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金秋时节，《文学评论》和《钟山》编辑部联袂在太湖鼋头渚举行了“现实主义和先锋派文学研讨会”，或许是山好、水好、季节好，与会诸君似乎都在一夜之间从纷乱驳杂的商品经济世界重新沉浸到明净辽远的艺术天地，其讨论的认真与激烈气氛为年来同类会议所罕见。不少思想火花击打得我们难以安宁，茶余饭后，月下灯前，我们不期而然地谈起了如下的共同话题——
一、三种理论批评型态的形成与区划；
二、三种理论批评型态的特点及短长；
三、三种理论批评型态正常有序发展推想；
四、与当前理论批评相关的其它问题。
一
陈：最近我给几个青年评论家写过几篇序，其中一篇是给郭小东的评论集《诸神的合唱》写的：《感情的投注和理性的张扬》。这里面提出了一个问题，即青年批评家的两种批评型态，一是感悟型的，二是学科型的。后者也就是美国韦勒克提出的和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并列的，作为一种严格意义的学科型态的批评。这是二十世纪以后形成的。这跟本世纪科学的发展，各种科学理论与科学方法相继进入文学批评领域有关。逐渐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历史批评之外，产生了阐释学批评、原型批评、接受批评、形式本文批评等等。所以韦勒克说二十世纪方称得起是一个真正的批评的时代，确立了批评的自觉意识和自主地位。不过，中国在这方面晚了几十年。中国比较早的介绍比较批评是二三十年代，钱钟书先生是这方面的先行者之一，朱光潜先生则是文艺心理批评的先祖。除此之外的其他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基本还没介绍过。一直到八十年代才开始大量介绍。所以，我觉得尽管作家、读者、批评界都对这些介绍的微辞很多，但不管怎么样，这些介绍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文学批评要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必须引进和借鉴。另外一种就是感悟型的，这我在几篇序中都有所涉及。
朱：你这种宏观的追溯很有意思。我想再简单描述一下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批评发展的基本轨迹。最早和“伤痕”文学一同出来的批评，差不多还是一种拨乱反正的社会学批评，这方面老一代和中年一代评论家作过很大努力，如冯牧，荒煤、唐达成、唐因、刘锡诚、阎纲、张炯等等。到了八十年代初，使这一种批评继续深化，在社会政治学的内容中注入历史、美学和人文内容并能跟上急速发展的创作步伐的则是你们这一代中年批评家，象谢冕，刘再复、雷达，你呀……
陈：我还不够格，我不过是“吹鼓手”……
朱：你们这一代人基本上是承先启后，尤其是诱导了此后一代青年批评家的崛起。青年批评家群体大致是1984年形成势头，1985年6月《文艺报》在北京召开的“青年理论工作者会议”是一次盛举，标志着文坛对青年批评家群体的认可。而且会上有的年轻人对冯牧等老一代批评家提出了挑战。
陈：其实还更早一点，1985年3月，《文学评论》、《上海文学》、《当代文艺探索》等五个单位发起在厦门召开的文学评论方法论会议上，青年人就占了压倒多数，新方法批评成了热门话题。
朱：我记得“十年文学学术讨论会”上有一个细节，就是请了黄子平、吴亮、许子东、南帆四个人上主席台，和朱寨、许觉民、刘再复等坐在一起，这不仅表现了老中青三代理论工作者的济济一堂，而且还标志着继创作界和读者界的认可之后，国内最权威的文学学术研究机构和这些专家、学者们对青年批评家所表示出来的一种热情欢迎与扶植的积极姿态。我觉得这个细节富于象征意味。再接下来是近来陆续出现的一部分青年学者，主要是一部分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如靳大成、陈燕谷、张首映、孙津、陈晓明等等。他们严格的说，不好划入批评行列，更多的是在作一种理论建设。而且目前似乎也还说不上是真正意义的建设，因为他们主要从事的是介绍和引进工作。虽然近一二年来，他们不少人开始撰写自己的专著，建构自己的体系，但我总觉得还过于匆忙。他们一方面对国内的创作实践缺少研究，缺少审美的积淀，另一方面对西方的文艺理论还消化不透，表现出某些生吞活剥。所以我有1刻薄的比喻叫“跑马占地”，什么“主题学”呀，“语言学”呀、“叙述学”呀，先划进来再说。他们这种企图构建体系的努力和热情是很可嘉的，但究竟能达到一种什么深度，还需要拭目以待。比较审慎地来评价他们这种努力，说是建设理论的准备工作恐怕比较适宜。
陈：如果把这批人也划归进来，那就是第三种型态了。或日理论型批评。它是悬浮于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之上的“形而上”的理论研究。
朱：你提出的两种批评型态，依照我的理解，一种是学术色彩比较浓的，这主要是一批在学术研究机构和大学从事研究和执教的青年批评家，如黄子平、季红真、陈思和、王晓明、许子东等等。另一种则是偏重直觉与感悟，像你所评论的郭小东以及吴亮、李庆西。
陈：你也算是这种路数的。你刚才对新时期以来批评界的嬗变和演进的勾勒大致是对的，对三类批评型态的理解也基本准确。但还要做一些更细致的分析。
朱：作这种朦胧和模糊的把握，主要是研究与讨论的需要。
二
陈：青年理论批评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类是偏重研究性和学术性的基本进入了学科形态。比如陈思和，主要是从史的角度来观照，而像南帆和宋耀良、陈晋，则偏重从论；的角度，宋耀良好从哲学角度切入，南帆好从美学角度切入，黄子平二者兼而有之，既有史的眼光，又有论的分析，但更偏重于史。季红真更偏重于哲学，近年来对形式本体批评感兴趣，和黄子乎一样对语言本体研究下的功夫较大。许予东自以为是“印象式”批评，重视印象，重视批评中的那么一种活的、生气贯注的感受。但也不尽如此，他的不少文章还是学术性的。还有一种像吴亮、郭小东、李庆西和你。你们都是既搞批评，也搞创作。这一类批评，我认为有几个特点。一个特点是在批评中灌注自己的人生体验，这在郭小东的批评中很突出，如他评知青文学，因为他自己当过知青，就很自然地把自己的人生道路作为参照来进行批评分析，他甚至把这种人生体验运用到对一些非知青文学的批评中。第二个特点是运用良好的艺术感觉，像你和吴亮，但吴亮更偏于自由联想。你和郭小东更近似，都有过创作实践，有比较好的艺术感觉，文章写得比较好读。第三个特点是投入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像赵玫、王绯、郭小东等，尤其是赵玫的作家印象，都是她心目中的作家、批评家，主体意识、感情色彩都很强烈。这跟你们搞创作的实践很有关系。你们这种感悟式、感觉式、体验式、情感式、印象式的批评，也不能说完全是感觉与印象，像你的文章也还是有学术性和研究性的，但与黄子平、陈思和、南帆等比起来就有区别。高下是很难区分的，只能说是各有优劣。我在给郭小东写的序中谈到这样一个观点，就是他的批评还带有理性思辩的色彩，所以我用了一个。理性的张扬，国外有一种说法，也是韦勒克讲的，文学批评就是对批评对象的一种理性思考。理性思考对文学批评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使艺术感觉得到升华。这在你们这一批人中不同程度的都有，像李庆西、吴亮就很突出。我觉得正是在理性思考这一点上，使你们的批评与作家的创作谈区别开来了。当然，有的作家也具有很强烈的理性思辩色彩，像王蒙等人。但更多的主要谈感悟，像汪曾祺、贾平凹、阿城等人，基本上还是创作谈。
朱：对，这点很主要。其实你给郭小东的序的题目已经抓住这种批评型态的基本特点：“感性的投注和理性的张扬。”就是说，理性的思辩和升华使他们和作家式的随意性的创作谈区别开来了；而感性的顿悟又使他们和纯学术纯思辩的研究区别开来了。他们就在这二者之间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陈：这种细致的区分还是很有意思的。
朱：二者的结合是他们的特点，是他们的长处同时又是短处，就是说感性和理性的结合，平分秋色，单独拿出来比较，使得他们的感性可能不如作家谈，而使得他们的理性又可能不如学科型态批评。
陈：他们的理性还没有进入深层次的学术境界。
朱：但反过来，正好看出一种互补的必要。区别虽然有，甚至很微小，但却很必要，谁也不能代替谁。
陈：还有一种就是你刚才说到的靳大成这一类，基本上是搞“形而上”的理论思维的，这批人严格地说，是不能纳入文学批评的，因为他们不是面对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但是由于这批人与前面所说的一批人不一样，而年龄又很相近，也十分引入注目，所以也可以纳入这个范畴来讨论。社会上对他们议论较多，认为他们所建构的是虚悬于空中的楼阁，对文学实际无所助益。当然他们是有缺陷的，对文学实际关注不多，了解不多。读他们的文章，总使人有一种隔膜感。但我觉得，应该公正地评价他们的理论思维活动。我们民族是一个悟性的民族，理性思辩比较弱。我们缺少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有这么一批着重进行抽象思维的人，尽管有弱点，应该承认他们的地位和价值，对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建设是有重大意义的。所以，这样几种型态的理论批评家应该是共存共荣，不要互相排斥。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