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大的攀钢，才能产生博大的攀钢版画。我忘却了胖太阳，我只看到攀枝花。“攀枝花是植物是树是花是城市是钢铁也是艺术。”我丈夫在画展留言簿上挥笔。
家电病历卡
我面前端坐着一尊菩萨。
我离开攀枝花到成都采访时，不期遇到了赵忠玉的妻子邹豫征。我想起以前见过的一尊尊观世音的塑像，那五官好似照着邹豫征塑下来的。
当赵忠玉的部下可以充分发展个性，当赵忠玉的妻子则要善其身，洗其心，慈悲为怀，历练修行。午夜后赵忠玉回得家来洗完澡进屋，邹豫征问：“热水器关了没有？”赵忠玉说：“忘了关了没有。”邹豫征走去一看，说：“果然又没有关。”赵忠玉说他今天思想太累了。邹豫征知道他人回了家，神不会同步回家。只好天天等到凌晨他回家，等到给关好煤气热水器，方敢入睡。
只有晚饭后，赵忠玉才可能在家看电视新闻，尤其是攀钢电视台的新闻。有时他往沙发上一靠就睡着了。是真睡着还是闭闭眼呢？或许他还听着呢？还是别换台了。邹豫征慈悲为怀地看着累得不行的赵忠玉，陪他这么坐着，坐着。
邹豫征住院了。赵忠玉去看她。怎么样？好一些吧？好一些了。没什么事吧？没什么事。没什么事我就去看看别的病人。赵忠玉看公司的病号，看了很长时间。终于回到妻身边。没什么事吧？没事。没事我得走了。
赵忠玉到底是来看她还是借着看她而来看望病号们？她毕竟不是泥头泥脑的菩萨，心里不免黯然。然后又着急，他这样别累垮了。劝他吧，他会讲：这担子压在你身上你也得这么干。说起来，还要他怎么样呢？她煮面条，他说好吃好吃。她煮稀饭，他说他一见稀饭就没命。她菜炒咸了，他说咸了下饭。她菜炒淡了，他说淡了可以多吃。孩子稍一挑剔饭菜，他立即说：你们不动手就不要挑剔。
我想起赵忠玉说的：“我是妻子领导下的丈夫负责制。栗素娟则是丈夫领导下的妻子负责制。”
栗素娟说，她丈夫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她和她丈夫，同岁。同年同月生。1976年以前同是车间团支书，又同是老三届初中毕业生。后来都有了读书的机会。丈夫说人活一辈子要干点事，但孩子不能没人照顾。我们两人合做一件事不好，还是你一人上学吧。我读函授，可以不离开家。这以后他又叫她去东北工学院读管理工程学。从1984年到1986年。不，她说什么也不再离家读书。她欠他太多。让她当一个贤妻吧。他睡了她半夜工作。她整整一夜没睡。她1986年从东北毕业回来，1987年开始在攀钢的附属企业公司一人管七摊：劳务大队、计划生育办公室、家电服务部等。譬如文体楼的服务人员就是她那三千五百七十人的劳务大队派出的。附属企业公司一万三千人，文化层次偏低而生育能力很强，现代观念略少而育龄妇女太多。达九千七百零五名。然而晚婚率几近百分之百。那么她要做多少工作。说多少话？
她穿着亚麻色衬衫和黑旗袍裙。两道深黑的秀眉，一个端直的鼻梁。一头浓重的黑发乌云般地堆在她那俊俏的瓜子脸上。三十八岁的她，什么都精神，就是声音不精神。讲话过多，也得了咽炎。我请她陪我去家用电器服务部看看。并不算大的店堂里，电视机、冷风机、录音机、无线电、电扇、冰箱等，从电子管到集成电路到遥控，从老掉牙的到最现代的，从西欧到东洋，全是“几代同堂”。譬如电视，这十年里，光是从日本进来的就几代了。我国的电视在十年里好似跨越了几十年。这个小小家电服务部如同是十年改革巨变的陈列馆。
服务部的工作人员都跟着潮流走：只有学到老了。他们说。店堂里边是一间不算小的教室。安徽大学家电专业1988年分来的大学生在这里一边工作一边当教师。每周讲六节课。公司规定攀钢职工的家电一律免费维修，只收材料费。家电有病需上服务部“住院”，服务部抬起双门冰箱上坡、下坡，车接车送。家电有小病，服务部“送医上门”。攀钢每户都有编上号的家电维修证，写上姓名、住址、单位、编号等。如同家电病历卡，又如户口登记。服务部还有相应的“攀钢家电服务部接件电话记录”。上有顾客姓名、故障、原因、预约时间、处理情况、接电话人签名等。公司从去年开始又要求为职工定期清除电视机的灰尘。去年清除了六千六百六十七台。每年要清除七千台。谁让赵忠玉1984年就要生活服务公司为职工一下代购了二万零五百台电视呢。
在我看来，家电有毛病，一个电话就有人上门服务，简直不能想象有这等美事。何况为十几万职工、家属服务的家电服务部一共才六十人，其中还安置了部分有残疾的青年。然而用户还是常有意见。攀钢人对免费上门服务等都已习以为常，认为自己的事就是攀钢的事，所以都是应该的。电源拔不下，一个电话打到服务部叫人来拔。修好的冰箱送去了，用户又说这不是他家的，硬说是服务部给掉了包。一旦服务部人手倒不开，上门不够及时，可能就要行使民主权利，告到《攀枝花报》。当然服务部也不可能绝无疏漏。重要的是人家是把你当自家人才有话就说，有气就发。干吗不让人怎么想就怎么说呢？难得这种上上下下一家人的无间的气氛。总之栗素娟一进报社，报社就说：你又来了？栗素娟哑着嗓子一笑：我又被告了。
我想上栗素娟家里去一下。她说没什么可看的，结婚时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果然，五斗柜、书柜等还都是婚前丈夫自己做的。冷风机、热水器等，是攀钢给每户发的。书桌抽屉里，有一笔购买洗衣机的钱，已经放了一年半，就是没有时间买。我说你们这里购物很方便的。她说起码人得去啊。
越是节假日她越得顶在文体楼。清早起，午夜归。她说文体楼常有外地人来。如果服务出现一点纰漏，这纰漏就永远伴随文体楼留在人家印象里。服务工作具有广泛性、随机性和不可弥补性。她的工作是不能用产品数据来计量的。她在创造情绪、气氛和精神。她这个哑嗓子还要早早晚晚地说话。她说赵忠玉对她说过，学讲话就如学跳舞，一要脸皮厚敢下场，二要不怕踩脚。但她生性是个文静、内向、不爱交往、很想好好爱自己的丈夫和儿子的女性。儿子生日那天，儿子自己提着月饼上舅舅家去过了。儿子泪汪汪地对她二姨诉说。说到这，栗素娟泪汪汪的。
残缺迪斯科
周福和说，找赵忠玉汇报工作，常常一个个接着，每人若干分钟，都站着。他站着，赵忠玉也站着。好像随时准备蹦起来就走似的。
听说赵忠玉又要赶去北京开会了。去北京先得到成都。攀枝花到成都的火车来回三十二个小时。记得一次他去成都开一天会，前后只用了四十个小时。一次去太原开一天会，从攀枝花到成都到北京到太原，四个晚上全在火车上睡，这样，来回只用了四天。如同接力赛。他多次夜间九点三十分飞抵成都机场，驱车直奔成都火车站，踏上晚十点八分开往攀枝花的列车。一分钟后火车就启动了。常有这种惊险表演似的镜头。客运段段长感动之余说：火车等你来了才开。这次去北京，得先到成都换乘飞机。赵忠玉一算时间，若直奔成都，火车与飞机不能“接力”，就会在成都耽搁半天。不如中途在眉山站下车，去某厂学习企业管理。晚上九点再坐上三小时车于午夜到成都，约一外商于零点到凌晨两点谈判。清晨五点起床，正好去坐早上七点半飞往北京的飞机。
周福和，长脸，长鼻，单眼皮，大鼻孔，皮肤黑，“牙口”好，真正虎虎有生气的高头大马一般。
栗素娟就是周福和为经理的附属企业公司的七个副经理之一。攀钢有多大，周福和经营的集体企业就有多宽。每年安置一千二百名待业人员，都是招生、招工招不去的，文化偏低或身有残疾的。没有可能择优录取。对于安置对象只知道一个名字，也就是一个代号。不过企业公司每年拿出五十万元把代号们送往大中专委托培训。
我走进一所代号们创造着价值的民政福利厂。正在开会。坐那儿看着蛮好的。据说上、下班时一个个颠的、跛的、扭的，像一队长长的残缺迪斯科。近门口坐着一个红衣姑娘，甜甜的，冲我笑，冲我拍无声的手。这样天性开朗的姑娘为什么又聋又哑？我面前坐着一个叫罗丹的英俊青年，可惜左手拄拐，右手拄棍。他学了三年多函授法律了。每天下班后苦读到凌晨。他身边一个叫冯树明的青年，自学了日语、英语、世界语，大眼睛里充满了笑容。他一定觉得生活没有亏待他，虽然他的脚有残疾。攀钢举行四千米长跑比赛，他去了。自然跑在最后，但是观众向他抛来那么多的掌声，那是冠军也得不到的。祝贺你，冯树明！
周福和说：赵忠玉给我尚方宝剑。我依靠攀钢，服务攀钢。周福和原先做过三年政工干部，知道要耐心做工作，所以大家说他脾气好。如今当这个集体企业公司的经理，投资、安全、质量、承包，每一项决策拍板时都有风险，有责任。他是大法人，下属各企业是小法人。小法人稍有差错，大法人心急如焚。“松动一点，后患无穷。不逼，不压，工作上不去。不得罪人，做不到。都说我霸道一点。”他大笑起来，像高头大马仰天长啸。
原先他把自己的天性压抑了起来，如今他把“马性”释放了出来。其实他是更像他了。
他的白衬衫口袋上，两块大大的钢笔墨水迹。妻说你把家当旅馆。他说我是交了旅馆费的。妻子要上班又忙家务，而攀钢出门就是坡，也许太劳累了，去年一脚踩空滚下十几级台阶。脑震荡，脑内骨折，缝了七针。脑颅底出血，抢救半年。周福和如何放得下他那企业公司的一万三千人？他出钱请人帮忙为妻安排一日三餐。然而他母亲又得了病毒性心肌炎，只好把母亲送到他弟弟家养病。然后他那在武汉读大学的儿子得了胸膜炎，生命垂危，病刚好的妻请了假去护理儿子，偏还有人告状。妻儿母亲他都可以由旁人代他尽责。独独第四个人生病后，他不能不亲自去照看了。那是他还未过门的儿子的未婚妻。医院一再抢救后给她装了体外心脏起搏器。随时有生命危险。我离开攀钢到成都时，正好与他同住一楼。我说你什么时候离开攀钢的？他说昨晚。昨天下午四点五十五分他去医院看未过门的儿媳。儿媳见他要去成都，哭得好伤心。他五点二十分不能不离开她了。到家用十分钟收拾行李。他来成都参加省经济工作会。正说着，服务员喊他接长途。攀钢医院打来的。我急问怎么样了。“医生说，孩子必须装永久性起搏器了。可是孩子才二十二岁啊！”
四十八岁的周福和像一匹老马似的垂下了头。
我无力地说：你要保重啊。
周福和又像虎虎有生气的高头大马般嘶叫着：“我们这种人，命长着呢！”
孔雀西南飞
原先只有七户人家的攀枝花，在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初，才进来第一批开发者。当时住的席棚子人称革命大工棚。夜里轮流值班，警惕狼的袭击。有人外出，要紧的是捎点盐来。苦则苦点，大大小小的向往总是有的。譬如：什么时候能把攀枝花建设成四川农村那样就好了。譬如：晚上看场露天电影。背上水壶，提上马扎、手电，爬上一两小时的山路，再往露天银幕跟前一坐，嗬，这份享受！
穷家破业过惯了的人，承受力大。包括对脏、对乱的承受力。赵忠玉出访日本时，洋人分不出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赵忠玉自己想想，中国人、日本人都是人，为什么中国的广大百姓不能生活得这么干净、卫生、舒适？为什么我们地上有痰，路上淌水？为什么攀钢人这么卖命工作，就不该住好些、吃好些、生活得好些？各厂矿单位，钟要准，灯要亮，地要干净！钟不准比没有钟更讨厌。灯不亮不如把灯掐了。
我跑过攀钢的电修厂。长长的围墙上铺满了三叶梅，真正的一溜花墙。我不由走进厂内，两旁的白玉兰、月季花夹道欢迎。据说1985年时院里还鸡鸭猪狗烂泥塘似的。如今喷水池好像故意要引起我的注意似的，不断往我身上喷洒着沁人的水滴。更有曲折的回廊、废铁焊成的葡萄架。砌着花色瓷砖的公厕有专人每天洒香水，每天放三次手纸。我特意入厕闻香。哦，感觉很好。工人都爱上班前、下班后在花圃、喷泉、回廊处小憩。再不忍心往这么美丽洁净的地上扔烟头什么的。工人舒心，生产增长，事故减少。
真好！我对电修厂的谢副厂长说。
“其实也花不了几个钱。”谢副厂长说。
一切关于烈火、钢花的对钢铁工人的礼赞，都不如在炼钢炉旁干上一天实在。暑天的炉前工，如同在烤箱里干活。每人每天要蒸发近三十斤汗水。炉火在他们脸上烙下了黑红粗糙的印记。我真觉得像这样的人，给他们多少享受都不为过。
攀钢有一万八千名单身工人，其中一万五千人是老单身。来时是农村小伙子，婚后妻子在农村。一年回乡探亲一个半月，大家安排在农忙季节回家割麦、种稻、犁地。赵忠玉说，大家都是人。他们一年的钱都用来探亲了，还要在家乡访友上贡，否则扔下爱人、孩子在家不放心。一定要把单身宿舍搞好。
攀钢的单身宿舍有五十六幢。我走进路过的一幢宿舍，叫木棉公寓，十四层。一楼有冷饮厅、供应盖碗茶的茶座。二楼是一个大平台，举办花展似的摆满了花盆。平台里面是一个大餐厅，有雅座。单身汉要招待朋友，要过生日，可预约订餐。冷食、小菜、点心，我看也看不过来。听说一元三角可吃一份丰富的点心：两只赖汤圆、两只豆沙包、一碗担担面、一碗银耳羹、四块糯米糍粑。我走进电梯即兴在三楼停下。攀钢的单身公寓都是旅馆化的。每人铺的、枕的、盖的和每人一把的折叠椅，都是公司发的。服务员拿着钥匙问我需要打开哪间房看。我看317房正开着门，几个工人在下棋。桌上摆着几种饮料：高橙、桑葚，还有白酒。枕边挂着镜框，里边满是妻儿在家乡的黑白照片。枕旁的相册里是妻儿来攀钢探亲时的彩照。夜夜守着照片睡，梦里到家几多回？我指着照片上的一个小伙子，问相册的主人：你儿子多大了？这位炼钢工人说：十八岁。完成了。
照片上的那位“完成了”的青年，又可以来攀钢干活了。这位快退休的老工人，他对儿子的抚育就完成了，他对攀钢的贡献，也快完成了。
完不成的，是对于我们的钢铁工人的关照。如何地关照也终究不会觉得“完成了”。攀钢对生活后勤集中统管。生活服务公司的经理张祖生，我见过一次。攀钢怎么这么多精彩和厚道相融、精细与气魄一体的人物。如果我是赵忠玉，我庆幸有这样一个张祖生；如果我是张祖生，我庆幸遇上了赵忠玉。张祖生讲及攀枝花市是大工业小农业。食品的自给能力很低，运输又紧，而职工超前消费的意识早已形成。生活服务公司在全国建立生活物资供应基地，利用地区、季节、价差给职工实惠。节前每个职工可买一份公司代购的鸡鸭鱼肉之类。后来想到职工各有所好，有人只想吃鱼，有人不爱吃肉。于是把鸡鸭鱼肉等分成ABCDE五组，由职工自选。攀钢十几万职工的家属，连不认字的老太太都知道ABCDE。普及英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