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古代汉语（文言）接受不了新思想，但它容纳了佛教，为什么？因为佛教本身就是不能说清楚的，正好符合古代汉语的语法特性。对于西方近现代逻辑性强语法严密的新思想，古代汉语自然难以承担同化的重任，但现代汉语就无所不能吗？盛宁先生说过：“英语中有这么一个字Problematic，很难翻译成中文，它和问题（Problem）不同，我见到过不少的翻译就没有传达出它的意思。”我想这样的情况应该不少。就是从思想上说吧，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才是长青的。对不对？对！因为存在决定意识，这是一种诗哲。但这又是片面的，因为意识来源于存在，并可以反作用于存在。如果没有对生活的认识，没有在这个认识基础上的生活理想，也就是说没有让人感到生活有奔头，生活之树又怎样长青？因此，理论之树是长青的，生活之树才是长青的，它们需要相互滋养。这也是一种诗哲。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河流。同一河流对人来说是唯一的，这是一种哲学把握。但如果具体地引用也是片面的，因为它只是强调了时间的一维性而忽视了其多维性。实际上人不但可以在相同地点两次踏入同一河流，而且甚至可以在不同地点两次踏入同一河流。如果同一河流是个体的，人原本在其中，人实际在不停地踏入，多种形式地踏入；如果同一河流是公共资源，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踏入它，但绝不会有完全一样的踏入感受。因此，我们既要不断地总结自己的经验，也要广泛地总结他人的经验，并从中汲取营养。可是，这里有一个自我认识的问题。盛宁先生在检索旧作时有这样的感想：庆幸自己投身于文学研究，特别是西方文论的追踪研究20多年以来，没有放弃我一向看重的独立思考。我从来都认为，我们非常有必要倾听外来的声音，尤其是不同的声音，非常有必要研究人家治国兴邦的智慧和识见，但这种倾听和研究必须有一个基础的大的前提，那就是首先要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有一个充分的认同。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谁还会看得起你！盛宁先生说得很好！我们现在缺少大家，不是我们缺少文化资源，而是缺少脊梁骨。有一种观念，就是把本土化与现代化对立起来。这种观念贯彻到文学方面，本土化就是乡土化、传统化，好像国人一穿西装就不是本土了，国土上一有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就不是本土了，因此，本土化从来就是一个神话，是理直气壮的护身符，是差强人意的紧箍咒。而这种十分落后的观念，正是出自自诩浑身现代意识的头脑。这是一群很不自信的人，一则他们把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联系对等化了；二则他们没有在现代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里再回到对汉语思维、汉语诗法的认识，这种认识解决了汉语诗歌写作的方向问题，解决了怎样更好地学习吸收有益元素的问题，但认识规律、技艺是一回事，运用规律、技艺又是一回事，要解决写作实践问题，还得把这些认识落实到具体的汉语诗歌写作实践当中。说白了，西语即使很优越它也写不出汉语诗歌，反之，汉语再优美它也写不出西语诗歌。汉语能向世界贡献的诗歌只有汉语诗歌，而不是别的什么诗歌，但它不以诺贝尔文学奖为标准。我们说的西语诗法与汉语诗法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只是一种偏向性差异，它们当中有很多相近甚至相同的东西，但这些相同与相近又无法缩短它们之间的距离。不过，汉语与西语没有高下、优劣之分，与之相适应的怎么写，当然也没有高下、优劣可言，诗法只是更契合各自的语言特性罢了。只是我们还得设一问：为什么具体的诗歌文本还是能分出高下、优劣呢？除了认识与运用的问题，很重要的可能就是人生的高度问题了。因此，再好的诗也只能是参照的坐标，而无法成为标准。你对海子诗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但同样是看好海子诗，所看到的也决不会完全相同，甚至可能相反。我看重海子诗，是因为他的短诗蕴涵着超越自我的生命体验，是一种有意象化倾向的诗化状态，并在这种状态下有着诗歌语言的新建构，而这种语言建构是现代汉语诗歌所缺少的，这是它可贵之处。当然，这种语言建构远没有完成，令人遗憾。因此，我肯定的是海子诗的方向。我认为汉语新诗在汉语诗法的创新、发展上进行开拓，是最佳的途径。
当然这里我们还可以就诗歌的社会意义和美学意义探讨一下。社会意义和美学意义其实就是功利性和超功利性问题，这不仅在诗歌或者文学中独有。我当然赞同你关于诗歌要有社会意义和美学意义的看法，但从你列出食指、北岛、舒婷诗的角度来看，相信对社会意义和美学意义的理解，每一个人都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我更倾向于从超功利性中看功利性，也就是说，我是把社会意义放到美学意义中去考察去衡量的，或者说把社会性放到历史性之中去观察，如艾略特的《荒原》原稿八百多行，后被庞德大段大段地删成四百多行，尽管这样也大可不必读完它，因为它主旨不过就是“不生不死、即生即死、生不如死、死即是生”，如果不从美学意义去考察，还真很难理解它的社会意义。另一方面也正如你所说，从美学意义上来看，食指、北岛、舒婷的这几首诗是有缺陷的，它们对社会有影响是因为它们具有强烈的社会意义所带来的，但正因为它们的时代性太强烈，从长远来说，它们的社会意义的价值就不一定很高。从文学之外来看，春秋战国法家思想无疑最具强烈的社会意义，它帮助秦统一了中国，但真正具有长远社会意义的却主要是儒家思想，甚至道家思想。而在文学艺术领域，许多大师并没有被及时认可。卡夫卡是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不仅要拷问出“深藏在洁白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洁白来”的大师，也是逐渐被人们所重视的。在我国，穆旦也是近年才被人们普遍认可。最近有文友对我说，相对于郭沫若、茅盾来说，他更喜欢沈从文，就是因为认为沈从文那里具有更长远的社会意义和美学意义。人们对大师也常有不公的评价或误读。恩格斯就用创作方法作标准来肯定巴尔扎克，而否定了左拉。有人从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找出了四百多处明显的矛盾和破绽，但这些破绽很多却是莎士比亚善于运用的“矛盾修饰法”。
我这里所说的神性写作实际上也包含了更长远的社会意义和美学意义。神性写作不是表现手法，不是谁要用就能用得好的，它必须建立在一定的人生高度上，比如在现实中有人有钱不奢侈、有权不为私用，这就是一种尚未诗化的神性。这在直到现在的现实生活中的确是很难达到的，但作为一种精神追求却是很可贵的，在艺术上用这样的理想开拓内心，更是真正的艺术家可贵的追求，因为它的社会意义和美学意义是长远的，它不是在强烈的情况下就能实现的，而更多地表现为潜移默化。神性写作是去除物的庸俗性与人的本位性的一种诗化。这种诗化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过程，必须有物性在，有人性在，也就是有自我在，然后才有去除，去除就是自我超越。神性写作是一种方向性问题，海子诗有这种方向，但它已停留在不太高的水平上；刘以林诗能不能再高一点？这要看今后的文本，但相信他有这种追求，他的诗有一种自信，有一种思想阔大的倾向，这与现时代是相契合的，也是进行神性写作的基础。这也是中国文化给诗人提供了一种攀登高峰的可能性，从这一点来说中国诗人比西方诗人幸运。当然，我虽这么看海子诗、刘以林诗，但不是说这就是汉语新诗的标准，应该说这只是活的坐标。
我很感谢你的告诫，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我心里很明白，这里不仅涉及到认知、运用问题，更涉及到人生高度问题，而且这几个方面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既然写了，就努力罢了。也算共勉吧！
暂谈到这里吧，还请多多批评。
顺祝万事如意！
梁生灵
2008年11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