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到了现在，哪里还分得出你我，哪里还分得出恩怨与欢喜。服务生们跑来跑去，有的送错了菜，把这个婚宴上的整只蹄送那边；客人也跑错了地方，来晚的那些，该坐在那边的，则落座到了这里。但哪里还管得了这些。越是乱，便越显得欣喜，越是乱，便越突出了热闹。
人活一世，还不就是赶着参加这场盛宴吗？
瞧，现在，就连早已上了年纪的小跑堂，也被不由自主地感染了。小跑堂一边跑东跑西地招呼宾客，一边则用激动得升高了半度的声音说：
“快入席，快入席，今天我为你们准备了一道好菜。”
“鸽子烧茉莉。”大家齐声说道。
很多事情看上去总是美的
在街上，每天都能看到许多高跟鞋。它们走来走去。兴高采烈。就这样看上去，高跟鞋总是一种兴高采烈的东西。这与它们的形状有关。细脚，弧形的弯度，无论黯然或者明亮，多少有些光泽。即便它们有时候显得有些孤单。它们真是有孤单的时候。特别是晚上，在路灯下面。以前有个故事，讲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女人，她的丈夫也是小资产阶级，后来这个女人闹起了革命。她瞒着丈夫，晚上偷偷摸摸出去贴革命传单。她穿上印花旗袍，化了妆。一切准备停当，最后穿上的就是一双高跟鞋。作为贤淑的小资产阶级家的女人，她平时是不穿高跟鞋的。她穿简洁的平跟鞋。但为了革命，为了掩护革命，她打扮成了一朵夜之花。瞧，高跟鞋改变了一切，改变了阶级，改变了事物的性质，当然，归根到底，还是能够归结到情感上来。因为这里面其实还存在着第三个男人——这第三个男人是革命党，而那女人恰恰又爱上了他。
很多人都认为，高跟鞋是富裕阶层的东西。这种看法其实是错误的。要清楚认识这个问题，首先必须确认一个前提：大多数女人都是物质的动物。她们所有看起来不着边际的东西，其实都有着最为现实的根基。她们是狡猾的，知道隐藏自己。她们天生知道，应该用如何的姿态在这现世里存生，既获得食物，又保护好皮毛；既取得利益，又最大限度地减少伤痛。但有些时候，她们还是感到了伤痛。它来自于更为强大的物质世界，那个地方法则强硬，臂力刚直，把自以为隐藏得很好的她们，打了个千疮百孔——这就是类似于高跟鞋这种女性用品登场的开始。以物质抵御物质，用最夸张的外表，粉饰最现实的心肠。
高跟鞋与经济真是没有关系的。最贫贱的女人都会拥有一两双看起来相当不错的高跟鞋。尖头的，小方头的，圆角的。颜色以黑色为主，也有女人喜欢艳色，并且反光。它们有可能是商场大拍卖时的产物，也可能一分一厘从伙仓中节省。但它们绝对可以充当门面。穿了高跟鞋打扮停当的女人，看起来都属于同一类型。这与她们真正归属的社会层面有着微妙的距离。她们愿意这样。心里窃笑，或者黯然神伤。也有偶尔可见端倪的时候，有些雨天，或者雪，街角不平整的石板路，沾了泥点的脏水溅到丝袜上来了。那种微微皱眉的神气，有些心疼，又不愿意全放在脸上。那张娇俏的穿了高跟鞋的脸。还有突然把鞋跟崴了，坐在路边鞋摊的小板凳上，等待围了围兜的鞋匠师傅，把鞋跟与鞋身重新接上。板凳油腻腻的，很多人坐过了，其中一半以上是为了把她们的鞋跟与鞋身合二为一——它们原先是不在一起的，怎么看怎么的不对头——但这样的事情不能多想。想了又能怎样。不想也罢。
如果事情再往前推个几十年，那个贴革命传单的小资产阶级女人，很可能就是走在上海这条叫做十宝街的路上。首先，这是由十宝街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十宝街位于上海的某个腹地。这就是说，它既不与南京路、霞飞路、外滩这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马路接壤，但也不是条太名不见经传的小巷，比如说广东路，荒凉、尴尬，让人想起灰色雨雾里的鸽。十宝街肯定不是那种一叫就响的街道，不像当年的外滩，与中方签订协议的英国领事巴福尔，在他向商人们陈述的理由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外滩，我们的舰队可以停泊，在这些军舰上，商人们可以看到，必要时可以感到我们不列颠的力量。”十宝街没这么重要，它甚至也不像霞飞路，是三十年代地球上最世界主义化的马路。十宝街没那样繁华，没那样齐备。走在十宝街上的人，心里想着的不仅仅是各种名牌的标志：香水、领带夹、内衣裤，家里卫生间最新式的洗漱用品……他们还没那样无聊。不是他们不愿意无聊，无聊也是一种资本啊。他们看上去倒都有些走神的意味。都是些还没有落定的人。心有不甘。那个贴传单的小资产阶级女人知道，只有走在十宝街上才是合适的。她知道凡是生物，腹地总是最软弱的。一击即溃。就像一个动了心的人。
就这样，她穿着高跟鞋上路了。她穿着高跟鞋上路时怀有一种奇怪而微妙的心态。这种心态正是确定她走向十宝街的第二个原因。
她心里爱着一个人。她怀有一种信念。她相信她手里那沓薄薄的纸片可以改变一些东西。这是非常重要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整个故事就缺少了往下延续的力量。它没法继续，必将夭折。她还怀有一种崇高的牺牲精神。为了信念，她甚至可以牺牲掉同样重要的东西。比如说，肉体。
以前人们讲述这个小资产阶级女人时是矫情的。一尘不染的革命者，挺起胸膛，目不斜视，阔步向前。她其实很柔软，像海底生物。内心世界隐秘甚至阴暗。她穿着高跟鞋走在路上时，其他的人从她身边走过去。拉黄包车的、暴发户、叛徒、良家妇女、外套油渍渍的外地工人。瞧，还有妓女——她能准确地从人群里认出她们来。她觉得她们是，她们就是。她看着她们走过去，心里说不上憎恶，或者可怜。她只是觉得她们不一样。她是怀有信念的，而她们不。她甚至突然觉得自己就是为了要解救她们的，至少部分的任务是这样。她得让她们知道，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虽然她自己都还无法讲得很清楚。但有时候，她定下神来，仔细地看她们，忽然又觉得她们美——并且，从外表上看起来，她和她们，实在没有太大的分别。
有一个瞬间，她甚至是困顿的。对于她这样一种出身的女人，又没有什么知识与理论的背景，认识一些宏大的事情，必须需要十分感性的理由。真凭实据。凭什么她就能从此岸到达了彼岸，脱胎换骨，实现历练的过程？
十宝街的灯光是昏暗的。十宝街所有明亮透彻的光源全都来自房屋的内部，这样的光源往往带来真相，而非光明。而这样的布局，刚好照射着一些从远处而来、内心复杂的女人，她们穿着高跟鞋，来到这个暧昧的场所。怀着各种各样的心愿。
要知道，十宝街位于城市的中间地带，这种地方很容易被人忽视，恰恰又最适合形成特色。
真正的故事往往就是这样开始的。
安弟的眼睛有点特别
安弟是个走在街上很难被人一眼认出的女孩子。这样的女孩子在上海太多了，简直多成了一种类型。白皮肤，细长身材，小鼻子小眼。无论形象的长与宽，还是嗓子的发声容量，都可以放在一个接近平面的容器里进行琢磨。只是眼梢，她的眼梢倒是有些特别，稍稍向上，有点妩媚与刁蛮兼而有之的意味。整个的脸因为这眼梢有了些灵性，但同时也多了些另外的东西，比如说：不安定。
安弟的出身也是平常的。父母都是工人，父亲在浦东的一家制药厂当药品检验工，回家时总是带来一种冷静肃然的气味。母亲是老城隍庙一家商店的售货员。安弟长得倒是像她母亲，特别是那对吊梢眼，总有那样一种冷眼旁观的意味。因为这眼睛，安弟有时也觉得自己不平常，怀疑祖上是否有些贵族的血统。她甚至还偷偷摸摸地去查了。结果让她很失望。父亲的祖父开过个小铺子，成分倒是改了，成了商人，但性质没有太大的变化。母亲的祖母好像有点来历，不是那样寻常的，不过安弟没敢再深究下去，因为察言观色下来，这来历竟是有些暧昧的，谁都不愿意再往深里说的。还有一件事情安弟有些不开心，现在安弟知道，自己的祖上其实是从宁波那里过来的。
原来自己不是根本意义上的上海人呀。这事实竟然比祖上没有贵族血统还深深地打击了安弟。虽然安弟知道上海本来就是个外来人的城市。虽然这样，但安弟还是感到了失落。
父母的希望倒是很实在。“上个大学吧，说不定会有些出息。”
像所有还有点出息的上海孩子一样，安弟十八岁那年考上了大学。是个综合类的大学，类似于基础学科的一个专业。按照学校的规定，上海学生也是必须住校的。校区在一个闹中取静的社区，位于上海的腹地，与十宝街隔开两条街道。
王小蕊说那个女人是鸡
王小蕊是安弟在大学里的同学。
两个人挺要好。没有人知道她们为什么会挺要好。因为两个人分明是非常不同的两个人。王小蕊胖胖的，看起来特别健康，基本上可以用大而化之的“年轻漂亮”四个字来形容。王小蕊年轻漂亮。大家都这么说，听上去很响亮，像中午的太阳，也特别像刚刚改革开放时的那种情形。又是改革开放，又是大学生，真是要有多好就有多好。王小蕊也白，但她的白与安弟的也不一样。王小蕊白得很自在，特别的自在。安弟妈妈就挺喜欢王小蕊的。“这孩子很福相。”安弟妈妈一看见王小蕊，就这么说，安弟妈妈还讲王小蕊特别适合穿旗袍，“该凸的地方凸，该凹的地方凹”。
王小蕊挺得意的。王小蕊一进大学就迅速地发胖起来，除了发胖迅速，她还迅速地在人群里搜罗出了几个男孩子。他们都挺喜欢她的。可她不。或许也喜欢，但她更喜欢他们喜欢她这件事情。她看着他们争风吃醋，在食堂里替她占位子抢窗口，心里暗暗得意，但她更得意的还是安弟妈妈讲的那一类话。她知道自己很好看的，她隐隐约约地知道这很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她偷偷跑到大街上去，那些热闹的大街，各种各样的商店。虽然那时候的街道还不能与十年以后的相比，街有点灰蒙蒙的，路也是，还有树。或者就是特别鲜艳的颜色。很多东西暂时还没有掌握好节奏，就像女人头上流行的那种“飞机翘”。王小蕊倒是很快就去烫了一个，洗头以后就用电吹风吹，再上摩丝，硬绷绷地顶在头上。顶着“飞机翘”的王小蕊再次走到街上去的时候，心里就踏实多了。她看着那些街道，街道上的女人。她觉得她们挺相似的，再看下去，又感到不一样了。她觉得她们都没有她好看。但她们穿得好，她们在大街上东张西望，从这个商店走到那个商店，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她们从头到脚都是好东西，上衣，裙子，丝袜，还有脚上的皮鞋。
她们比她有钱。
还有她们身边的那些男人。个个都是气宇轩昂的。头发梳得很光，走路挺胸叠肚。王小蕊在这些街上走得久了，就突然会觉得自己很单薄。她把这样的感受对安弟讲了，安弟看了她一眼，安弟薄薄的嘴唇动了动，安弟肯定是想说什么的，但最终安弟什么也没说。
王小蕊的家庭情况其实蛮复杂的。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有个弟弟。原先是王小蕊跟母亲，她弟弟跟父亲，后来父亲出车祸死了，死的时候身边还有个陌生女人，在送医院的途中也死了。弟弟就也跟了母亲。她弟弟十五岁时就剃了个小板寸在家里走来走去，把板凳椅脚踢得噼啪直响。谁要是和他说话，他都只用一个字回答你：烦！王小蕊不知道他到底在烦些什么。后来就开始打群架，把人按倒在弄堂的梧桐树下。王小蕊一直搞不清楚她怎么会有个这样凶狠的弟弟，瞪圆了的眼睛，壮实的体魄。有一次，她无意中发现，他竟然随身带了一把锋利的小刀！亮闪闪的刀刃，稍稍用一点劲就可以……这才真的把她吓坏了，觉得这个弟弟是个祸害，至少也是个谜，是靠不住的一样东西。同样靠不住的还有母亲。母亲可能又要嫁人了，鬼头鬼脑的一个男人，五十多岁了，是一家国营小厂里的老出纳，每天都要一分一厘把备用金点清楚的。王小蕊不知道母亲究竟看中了他什么。幸好，幸好在这种种琐碎与不解的后面，有个足以安慰人的事实：王小蕊是好看的。幸好王小蕊有着白的皮肤、明亮的眼睛。幸好好看的王小蕊又考上了大学。这些虽然只是尚嫌单薄的基础，但毕竟也是基础。
有时候王小蕊会拖着安弟去一些夜市的货摊。那里的东西便宜，更重要的是新潮。特别适合八十年代中后期的王小蕊和安弟们。王小蕊买了一双尖头亮漆的皮鞋，大红色的。付了钱就套在脚上了。走在柏油路上啪啪直响。安弟说怎么有点像德国人，像以前纳粹穿的皮鞋。王小蕊说不要紧的，是鞋后跟钉了一小块铁皮，鞋就不容易磨损了，再说声音也好听啊。王小蕊挺得意的。她穿了这双啪啪直响的红皮鞋走在街上，立刻就有了回头率。一半是因为款式，一半是因为响声。王小蕊对安弟说，我请你吃豆腐花吧，那边那家小店的豆腐花特别好吃。
两人就走进了街边的一家小店，在靠窗的位子上坐了下来。王小蕊的眼睛一直在往桌底下看，还把脚跷起来。她这样颠来倒去地看了会儿，突然用手指了指窗外，小声地叫了起来：
你看，你看那个女的，她肯定是只鸡！
安弟吓了一跳。连忙扭头朝窗外看。
一个穿黑色皮裙的女人。裙子挺短的，在膝盖上面三四寸的地方。头发烫过，蓬在头上。最惹眼的是她的腿，腿真是又细又长，有着好看的曲线，有着好看曲线的腿上裹着一双长统皮靴。也是黑色的，很亮，因此稍稍显得有些廉价。
安弟说：你为什么讲她是只鸡呢？
王小蕊说：我也不知道，我也讲不清楚。反正我觉得鸡就是像她这样的。
安弟说：是因为她的裙子像，还是因为她的靴子呢？
王小蕊摇摇头，王小蕊说她还是讲不清楚。王小蕊说也是因为她的裙子，也是因为她的靴子，或许什么也不因为。“但我一看到她，就觉得她是一只鸡了。”这句话王小蕊说得很肯定，就像对于这样一种奇特的事物，她天生具有着非凡的洞察力一样。
安弟还是细声细气地喝她碗里的豆腐花。在埋头喝豆腐花的时候，安弟有些特别的眼睛成了一条缝。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有些其他的动作倒是挺微妙，比如说，看似不太经意地扭过头，看了眼王小蕊脚上的尖头皮鞋，再比如说，非常细微短暂的黯然。其实有些事情过一些时间就会很清楚了，也许更不清楚，但至少，它正在迅速而令人伤感地向前发展。再过上几年，很漫长的几年，安弟和王小蕊将在一条繁华街道的时尚商厦前面意外重逢。那将是九十年代的中后期，真正的世纪之末，一些概念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楚，比如说：物质与精神；也有一些概念正在变得越来越不清楚，比如说：究竟要走过多久，物质才能抵达精神的边缘，或者换句话讲，精神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才能得到它赖以生存的基础。
一切都将变得非常明确与实际。
一切也都将变得过于模糊而无法捉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