是，卡文·麦克钠听到这番议论已经是开庭以后，已经无法腾出手去调查核实，备案取证，当然也来不及提交陪审团考虑。
第三次庭审非常简略。公诉方传唤了六名证人（若伊·普瑞文已离开美国），被告方让罗斯科·亚博克尔再次为自己出庭。4月12日，陪审团离庭审议。
审议只花了五分钟——12票“无罪”。
在送回裁决的同时，陪审员们还向那位被无端指控的喜剧大师送回了一份歉意：
仅有“无罪”的裁决对罗斯科·亚博克尔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认为，他受到了极为不公正的待遇。我们还认为，我们有责任向法庭表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桩所谓的“案子”中存在有犯罪活动。
在本次庭审的自始至终，他表现得非常合作。他在证人席上的证词合情合理，令人信服。
发生在饭店房间里的只是一起不幸的事故。根据双方提交法庭的证据，我们认为，亚博克尔不应该对此次事故负责。
我们衷心祝愿他在事业上继续成功。我们也衷心希望美国人民接受我们——14位男女公民经过31天听证后做出的裁决：对于起诉书上的所有指控，罗斯科·亚博克尔无罪。
“14位男女公民”中也包括了两名候补陪审员。
敏达·杜尔菲和罗斯科·亚博克尔在旧金山再度分手，各奔东西——敏达回东边的纽约，罗斯科留在西海岸的洛杉矶。
然而，在好莱坞等待着罗斯科的除了自由，还有债务，还有两张法庭的传票，还有一纸禁令。
前后三次庭审共花去罗斯科75万多美元，迫使他不得不将亚当斯西路的豪宅抵押借贷，还在朋友们那里欠下若干。
第一张传票是因为他违反了“禁酒令”。不过，洛杉矶的法院或许是觉得这位大明星已经吃过了太多的苦头，罗斯科只到法庭上走了一遭，缴纳850美元罚金就算结案。
第二张是因为罗斯科拖欠1921年度税款共计10余万美元，被税务局告到了联邦法庭。美国的惯例是，每年4月15日之前，公民们必须交齐前一年的所有税款。罗斯科于1921年9月被捕，庭审一直持续到4月12日，而且打官司耗尽了全部家产。4月15日一过，税务局就追来了。
禁令颁布于1922年4月18日，签署者为美国“电影制片及发行协会”，即MPPDA主席韦尔·亨斯。所谓“禁令”是好莱坞人的叫法，官面上的文字应该是“协议”。
协议中说，经与科米克电影公司总裁约瑟夫·辛克的全权代表尼可拉斯·辛克以及派拉蒙电影公司老板杰瑟·拉斯基和总裁阿道夫·朱克尔的长时间协商，应MPPDA的要求，上述两公司同意禁演有罗斯科·亚博克尔参与摄制的全部影片，并取消已经签署的所有相关发行合同。
禁令中只提到了科米克和派拉蒙公司，因为这两家拥有罗斯科的最新影片和最大量影片。事实上，禁令一发，罗斯科在好莱坞12年拍摄的所有片子被尽数打入冷宫，罗斯科本人也被禁止参与任何演艺活动。
直到1991年，作家安迪·艾德蒙还在《诬陷》一书中称该禁令为“美国电影史上影响最大的协议”。由此，罗斯科·亚博克尔也再创“第一”——他成了好莱坞第一个被列入“官方黑名单”的影星。
约瑟夫·辛克预感到风雨欲来，他塞给罗斯科一大笔钱，让他到欧亚大陆旅游观光，暂避风头。
在圈外人看来，MPPDA是要拿罗斯科杀一儆百，也给对好莱坞的“道德沦落”愤愤然的广大民众一个交代。撇开罗斯科是不是真的将弗吉妮雅·拉培强奸致死不论，“圣弗朗西斯派对”因涉嫌黑酒、毒品、男女纵情，两性嬉戏等等，本身就具有极强的丑闻色彩。
业内人却另有一番担心。MPPDA拿罗斯科起了头，接下来是不是就该向整个好莱坞开刀？
很快，由罗斯科的前妻敏达·杜尔菲在纽约牵头，娱乐界人士纷纷呈辞有关部门，要求解除对罗斯科的禁令。上书的人们不久便发现，为罗斯科“开禁”的真正阻力不是来自韦尔·亨斯，也不是来自MPPDA，而是来自派拉蒙电影公司总裁阿道夫·朱克尔。
在派拉蒙内部，阿道夫和罗斯科面合心不合已经不是秘密。一个是处处试图弄权的总裁，一个是不甘受制于人的明星，两人之间常有公开或不公开的抵触或对抗发生，譬如本文一开头提到的总裁要求明星参加“派拉蒙电影周”首映式被拒绝一事。支持总裁的人说，罗斯科“功高盖主”，长此以往必生不臣之心，为患之嫌。崇拜明星的人说，“派拉蒙可以请到100个阿道夫·朱克尔，但世界上只有一个罗斯科·亚博克尔”。
一句话，阿道夫排挤罗斯科之心由来已久，路人皆知。一些人由此联想到劳动节期间，和罗斯科一起北上旧金山的弗莱德·费希巴赫，以及人们对他在“弗吉妮雅·拉培命案”前后的种种怀疑。在派拉蒙，弗莱德虽然只算得三流导演，却擅长溜须拍马，对上司言听计从。
据敏达·杜尔菲说，罗斯科曾在私下里告诉过她，他和弗莱德、洛维尔三人实际上是9月4日，星期天下午，在旧金山市中心的马克蒂街兜风时偶遇弗吉妮雅一行。当时，弗莱德喊着弗吉妮雅的名字，一面要罗斯科停车。罗斯科没有停，说那两女人总是惹是生非，人人避之惟恐不及，何苦招惹他们？但弗莱德还是嚷嚷着邀请他们第二天到圣弗朗西斯开派对。
星期一中午派对刚开始，弗莱德接到一个电话就出去了。很快，弗莱德打电话回饭店，说他在半道上碰见弗吉妮雅一行，准备这就带他们过来。罗斯科冲着话筒大叫“No！”又说弗吉妮雅在旧金山声名狼藉，饭店要是知道她来过，恐怕不雅。弗莱德说他已经邀请了他们，无法反悔。罗斯科说那好，你就“让他们只呆一会儿，赶紧带走”。
15分钟后，弗吉妮雅等三人敲门时，弗莱德却没跟他们在一起。奥尔说弗莱德“看海豹去了”，大约一小时回来。
就罗斯科形容的“一眨眼工夫”，又有人敲门。一个黑酒贩子捧着一箱子威士忌、杜松子酒、黑麦酒等等，说是弗莱德订的货。门外的地上还放了一台维特洛拉留声机，罗斯科问“这又是谁订的？”弗吉妮雅笑嘻嘻地说她订的。罗斯科后来在结账时才知道，留声机也是弗莱德向饭店租来的。
罗斯科不想在法庭上“难为”弗莱德，所以一直没有将这些事揭穿。而且，尽管当时有不少人感觉弗莱德“言行怪异”，却又着实想象不出他和罗斯科无怨无仇，为什么要这样做。
又是罗斯科的朋友们拼凑出一套理论：闻听罗斯科·亚博克尔将在圣弗朗西斯饭店通宵派对，阿道夫·朱克尔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本来只是让弗莱德·费希巴赫跟着去，设法往派对上送进几箱黑酒，再弄进几个形骸放浪的女人，拍下罗斯科的照片，留待今后作为对付他的“秘密武器”。只是万没料到，弗莱德鬼差神使，弄进的竟是一个“经不起折腾”的弗吉妮雅·拉培。
也正是由于闹出了人命，这一事件的“内幕”便可能成为永远的秘密。
综而观之，促成这场悲剧的可能原因除了玛蒂·黛尔蒙的报复，摩尔维·卢姆文博士的隐瞒，还有弗莱德·费希巴赫的安排。在这三者之中，唯有弗莱德的行为带有明显的“预谋”性质，也唯有玛蒂才会对罗斯科心怀不轨，一定要捅到警察那里去。
由此，好莱坞认定了阿道夫·朱克尔是挟嫌以报私仇，借“整肃”排除异己。为了救下罗斯科·亚博克尔，也为了保全他们自己，罗斯科的朋友们以攻为守，加紧向有关部门“请愿”，要求裁撤禁令。
有记者半开玩笑说，请愿者中的不少人是罗斯科的朋友，也是罗斯科的债主。对于这些人，罗斯科被“禁演”可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因为罗斯科不挣钱，他们就讨不回债务。
其实，罗斯科还有一位更大的债主。根据洛杉矶地区联邦法庭的判决，罗斯科今后若有所得，必先尽数偿付税务局的“国债”。同理，罗斯科不挣钱，税务局也追不回他们的账。
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1922年12月20日，MPPDA主席韦尔·亨斯颁发了关于罗斯科·亚博克尔的第二份协议，同意对他部分解禁——“允许工作”。协议中专门提到，一、罗斯科以往的作品仍在“被禁之列”，二、罗斯科不得从事“摄像机前”的工作，即，不能上镜头，或上银幕。
以后的几年，罗斯科用化名“威廉·B·顾瑞奇”导演过一些片子，比如1927年出品的《特邮专递》和1931年的《温迪·瑞利漫游好莱坞》等，虽然没有一蹶不振，却难似从前般快意人生了。
1925年，罗斯科与女演员多丽·狄恩结婚，三年后离婚。
一转眼，本案过去九年，好莱坞的人们好像已经忘记了弗吉妮雅·拉培，忘记了“圣弗朗西斯派对”，也忘记了对罗斯科·亚博克尔的禁令。1930年，新改组的华纳与韦特风电影公司试探着请“威廉·B·顾瑞奇”，即罗斯科·亚博克尔，出演了一部双本喜剧短片《嗡嗡作响》，居然没有招来非议。
1932年2月，华纳兄弟（Warner Brothers）电影公司，即原来的华纳与韦特风电影公司总裁杰克·华纳亲自打电话给罗斯科，请他再次出山，和时年12岁的童星比尔·赫叶斯联合主演六部系列喜剧短片，而且说明将在“演员表”中打出他的本名——“罗斯科·亚博克尔”。华纳兄弟还许诺说，如若效果不错，公司将与罗斯科续签合同，聘他担纲“大片”主演。
尽管只是双本短片，但对于罗斯科·亚博克尔，这却是他从1921年的劳动节开始，企盼了足足十年，等待了足足十年的“回归”。
是的，足足十年。罗斯科是幸运的，三审陪审团的“无罪”裁决为他免除了十年监禁。罗斯科又是不幸的，一纸禁令便将他的艺术生命缩短了十年。
在接受一份电影杂志的采访时，罗斯科告诉记者：“这才是我的家，你知道，我指的是银幕。”
同年6月，罗斯科娶了他的第三任妻子雅迪·麦克菲尔。
正好一年后的1933年6月28日，系列短片中的第五部《生面团》在华纳公司纽约摄影棚杀青，最后一部《托马里奥》的制作也接近尾声。同一天，华纳公司与罗斯科·亚博克尔正式签订了拍摄“大片”的合同。亚博克尔夫妇异常兴奋，请了几位朋友于当晚在纽约一家餐厅晚宴，庆祝新合同及他们的结婚周年。
雅迪·麦克菲尔对那天晚上的记忆特别清楚：
……众人兴致勃勃。晚饭后，我和比利·拉·赫夫玩十五子游戏，罗斯科跟其他人聊天开玩笑，他整个晚上都非常愉快。
我记得，回到我们下塌的酒店后，他还在讲着晚饭时的事，不时哈哈大笑。他在电梯里一直笑到楼上，回到房间上了床还乐个不停。我去卫生间里盥洗，出来跟他说话，他没有回答。他看上去十分安详，就仿佛睡着了。
然后，我意识到，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就这样，46岁的“胖子”罗斯科·康林·亚博克尔平静地结束了他不平静的人生之旅，时间是1933年6月29日凌晨2点15分。
医生们说，罗斯科死于心脏病发作。但朋友们说，早在十多年前，罗斯科的心就已经死了。
如今，由罗斯科出演和执导的200余部影片多已失散，保留下来的寥寥数部亦很难有机会重上银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