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面对色彩斑斓的丰盛的筵席，交杯换盏之中，我却觉着如同嚼蜡，感觉不出香甜，心绪常常沉浸在遥远的记忆之中。
七岁那年的秋天，母亲把我带到了一个陌生的山坳，从城里到那个地方要走很远很远的路。我们在新盖的茅草屋安了家。
那时乡下很穷，“资产阶级尾巴”被无情地割锯着，玉米饼子是饭桌上主要的食品，村里人对制做玉米饼子的技艺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母亲是村里被称为“会过”的妇女之一。我曾在帮母亲烧火的时候，细心观察了她做玉米饼子的全过程。见她把粗糙的、呈颗粒状的玉米面和好，也不发酵，只撒上点小苏达，用手揉成面团团，薄薄地压扁，如月饼大小，麻利地在锅壁上贴一圈，掀开锅盖后，一面带有糊嘎巴儿，另一面是五个手印的玉米饼子就做成了。
母亲贴饼子的数量是严格的，每次和面贴出的不多不少正好八个，是按照全家人各自的劳动强度、饭量大小确定的，虽没有明确分配，但家里人都很默契很自觉地吃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不越雷池一步，这个数量一直保持到我上中学以后。
我小学读书时带的饭就是母亲做的这种饼子，学校没有汽锅热饭，本来就硬的饼子就又增加了硬度，吃到肚子里只觉有一股寒气在胃里冲荡，又常常是吃不饱的。每到中午，我便急不可待地把饼子吞进嘴里，然后到河边再饱饱地灌一肚子凉水，如果没有惠玉经常给我一点“资助”，我很难想象我现在的胃病会严重到什么程度。
惠玉是村里杨叔的独生女，和我在一个班级念书，她知道我爱饿，每天中午，她都趁没人悄悄塞给我一点东西，有时是一块热乎乎的地瓜，有时是一把香脆脆的炒黄豆，但最多的还是又香又软的玉米饼子。饼子用花手帕包着，散发着她的体温。母亲知道我和惠玉很要好，后来也知道一点她给我“资助”的事。一天晚上，母亲带我去杨叔家串门，谈笑中母亲指着正和我一起看画片的惠玉对杨叔说：“他杨叔，让惠玉给俺做儿媳妇吧。”一听这话，我和惠玉都羞得不敢抬头，惠玉两手捂住通红的脸蛋跑了出去。打那以后，惠玉见了我总是躲得远远地，也不再送给我任何东西吃。
时间过去了许久，后来我家回到城里，玉米饼子在我们的饭桌上不见了，我时常撺缀母亲做点玉米饼子吃，可那往事也是可以回味的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