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94年我服务于加州市警察局的时候，一个深夜，我奉无线电调度奔赴一个车祸现场。
车祸发生在加州高速公路上，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已经有好几辆警车到达，可求援车辆还在途中。
这是一起恶性车祸，有六部汽车撞成一团，起因是一个酗酒驾车的家伙疯狂变道驾驶。无辜受伤者不少，而肇事者却只是擦破皮而已，他已经被先行抵达现场的加州公路巡逻队拘留。
一个非华裔警察告诉我有一名华裔女子伤势非常严重，而且不大会说英文，希望我去照顾一下。
当我走近伤者的时候，一位已经守候在那里的白人警察起身向我走来，他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对我轻轻地摇了摇头，我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伤者没有什么希望了。
她被笔直地放在高速公路旁边，脸朝上，静静地躺着，周围都是鲜血。我在她身边蹲下来。
“很疼吗，小姐？”我用国语问她。“你是中国人？”她奇怪地盯着我问道。我一边检查她的伤势，一边顺口嗯了一声。
“太好了，真没有想到在美国还能碰到中国警察。”她有些兴奋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
我发现她伤势很重，腹部严重受挫，而且右腿大量出血。这种情况已经大大超出了我所能应付的范围。“你肯定没有系安全带。”我说。她轻轻应了一声，我知道她此时正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你很年轻吗？”我没有想到她会突然问我这个问题。“我今年24岁。”我一边回答一边开始注意她。她眼睛不大，但眼睫毛很长，鼻子虽不高，可是搭配上那张小嘴让人看着非常舒服。她给了我一个淡淡的微笑：“我26岁。”
她脉搏跳得非常快，而且浑身发抖，这是严重内伤和大失血的直接反应。我起身打算去车上拿条毛毯。“请你别走好吗？我现在很不舒服，希望你在旁边陪我说话。”
我心里一震，我亲临过很多车祸现场，看到过不少悲惨的场面：被撞得只剩下半边脸的，手脚脱离身体的，血肉模糊的……车祸后的伤者最通常的反应便是极度恐慌，大喊大叫，可她此时的语气显得惊人的平静。
“好，我不走。”我随即在她身旁跪了下来，用手紧紧将她不停出血的伤口压住，我所能做的只有这些了。
“你做警察有多久了？”
“快一年了。”
“刚刚那个穿黄色衣服的也是警察吗？”
“对，黄色衣服是加州公路巡逻队的制服。”
“那你的为什么是黑颜色的？”
“这不是黑色，是深蓝色，深蓝色是加州市警察局的制服。”
“做警察怕不怕？”
“有时候怕。”
“就像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是吗？”她呼吸急促还不忘记微笑。
“哦……”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你开警车吗？”
“开，就停在后面。”
“今天都怪我不好，”她幽幽地说，“碰上这种事情，而且还没有系安全带。”
“别这么说，这不是你的错。”我心里非常难过。我真的希望可以在一个什么其他场合遇到她，不仅仅因为她是中国人，也不仅仅因为她是个女孩子，只是当一个健康的人面对一个濒临死亡的人的时候，那种感觉难以言喻。
“可以帮我做件事情吗？”她说话的声音开始减弱。
“当然可以。”
“我的包在车里面，包里有个红颜色的通讯录，不过，请不要打电话给我父母，我妹妹在华盛顿，先打给她好吗？”
“你不会有事情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声音轻得连自己都几乎听不见。
此时我们周围被头顶上警用直升机的强烈灯光照得雪亮，远处传来了大批消防车、救护车逐渐靠近的警笛声。
“别担心，救护车已经到了，”我试图安慰她，“我们会用最快的速度送你去医院，你肯定没事的。”
她勉强地露出了一丝笑容说：“你人真好，可是我刚刚看到那个警察对你摇头，何况我现在根本就感觉不到痛了……”
“你从大陆哪里来？”我想打断她换个话题。
“武汉。”
“警官，这里让我们来吧。”此时五六个救护人员已经围在了我们身旁，他们给她做了迅速的检查后便决定不在现场治疗。
“我去拿你车上的东西，等会儿我们医院再见。”我站起来对她说。
“谢谢你。”她又对我嫣然一笑，那个笑容铭刻心中，让我永世难忘。
她开的是一部1984年产的日本车，车子已经被撞得完全变形。我无法打开车门，所以只有让消防队员用气压锯切开。车里到处都是鲜血，她包里的东西七零八乱地散落在各个角落。我一边帮她收拾东西，一边祈祷她能渡过难关。
因为伤势太重，她后来没能渡过难关，死在了开往医院途中的救护车上。我信守诺言，遵照她的意思通知加州公路巡逻队将电话打给了她的妹妹。我在检查证件的时候看到她驾照上的名字是LisaChen，家住加州某镇，除此之外我对她一无所知。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是什么可以让一个26岁的女孩子面对死亡却如此从容，她没有惊恐、没有抱怨，甚至没有掉过一滴眼泪，而且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惦记着不让家中的父母难过……
我们给未来不可预测的事情冠以“命运”两字，是因为我们在命运面前的确毫无选择。或早或晚、或突然、或意料之中，我知道终有一天我也将面临死亡。如果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还能拥有什么，我希望我能拥有那个女孩的笑容，有了这个笑容我便多了一分勇气，多了一分坚强，多了一分只要活着就不悲悲戚戚的从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