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中国人能以富人的形象出现在世界上？我住新加坡丽晶饭店，常有同住饭店的西方人东方人问我：你是日本人吧？我明明白白是货真价实的中国人吗。无非因为这是家五星级，很多日本人乃至日本中学生来旅游就住这儿。而我，是新加坡方面付款。
不过，如果是今天的三水婆，如果是广东三水的健力宝集团，或是顺德、东莞的大哥大一族，很可以自己付款住丽晶了。
不过，什么时候，更多的中国人去海外，不是打工赚钱往回寄，而是拿了钱出去投资？在五星级酒店，人家一看黄皮肤就问：你是中国人吧？不过，我们还有太多太多的事要做。譬如，多一些穿黑衣系红巾的三水婆的闯劲韧劲。譬如，中国民航的飞机里，一个空姐就是一道风景。
啊，三水婆！
写于20世紀80年代中
女皇运来郁金香
我觉得加拿大比起更像如，也就是说，加拿大这个译名很像加拿大这个国家欢迎各国移民的包容和大度。
据说当年荷兰女皇带着身孕逃难到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荷兰的传统是生女才能继承皇位，但必须是生在本国的。加拿大就立刻指定女皇住下的那一块土地归荷兰，插上荷兰国旗。后来，女皇在渥太华的荷兰生下一女。后来，荷兰女皇每年春天为渥太华为加拿大运来大批郁金香。
10点来钟我走向国会山。这里，参议院有104个席位，众议院有301个席位。国会开会时，先要将象征立法权威的权杖放在桌子上。议院开会时，议长坐在会议厅一端的高椅上，议员分坐两旁：执政党在右边，反对党在左边。
我一步步走近高耸的国会山的时候，一个问题越来越大地挡在我的眼前：我能进去吗？
门口有一些人正要进人国会山。一位女性显然是国会工作人员。我找到她，说我从中国来，可以让我进去参观国会吗？她和气得像一只大苹果。她说10点50分有个参观团我可以跟这个团进去。大苹果又关照里边的服务员，说10点50分的团里有位中国人，请准备一份中文说明书。
就这样走进国会山，就拿到了中文说明书。我，一个从中国来的外国人，就这样简简单单地开始参观加拿大国会。加拿大真是加拿大。还可以照相，还有小卖部。主要是有国会山标记的各种商品。国会兼营小卖部，并不降低什么，反而觉得国会的平易、亲和。
走向国会图书馆的时候，有人叮嘱图书馆内不能照相。我不明白为什么图书馆那么神秘。在一层层19世纪的拱形顶下，有一个显得那么小小的门。推开那扇小小的门，便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一不，天！这是什么地方？我好像走进了一幅名画，一幅辉煌的经典的油画。那阔大灿烂的三层楼的图书馆，好像歌剧院的三层包厢。一本本书像一个个贵族似的坐在一层层一格格包厢里，俯视着一个个走进来的本国人外国人。
不少图书馆工作人员在工作，没有一丝声音。当然，油画里的人怎么会发出声音？感觉中，这些人只是在白天会动，夜里一定被定身在这幅油画里。而名画，自然不能照相的。
电脑可以取代图书馆的库存，但是电脑永远不能取代图书馆的雍容美丽。
走出图书馆回头再看看那个小小的门。想起那个石门开的童话。好像只要在山前叫一声石门开，山洞就打开了，里边堆满了耀眼的珍宝。
离开国会山的时候，是中午12点。国会山的钟声响了。我以为，或许国会山上会旋转出一些跳舞的木偶。我浸在好听的音符里，盯着国会山看，没有。没有跳舞人。我只觉得我自己旋转过了，舞蹈过了，陶醉过了，荡漾过了。
母亲节和欧洲胜利日
开开！开开！两个杭州人走进花店。开开是杭州话看看的谐音。我也随之走进花店开开。店里一个男孩，捧着四大束刚刚包好的花。今天是5月8日，母亲节。我问男孩：人家都是给妈妈送一束花，你怎么买四束？
他笑：这四束花都是给妈的，亲妈、干妈、后妈，还有未来的丈母娘。
我大笑：什么什么？怎么会又有亲妈又有后妈？再一想，哦，父母离异，他随父亲，便有了后妈，但当然不会忘了亲妈。
男孩小个头娃娃脸，架一副故作老成的黑边眼镜，哈利波特似的可爱。也许他是魔术学校毕业的，一下变出四个妈。
我说有妈就有幸福，你有四个妈就有人家四倍的幸福。哈利，波特笑：对！尤其是没饭吃的时候，到哪个妈那里都有饭吃。还有，过年的时候，四个妈那里我来回跑！
旁边有人买花，包装纸也要韩国的皱纹纸。哈利，波特只用普通的包装纸：送给妈要实实在在的。否则妈一看花很高兴，再一想我花了很多钱，就心疼了。
妈心疼，做儿子的就会心疼。四个妈心疼起来，做儿子的疼得过来吗？
看着哈利，波特拥抱着四束花走出去，真正的是护花使者呢。不过这位护花使者护的不是情人，而是母亲，是世界上最应该呵护的人。
又有一位买花的中年女性，连花瓶一起买。我看她把一支支花插进那么大的玻璃花瓶，我说这怎么拿，好重呵！
她说：给妈送花要实惠，这样送过去，一去就可以摆上妈的桌子，省得她再临时去找花瓶了。
一位时尚女孩要花店给她在花束上打上最贵的大蝴蝶结。她打开一只窄长的漂亮钱包，亮出一厚沓人民币，又拿出一张信用卡在店主眼前一晃：哪束花最好买哪束，这是送妈妈呀！
我想起英国某文化团体在102个非常英语的国家对4万人作了调查，得出10个最喜悦的英语单词。排名第一的单词是：母亲。门口匆匆走进一女子，要花店给她母亲送花。几点送？花店问。第一时间送！她说，那口气好像军令如山倒。她说她已经晚了，应该今天一早就让妈妈看到她送的鲜花，让妈妈看着鲜花一天都高兴！
我看花店的一沓母亲节送花的预订单，差不多都别着一张写好的贺卡。祝健康，祝快乐。刚才进门就下军令的女子，在卡上写：祝妈妈快乐每一天！就是说，不仅仅母亲节快乐，还要快乐每一天！女儿想得真周到。怪不得人说女儿是妈妈的贴身小棉袄。
也有祝母亲越来越美丽。儿女眼里，母亲是最美好的；母亲眼里，儿女是最可爱的。记得在一个李肇星的记者招待会（还是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及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就是形象还不够理想（大意），李肇星说：我母亲不这么认为。没有比这更妙的回答了。带着爱看世界，世界更美丽更多彩。
我问一位正在买花的小伙子：你不在花束里放张卡吗？他愣愣地问：卡？什么卡？我说贺卡。他说：我还以为你让我在花里插张信用卡呢！现在老爸老妈都过得很好，我要是给他们信用卡他们一定会扔还给我。妈总是首先为我想的。
我看着店堂里一束束正在包装的康乃馨、百合花。都说爱情是永恒的主题，是写不尽说不完的。那么，母爱呢？难道母爱不是最感天动地的？那么对母亲的爱呢？难道对母亲的爱不是最地久天长的？
如同没有哪两段爱情是完全重样的，也没有哪两段对母亲的爱是重样的。
也没有哪两束花是重样的。
这一束，用绿的文竹配的牡丹，真像一位雅静、圣洁的母亲。这一束，白色满天星配着粉色康乃馨。花店员工一边包装，一边说：康乃聲，就是又健康又温馨。他的左耳戴着一只好看的大耳环。我问：那么母亲节送马蹄莲有什么讲头？大耳环说：大家都这么讲，就这么讲了。我说那么这种大叶子是什么意义？他说这就是一心一意。那么这牵牛花呢？他说这就是感谢母亲。为什么牵牛花就是感谢母亲？
他说：本来也没什么意思，讲的人多了，就有了意思了。好像鲁迅说的，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了。
我好像还有很多为什么，但他说他现在没时间和我解释。店堂里打开一张杭州地图，几个送花的小伙正看着地图找路线，好像一场鲜花大战。这三束一路送，卡片不要弄错！天目山路那束快点送！这几束要浇点水！这一条路四束花不要弄错！这束送干休所的，这张卡别上！这束花是送外婆的，也是干休所这条路上的。
母亲节，想到母亲的母亲了，这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爱，是衍生的，延伸的。店里预订的花束，也延伸到店门外两侧，各放着十来束花。我想起汽车展上的车模，这里好像鲜花模特，花模。人生要感激的很多，譬如母亲，譬如鲜花。这一天的鲜花都属于她母亲。
上了出租车。车里正在播放交通台的母亲节特别节目。主持人让听众用慈母手中线来对下联，看谁对得好。杭州和煦的风，正在把子女们的爱送给慈母。譬如那个有四个妈妈的男孩。
晚上打开这天的《每日商报》，头版报道杭州百货大楼外墙上，密密地贴上了祝福母亲的贺卡。右边百货大楼的广告上，在母亲节快乐的字样旁，醒目地写着：生活是感恩的。
5月8日，同时还是另一个全人类的生日。欧洲称5月8日这一天为胜利日一一二战欧洲战场胜利日。1945年的5月8日，欧洲有多少母亲，急盼着儿子归来。欧洲还有多少母亲再也盼不到儿子归来。光是在波兰，苏联红军牺牲了68万。68万悲痛的母亲呵！
在一个和平的吉祥的母亲节，真觉得对生活，对一切为和平付出的人们，充满了深深的感恩！
第二天，走过一家肯德基，门上贴着可爱的字样：妈妈最漂亮。附近一家玩具店里，一只穿着迷彩服戴着迷彩帽的毛毛熊，双手举着一块牌，上面写着：不要战争！
我的世界语
行动计划败露
我又开始策划一个行动。
我看看表：9点。若是在我北京家里，一到晚上9点，沉沉的夜幕早已把我和世界隔开了。我只能困守在家里，也只想蜷缩在家里。但日本松山市的夜9点，像一个穿着夜礼服的珠光宝气的美人，叫你不能不想多看她两眼。而且，愈是临近回国的日子，我的好奇癖和观察癖愈是发作了。不过，我不能再拖累同车的三位先生。等我们回到下榻的松山全日空饭店，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事务局次长佐藤纯子先生（日本对女士也可尊称先生）和事务局长辅佐横川健先生看着我乖乖地走进饭店，他们就可以安心地休息了。当然，我不能不和一起回来的邓刚打个招呼，告诉他我一个人再到旁边的街上走一走。我们这个五人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张光年和副团长从维熙，从学问到声誉到年龄，都是我等不可望其项背的。到他们这样的年龄自然不能像我这样疯跑。第三号种子邓刚是我们团里的年轻人。
我不同意你出去！邓刚大吼。
现在我是第三副团长！他又加上一句。大概是觉得情况紧迫，只好自封为第三副团长来加强他讲话的权威性。
第三副团长的吼声一下把我的行动计划败露了。
除了笑，我还能为佐藤做些什么呢。
佐藤先生和横川先生立刻帮我从炮击般的吼声中解救出来：时间还早，我们一起出去走走吧。
我觉得我被两股相向而行的感情冲击着一我终于战胜了凶猛的第三副团长，我出游的计划得逞了，这自然叫我高兴。不过，我看着佐藤和横川，又实在非常的不安！我们是前天傍晚坐船经濑户内海到达松山的。船在六七级的风浪中颠簸，这种颠簸对于我来说，是大海的摇篮，于是我睡着了；对于佐藤先生，则是大海的戏弄，事后我才知道她难受得无法支撑，连连唱了二十几支歌（而且是中国歌）才顶住了风浪的袭击。下船时风雨交加，一顶雨伞哪里挡得住满天雨？佐藤纯子又晕船又受了凉。可是昨天清晨一见面她就问：
你们睡得好吗？上午、下午、晚上照样陪着我们活动。今天又是一天了。你累吗？我一边走一边问她，这句话是真诚的，但又是亳无意义的。邓刚立刻揭穿我：你一边问人家累不累，一边又往前走，非要把人累死！
我歉疚地笑笑。除了笑，我还能为佐藤做些什么呢？
两个嬉皮士向我们走来。
横川健同时在接待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昨晚赶到松山，他在松山市长为我们设的餐食会上做翻译。他那一口中文使我觉得他简直就是中国人！今天拂晓4点，他就分别来按我和邓刚的门铃，唤醒我们去渔场。然后是参观菜场、美术馆、农村，直到刚才陪我们去池内先生家，直至现在我又要出去。其实我真觉得晚上街道全是霓虹灯，我一个人走走根本不会有事。可是事后邓刚告诉我，这晚他和横川走在前边，我和佐藤走在后面，中间拉开了一点距离。两个嬉皮士模样的人从他们身边擦过向我们走来。邓刚看见横川先生紧张地、但又不着痕迹地一下转过身来看着我们，生怕嬉皮士招惹我们。我一看他那样，邓刚说，我也做好了准备旦你们出事我拔腿就跑。这是邓刚式的语言。我于是明白佐藤先生、横川先生为什么一定要陪着我。我正在兴头上，完全没有注意到嬉皮士，而佐藤和横川为了保护我的这份兴致，为了使我尽兴，真是尽心、精心啊！
酒吧老板迎了出来
那晚我们走过一家酒吧，我很想进去看看，但我身上没有料（日本管钱叫料，需要花钱的事叫有料，不花钱的叫无料），所以只能希望打开门看一下。酒吧老板迎了出来，自然以为我们是顾客啰。佐藤对老板说我们是中国人。老板立刻把我们让了进去，送来四大杯加了冰块的酒。当然这是无料酒了。一个团体正在酒吧里举行聚会。他们腾出座位拉着我们坐下，而且拽着我的背包直说：你不要走，你不能走！一个日本姑娘亲切地走到我的跟前：我最希望去的国家就是中国！
我想起下午在松山农村时，一位可爱的农妇兴致勃勃地问我：昨晚你看了电视里日本和中国的女子排球赛了吗？我问她：中国女排赢了日本女排，你高兴吧？高兴！高兴！她连连点头来加重语气，漾出一脸笑纹。
我们从松山农村回市区后，就去松山南海广播电视台的池内先生家做客。池内先生一听说邓刚是大连人，立刻拿出两盘录像带放给邓刚看。一盘是1932年的大连，一盘是今日大连。因为，他是生在大连的。池内先生不知道拿出多少道的冷饮、点心、酒菜来款待我们。明明是穿裙子、单衣的季节，他还怕我们凉，特意开了暖气，融融暖气和一道道的冰淇淋，使我们在两小时里饱尝了日本人民的盛情。
跨越国界
又一天我们从街上夜游回到新大谷饭店后，我才知道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佐藤纯子总要看着我们回来才能放心地回家。我跑到她那儿说了一串感激的话。因为不知怎么表达心中的感激，还是因为在感动和激动的冲撞下派生了语言的灵感，我这一串话竟夹杂着刚学来的两句日语、大学时代的英语、小学时学过的几句俄语乃至我青少年时代一直讲的上海话。说完了我自己觉得太可笑。亏得佐藤纯子只感受着我的真情，顾不上注意我说了些什么。中日人民跨越国界的友情派生了我这种跨越国界的世界语。我们一起笑了起来，笑着迎接中日友谊新时代的到来。
正因为过去有那么一个不堪回首的时代，所以这个时代的人民就更加希望那样的时代永远不再出现，中国和日本已经结成73对友好城市。73对友好城市，佐藤、横川、池内……啊，友谊的网络，感情的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