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小分队，要想去医院里采访这批获救矿工，并非易事。好不容易把人救上来，倘若在地面上再出差错，那将令人无比痛惜。因此，指挥部命令闲杂人等一律不准随便接近生还者。就连亲属们亦不能尽情欢聚，要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即“双规”条件下，方可适当见面。各个医院里武警林立，成为地道的生命卫士。女人们站在住院部大楼外边，向楼上窗口的亲人，频频投以笑意，用手势传达心语。
作家们不采访，怎么写书？
担任这次医疗救助的指挥们，均为山西省卫生厅专家班底。卫生厅长高国顺，副厅长王骏，和山西几大医院的院长们，结合北京方面专家，制定了一整套救助方案。管约甚严。生还者在井内恶劣条件下，苦撑八九个昼夜得以重见天日，他们个个都成了科研对象。
巧的是，我与这些山西顶级专家们，早已在汶川地震救援中建立了深厚感情。四川平武县那片泥泞的帐篷区，每到夜晚，我和专家们用碗端着汾酒轮流喝，一喝喝了20天。当我们在王家岭再次相逢时，大家便如同久别重逢的老友。这一次，我与卫生厅领导高国顺、王峻一接触，他们立即谈到了我和李杜合写的《晋人援蜀记》，很快就安排作家们与病人相见。专家王峻有个观点，他认为在世界上所有学科中，文学和医学是最接近的，两者都是琢磨人的，作家琢磨人的行为和精神，医生琢磨人的肉体和精神，十分相近。在汶川，护士们大清早写的病员情况报告，干脆就是一篇篇散文。我当即对小分队作家和运城作家李国莉等人作了分工，让大家能够分别深入到三所医院，同时展开采访。
医疗组另一名总指挥刘强，曾经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病员治疗情况。这位外科专家在汶川与我离别时，二人同时醉倒在帐篷中。我向其他作家介绍刘强，是这样说的：有人送给刘大夫一只整羊，家人发愁如何宰杀，刘大夫将羊捏把捏把说，闪开。只见他手持一把小手术刀，不过一支烟工夫，便把那羊剖解得干净利落，羊肉一堆，骨头一堆，杂碎一堆，完活。一如庄子笔下庖丁解牛重现人世。众人便笑。刘强大夫谦虚地说，比起做人来，做羊容易多了，因为不用考虑神经系统。
刘强大夫是山大一院副院长，几乎日日有手术，自然技艺高超。现在他介绍情况：这次救援，省里组织得特别好。153辆救护车随时在矿上待命。每10辆车编组一个指挥。每辆车上一医一护一患一心理督导。把人从坑口抬到救护车，首先填表不能乱。一上救护车就进行输液，30公里山路，输液300毫升，输液速度不能超过30滴/分。
从救护车到达医院，把病人放上病床，最短用时7分钟。
刚救上来的矿工，低体温35度以下，缺氧，无尿，尿没法查。第一批救上来9名矿工，身体已经很差。他们中有冻伤现象，有肩关节脱臼、有脑神经损伤、有骨折，有的在水里泡得身体长霉，屁股溃烂，还有胸梗阻。
病人临床情况复杂。很多人一辈子没量过血压，也不知道自己得过什么病。我们给他们做了全面体检，目前发现有肝炎等情况。再一个是年龄不准。有的矿工自称40来岁——矿工们冒充年龄小些，是为了招工挖煤，年龄太大矿上就不要了。刘强就问这矿工：你到底多大岁数你实话实说，告诉我没关系，我又不和他们说。知道你的真实年龄，方便我给你治疗，不然你这病我没法治了。他最后告诉我实际年龄：56岁了。让人很心酸。
刘强还说：一开始，不敢让他们看电视抢险节目，怕他们激动，病情就会波动。我专门让人测了一下，哪个电视台没有新闻？是央视三台。于是每个病房锁定央视三台节目。
还有几名矿工精神上受了惊吓，情绪极不稳定，这种创伤性精神疾病也是可以治愈的。有位矿工叫史风雷，症状严重些，我们特地把他和爱说笑的矿工安排在一起住，会有利于恢复。
这位刘大夫最后对我说，老赵，咱这儿还存着好酒啊，就等你了。我说，作家弟兄们好几个哩，他说管够！医生们大都来时匆忙，没带什么衣服，武警指挥官便送给刘强一身特种兵的黑色作战服，刘强穿着，浑身上下一股子兵气扑面而来。他说话果断，眼神凌厉，使得作家们总把他误认为是公安系统的人，说这哪里像一个专家大夫。
河津铝厂医院的医疗指挥张建英说：刚到医院时，矿工们基本上还算清醒。身体中微量元素奇缺，这些微量元素，只有在食物中才能补到。严重的低血糖。有的矿工表现出生理代谢紊乱、精神紊乱的现象，纯粹是因为饥饿和恐惧所致。
昨天查房，有个矿工喊手指疼。其实那是神经性疼痛，属于心理上的。但他发脾气，喊：你能给我治就治，治不了就赶紧给我转！
护士们给矿工喂饭，一开始喂流食，每天八顿到六顿，每顿不超过150克，逐渐加量。现在开始吃普食，但不敢让吃饱。
矿工们老喊饿，吃不饱不痛快就发脾气。我们也能够理解，矿工们平时饭量大啊。但我们肯定不能让他顶饱了吃。矿工们发脾气，但心里明白是为他们好。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心理精神科大夫王彦芳说：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很重要。最先救出那9个人，其实在一块儿的是13人，有4个人最后躁动下水，游泳耗尽了体力，结果他们刚死不久，营救队伍就到了。这4人如果原地不动，安心等待，本来可以生还。
矿工们常做噩梦，说老有在水里漂的感觉，夜里惊醒，一身汗。多数人心慌。有一两个人怕黑，第一天晚上不让关灯。还有一个不敢看窗外，说窗外黑。矿工们一开始都不太讲话，倾诉欲望低，一提井下就害怕。住院第4天，有个叫袁修平的矿工仍然嘟囔：我不想说，我害怕，一闭眼就看见死人。他在楼里行走，要不时地回头看一下，看后面有没有鬼跟着。还有的人听见水声都害怕。
穆进军教授是山大二院职业病科主任，他与来自国家急救中心、北京协和医院、北大人民医院和煤炭部医院的专家们在一起工作。穆教授有一句话代表了全体白衣战士的心声，他说：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让矿工们躺着抬进来，站着走出去。果然，山大二院所救助的23名矿工，到了4月15日，挺直腰杆儿走出了第一人，到4月30日，23人全部迈开双腿走出院门了。
省人民医院医务处主任吉建民专家说：针对每个病人，要对其脏器、代谢、电解质、心理等五方面进行评估，分析矿工们的年龄大小、身体好坏、基础疾病，进行个性化治疗。矿工们主要是饥饿相关性营养不良，然后是胆囊炎、乙型肝炎、肝囊肿和低血糖，后来留下来延长治疗的，就是这四种病。胆囊炎大多数人都会携带但不发作，矿工们在井下长期被困，胆囊炎才被激发。
凡是安排矿工见家属，先做矿工工作，要他们不要激动；然后又对家属做了简单培训，规定每户仅限三人，时间为15分钟。又规定三不准两不带：三不准指保持安静不准喧哗、保持病房空气质量不要造成交叉感染、不准相谈矿井下面的事，两不带是服装食物及日常用品不准带，香烟不准带。
吉大丈说，有个叫吕建军的，高度抑郁，就把他插到性格开朗的矿工病房，大家说说笑笑，交流交流，情况好多了。
有个叫小启旺的，很亲，河南人，还喊我干爸。
矿工们有烟瘾大的。有次我见一个矿工，手伸在窗外，我担心他着凉，就让他把手拿回来把窗户关上，他的烟大概是问外面的人要的。这件事让别的矿工知道了，就骂他抽烟丢人，骂他为什么不配合医生治疗，说为救你一个人多少人在张罗，你的命不属于你一个人，全世界都知道啊。这使我们很感动。
听说河津有病人在搞串联，无非是打算多得几个补贴吧，我们的病人知道说，做人咋能这样呢？这是政府救我们上来的，让你拿多少你就拿多少，永远都别伸手。
大家走的时候都挺高兴，依依不舍。医院给每个人买了鞋、衣服、包。让他们所有人留下电话。我们打算再过半年，请他们回来做个全面体检。这批病人对我们医生来说，也是一笔财富。我院接待了20个井下生存8天8夜的人，20个血液样本，医院都留下来冷藏，作为以后的研究课题。医院也没有多少资金。汶川地震我们接待救护了不少伤员，用火车长途转来的，当时说是国家出钱，现在也没有给。这次救助的费用是中煤一建出资，已经决定打入40万元。
人的身体真是一个奇异的所在，个体差异是确实存在的。听“车七矿难”幸存者高润泽老人讲，他们坚持11个昼夜被救上来，有一个矿工多吃了一点儿东西就死了，而另一个矿工到第二天就活蹦乱跳，而且跳窗而出，跑到地里偷黄瓜吃去了。高润泽本人一连躺了几十天，也没缓过劲儿来。这一次，也出现了一些奇异现象。比如作家鲁顺民在采访河南矿工时锦涛时，这位矿工说：
我想说个怪事儿，以前在南方打工，修车修了3年，说不清是广州那边气候潮湿还是什么原因，老咳嗽，本来就穷，却前后花了一万多块钱吃药，也查不出什么毛病来，这两三年咳嗽更严重了，几乎每天在吃药。出事那一天还在吃药。结果，在底下困了9天8夜，一次也没咳嗽。上来之后大夫问我，你过去有什么病史。我说咳嗽很严重。大夫说也没听见你咳嗽啊？我说怪了，咳了两三年，下去遭了9天大罪，咋给治好了？井下那些天真的不咳了，这么多天也没有再咳，你说这算不算个奇迹？
被救矿工王鹏说：到医院的头几天，觉得身体飘飘忽忽的，很难控制自己，觉得人虚飘起来了，脚下没个谱。大白天跟做梦似的。真奇怪呢，还常常梦到参加歌舞晚会哩！我在医院这几天长了10斤肉，可是你看这位——他指着同病房一位50多岁的矿工说：他只长了一斤，吃的都一样。
那位爱说粗话的矿工李六六更乐观，他穿着医院赠送的一身运动服，持久地兴奋着。六六嘿嘿直笑：我还没住过这么高级的病房呢！河津医院真好！护士蒙着我眼睛给我洗澡，脱掉我的秋裤，上衣剪开，我里面也没有裤衩。护士擦洗了两三次。我们矿上的人也脏。肥皂要打到毛巾上擦。护士还用棉棒给我擦耳朵。护理大小便，不让下床。转院来到省人民医院，又给我们洗。洗个头发要用四盆水。我说，我天生不是让人伺候的料，真的不好意思。护士又要给我擦下身，我笑着说：去去去我自己擦，好闺女，你们还小咧，和我女儿差不多。
出院时，李六六拉着作家玄武的手说，我有个要求，不知道你们作家能不能给反映一下。玄武说，你讲吧。六六就压低了声音说，你看我们受了这么大的罪，也不知道矿上，能不能给我们转正呢？
对此，玄武写道：“他还想下矿。要是回了老家，实在没有好营生可做。矿工们没有提出追加事故赔偿；没有提出追究矿方责任。转正，这就是一个因矿方责任导致重大事故而险些送命的矿工，对矿方最大的唯一的要求！这是一种请求，或者说央求，这央求的声音何其弱小，是一名获救矿工在讲述时音量最低的一句话，也是他最后一句话，这是他久经考虑才最后说出的一句话。这央求何其卑微，又何其令人心酸。”
李六六是和60名病员一起，于4月6日转往省城太原的。为此，铁道部特地派出抢险救灾专列，为“救二号”列车。
这种专列在汶川地震抢险期间使用过。专列级别高于客车，其他车辆要无条件让、停、待、避，车头可以跨局一挂到底。在我记忆中，汶川地震时先是“抢”字头一号专列，后是“救”字头一号专列，这次成了“救”字头二号专列。汶川专列转移过6000名伤病员。这一次，矿工60人，只挂了4节车厢。山西医科大第一、第二医院和省人民医院各救助20名病员，他们大多数住进了平民们从来不敢奢望的高干病房，或重症特护病房。
我总是想，如果平时就注重人的生命，对农民工好一点，再好一点，实实际际解决他们的困苦，岂不更令人欣慰！也无需什么高干病房，更无需什么特级护理，只要尊重他们，人人是一种平等关系，也就可以了。这样一种要求，实在不算高，为什么多少年都做不到呢？
眼下，矿工们最尊重的是医生和护士。年轻的管医生叫干爸，年长的管护士叫闺女，想来他们也许还能看懂《提灯女神》这首诗吧。100多年前，美国诗人朗费罗给护理学创始人南丁格尔写赞美诗，是这样写的：“看，就在那愁闷的地方/我看到一位女士手持油灯/穿行在暗淡的微光中/轻盈地从一间房走进另一间房屋/像是在幸福的梦境之中/无言的受伤士兵慢慢地转过头去/亲吻着落在暗壁上的她的身影/那盏小小的油灯/射出了划时代的光芒。”
念一念百年前的诗歌，近似咏念佛经，颇多温馨善意。有歌词唱道，让世界充满爱，可是，怎样让中国充满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