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可怕的沉默，时间似乎凝住了，就像历史本身停住了脚步，恭候会议作出与西路军成败攸关的决策。
陈昌浩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要重返旧地，坚持斗争，等候中央新的指示，等候时局新的转机，为了避免出现他与总指挥昨晚那种争辩，他提出了防止军事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逃跑。
这两顶沉重的政治帽子扣在会场上，与会者都是从历次路线斗争中过来的，哪个还敢轻易表态？哪个还敢提不同的意见？
所有与会者都不愿意先发表意见，有的埋头吸烟，有的看着手中的地图，却都在思考如何说好。
显然，陈昌浩提出重返倪家营子，出乎大多数同志的意外。虽然他讲了一、二、三、四条西返的理由，但是大家在东返自救的兴奋遐想中走得太远了，要想扭转回来是困难的。
与会的大多数同志不管是直接接触还是间接了解，都知道陈昌浩的个性特征：他是才学渊博的知识分子，能写文章，能讲演，讲起马列主义来一套接一套；能懂好几国洋文；他年轻，气盛，有才华，有热情，有干劲，做事雷厉风行。仅就这一些，还不能获得许多工农干部的尊崇，因为他们最瞧不起“夹皮包，作报告，会总结，会提高”的只讲空话不干实事的领导者。
陈昌浩不是这样，他兼有文官武将的共有特色，既是理论家也是实干家。在鄂豫皖根据地时，张国焘也让他三分。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他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张国焘称之为二十八宿）之一。那时，他瞧不起张国焘，认为他是老右倾机会主义者。可是，当生活转入新的航道时，他们都跟着急流转弯，在整肃鄂豫皖党政军组织时，陈昌浩发现张国焘并不右倾，在大肃反时，却是苛烈绝情左得出奇。
左的人并不事事都左，右的人也并不事事皆右。后来，他与张国焘一道工作期间，一直配合得很好，他忽然发现原来的所谓左、右，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就像两个人共攀一座陌生的荒山，一个说从左边上好，一个说从右边上好，目标都是一样，既可以争个面红耳赤，也可以平心静气商量一番。
当陈昌浩由共青团分局书记接任曾中生的红四军政治委员职务时，他和张国焘在大政方针上就完全一致了。在白雀园“大肃反”时，两人配合得紧密而且默契。自从他当了四方面军的总政委之后，简直可以说是不可一世了。那时他才二十五岁，这并不是成熟的年龄。他那文化人好冲动的气质与他独挡一面的重任，是不相适应的，他并没有发现他的地位犹如身处悬崖绝壁的那种致命的危险。
他肯干、敢干、能干，他甘冒锋镝亲临前线，这里摘引总指挥在事过五十年后的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回忆：
那天白天，陈昌浩坐上飞机到黄安上空扔炸弹，散发宣传品。骚扰敌军。这架德式机是四川军阀刘湘的军用飞机，我们于一九三○年初在宣化店缴获的，驾驶员叫龙文光，从南京驾机回四川，迷航后汽油烧完，被迫降落在根据地。飞机运到新集后，陈昌浩坐上它穿越白区，去过皖西根据地。他那时才二十七岁（据史料记载，陈昌浩一九○六年生，此年应为二十四岁），干起来真行，也有办法，怕驾驶员不可靠，在白区降落，就带上手枪，也拿着手榴弹，逼他听指挥。
此外，还有许多令人听之颇为纳罕的事：
一位局长正因一件十分挠头的事而烦躁懊恼时，电话铃响了，他拿起电话想也没有想就骂了句：
“他妈的，偏在这种时候来电话，你就不会等一会儿吗？”
他啪嗒一声，把耳机拍到支架上，竟然没有听出这是总政委的声音。
陈昌浩丟下电话，催马找到那位局长，搂头就是一马鞭。那位局长竟然忍受了。也难怪一方面军在长征路上与他们会合后，深感四方面军中有军阀作风。
四方面军的参谋主任舒玉章是个刚直不阿的人，为了对前线情况与陈昌浩看法不同，激烈争论起来，拍了桌子，后来，陈昌浩竟然把这个“犯上作乱分子”当成反革命处死在沙河滩上。
凡是从鄂豫皖来的四方面军的干部，对白雀园“大肃反”莫不谈虎色变，心胆震颤。在五十年后，总指挥有这样一段回忆：
我和程训萱同志是一九二九年底结婚的，她是黄安人，家住檀树岗程伍德村，妇女工作干部，我老在前方打仗，她在后方工作，我们难有见面团聚的机会。一九三二年反四次“围剿”时，我在七里坪一带打仗，战局很紧张，我无法回家看她，叫警卫员把袜子拿给她补一补，好行军作战，警卫员悄悄对我说，程训萱被抓走了，人家说她是改组派。她命运如何，我不得而知，也不便过问，听候组织“审查”就是了，还是打我的仗。
部队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我一直打听她的消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一九三七年到延安，才听说她和王树声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杀了。我就问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有什么罪过？周说：“没有什么罪过，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嘛。”
这次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仍然笼罩着往日大肃反的暗影：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设想，不同的方法，很容易当成路线问题，很容易当成反领导也就是反党问题，谁还敢畅所欲言呢？
大家都等待着总指挥发言，以便从两个领导人的意见中作出选择。总指挥坐在右角上，一袋接一袋地吸烟，他的内心是激动的，可是，冲动，不是他的性格。
大家都互相交换着眼色，互相鼓励着对方先讲。就是连李特这样好放炮的人也沉默无声。
陈昌浩看出大家要等候总指挥讲出不同的意见，便用锐不可当的目光寻视着会场，声凝字重地说：
“大家还推托什么？有话就说嘛，关于行动方针，我和总指挥昨天晚上就讨论过了，今天主要是听听大家的意见嘛，集思广益嘛。”
语调之冷，令人触之若冰。他开始点名了：
“老王，你是副总指挥，你先说说吧！”
王树声一向是真诚坦率的人，敢于耿言抗辩，直展胸臆，从不转弯抹角。但他的弟弟妹妹在大肃反中被捕被杀的余悸仍留在心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说得十分谨慎：
“我们这次胜利的确不可低估，对我军武器弹药的补充，对我军士气的鼓舞都是很大的；我们损失小，缴获大，也是以往战斗所没有的……”王树声顿了一下，很艰难地说出了一个“但是”，他说，“但是，这次胜利是很值得分析的，马元海在高台、临泽、倪家营子一连串的得逞，冲昏了头脑，他总认为我们像惊弓之鸟漏网之鱼那样只顾奔逃，所以他长驱直追；骄兵必败，敌人的失败在于麻痹轻敌，而不是力量薄弱……可是，再返回倪家营子，我们是不是还有这样的战机？我想应该慎重考虑。”
陈昌浩的脸色阴沉沉的，他有些不耐烦了，这种发言听来似乎对他的主张并不反对，但是，也不支持。不支持也就等于反对，只是不愿说出来就是了。他希望得到参谋长明确的支持。目示李特发言。
李特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他是军政委员会的常委之一，王树声却不是，李特一向是站在陈昌浩一边的，而且，跟得很紧。由于处境和地位不同，在东返还是西返问题上，李特却很难无条件地站在他一边。
陈昌浩考虑的是如何取得中央的信任，李特和总指挥、副总指挥一样，考虑的是部队的处境，部队的生存。这个好放大炮的人的发言比王树声还要谨慎，因为他更为了解陈昌浩的性格。
在他心目中，陈昌浩是坚毅果断而有强烈事业心的人。这是他的突出的长处，可是，他十分严厉，甚至非常极端，如果他喜欢你，就会极力赞扬你，赋予你很大的权力，赏无吝色；若是他对你产生了反感，就会毫不留情地惩罚你，杀无怜容。
“现在的关键在于我们还不太了解全局。昌浩同志在我们没有中央指示情况下东返自救的考虑是正确的，从我们西路军的局部来看，东返是应该的；可是从整个局势来看，是不是妥当呢？当然，重返倪家营子，艰险也不可轻视。我看，最好在这里暂停，听候中央的指示。”
李特耍滑头，绕了个大弯，似乎给会议献了个两全之策。自身的经历使他体验到一种人生哲理：人人都懂得“忠言逆耳利于行。”可是，历史上愿听逆耳之言者能有几人？！
陈昌浩脸上的灰斑变成了深茶色，眼睛不再看任何人了，只盯着眼前的地图。他所期待的衷心支持和热烈拥护落空了。无疑，这对他的自尊心是一种强刺激，对他的无尚权威也是一种挑战。当然，平时，对他的某些主张是可以讨论的也是可以反驳的，那是在他允许的范围之内，而不是他已经作出的结论。
他两眼冷峻地盯着地图，并不是想根据已有的意见改变自己的决定，即使是聪明人，当他钻入牛角尖时，也会蒙住了智慧的眼睛，听不见理智的呼声。他面对地图视而不见，他的思想在痛苦地对抗面前出现的现实，拐进了歪道。他感到会议出现的状况不仅有伤他的尊严，而且意味着背叛，他甚至猜疑总指挥背着他向其他人做了说服工作，他的胸中涌动着受辱的愤懑之情。他的感情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很脆弱。
长期以来陈昌浩习惯于周围的人不加争辩地赞同他的意见，好像已经成了一种常规。这种只能赞成不能反对的环境把他的感情养娇了，把他的理智弄乱了，他的本来已经十分顽强的自信心，在赞扬声中得到滋养而迅速膨胀起来，他总是认定自己的判断万无一失，并且说出这些判断时毫不犹豫。
陈昌浩在烟雾腾腾的客厅里，感到一种凛冽的寒气，寒气里弥散着苦涩的畜粪气味。他把地图向前一推，准备大发雷霆，但他强抑住了，只觉得许多痛苦的思绪在心中翻滚，一腔怒气涌上了面孔，他说：
“即使等候中央的指示，也要返回倪家营子去等，我觉得我说的理由已经够充分了，越在艰难困苦中，我们越要坚定必胜信心……悲观失望是十分危险的！”为了加重最后这句话的份量，他用拳头擂擂铺着地图的方桌，重又说了一遍。
这一来，与会者的脸色变得窘困而又难堪，蒙着一层愁云，严肃到近乎阴森。在这种气氛中，很难进入深沉的思考，站在铁刺笼中跳舞，谁还敢随意伸展手脚？
一向对军事行动不表示任何意见的政治保卫局长克制住焦虑不安，叹了一口气说：
“困难总是有的，我看，还是由领导同志决定吧！部队嘛，令行禁止，没有任何打折扣的余地，革命，就是坚决战斗到底！”
这话，很难说对错，可是，它解脱了与会者的重负，有时，大家希望充分发扬民主，可是，这个“民主”要承担严重政治责任时，大家又感到还是领导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干来得更安全些。
几个军的干部也都表示遵从领导的决定。本来，军政委员会就是一个集体领导机制，理论上是完美无缺的，少数服从多数，可是，自从张国焘的家长制作风形成后，民主集中制成了一种形式，还是第一把手说了算，约定俗成，大家希望陈昌浩最后表态。
陈昌浩重又把推开的地图拉到自己面前，这的确是独挡一面的领导者为难之处，既怕大家不同意自己的意见，又怕大家不表示意见，他重新审视地图，并不是希望在早已熟知的图面上得到什么新的启示，而是在坚定一种他还没有完全考虑成熟而又被与会者弄乱了的合理方案。
这时机要员报告了一声，送来了中央的一份电文：
“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
电文明确而又简洁。
陈昌浩手执电文来不及在送报簿上签收，就猛然站起，脸上又恢复了坚毅自信的神情，以使人难忘的姿势，向与会者大声朗读了两遍，虽然他有意控制住兴奋的表情，但他的激动仍然从所有动作中表现出来。
中央站出来证明他的决策是正确的；反转过来，他的决策是符合中央的精神的，他站得高看得远。
会议的议题改变了，就如何执行中央的指示请大家发表意见！
全体一致表示按中央指示去身体力行，没有任何异议，当即散会，各自投入繁忙的军务中去了。
一时间人去房空，足有三十平方的张龙官客厅里，只剩下陈昌浩一人。
这就是后来称之为“龙渠会议”的情景。
陈昌浩一人呆在客厅里，任凭警卫人员收拾坐具，清理灰烬，向茶缸里续水。他仍然离不开那张地图，他接到中央指示后的亢奋情绪，像热水烫了的水银柱陡然上升，那电文在他的眼前像礼炮似的爆裂成绚丽的火花，但这些火花未能持久，倏忽间就消逝了，一种突然袭至的失落感和迷茫感压在他的心头：
决策之花能不能结出胜利之果，需要事实的检验，这时，陈昌浩才意识到自己全神贯注于军用地图的目的，是寻求未来的前景。他想起了去年十月二十七日，西征大军在横扫黄河西岸守敌之后，十一月六日，制定《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时的心境。那是多么豪迈的激情啊，那是多么壮阔的前景啊，那时他站在这张地图前，看到遍地红旗在漫漫沙海中飒飒飘扬。
刚刚过去两个月，竟然产生了恍如隔世之感，如今，他面对的仍然是那张地图，却无法再唤起那种振奋的感情了。眼前也不出现千军万马高歌猛进的画面了。黑色飞蛾似的不祥预感，在他眼前不停飞动。
陈昌浩突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疲惫，他沉重地坐在太师椅里。
这时他才冷静地想到总指挥、副总指挥、参谋长的忧虑绝不是多余的，他们都是意志坚强身经百战视死如归的人，指责他们“悲观失望情绪和右倾逃跑思想”，简直是无稽之谈，在感情上带给他们多深的伤害？陈昌浩有点愧悔了，仿佛听到被指责者心灵的低泣。
他双肘撑着桌面，双手揉搓着酸涩的眼窝，忽然想起他曾读过一本书，书名记不起来了，却记得其中的一段话：
在人生的长河中，每人都有进退两难的时刻，它强迫你必须当机立断，作出抉择：选对了，进入天堂，选错了，坠入地狱。
我们的抉择是对的吗？陈昌浩重又陷入深深的思索。
这似乎超出了他的性格范围，他一向认为自己英明果断，一旦决定绝不后悔。
他记得恩格斯说过：“防御就是武装起义的毁灭……”重返倪家营子，必然重新陷人防御。“可是我们的防御是积极防御。”他不知在反驳谁。
“可是，即使初具军事常识的人也懂得绝不应消极防御，问题是积极防御也是有条件的，不能说凡懂得积极防御的人就能防得住。”也不知谁在反驳他。
他不愿在这种庸人自扰的思绪中纠缠过久，一句古诗涌上心头：“成则为王败则亡，英雄成败本寻常。”没有什么可犹豫的。
他毅然站起来，喊值班参谋收好地图，他要去医院看一看分娩之后尚在病中的妻子，也想起了他们寄托在倪家营子的新生婴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