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藩冷笑一声，对吴芝圃说：“芝圃同志，你真的一点也不知道情况吗？给我戴‘右倾帽子’，对我进行几个月的批判，不就是省委批准的吗？不就是你亲自安排的吗？既然是省委批准的，批斗我的根据是什么？不就是因为我在省委扩大会上反对虚报产量吗？不就是因为‘反瞒产’时我在遂平县不仅不‘反瞒产’反而却拿出700万斤粮食救济群众吗？不就是因为我反对弄虚作假没和你保持一致吗？直到饿死人后，地委多次向省委反映情况，而你一口咬定是‘疫情’，这些事难道你都不记得了吗？”
张树藩一阵连珠炮般的发问，搞得吴芝圃相当难堪。这时陶铸截断了张树藩的话，说：“不要再往下说了，我们都清楚了。”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表情显得有些沉重，似乎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来信阳之前，他已详细看过中央工作组呈上的调查报告，对信阳发生的这场悲剧异常痛心。他太熟悉这片土地了，他太了解这里的人们了，因为这里是他浴血奋战过的地方，他的艰难、他的辉煌、他的情感，都已深深刻在了这片土地上。此次信阳之行前夕，毛泽东对他说：你去好，大别山曾经是你的地盘，那里的人都佩服你李先念。你去告诉他们，我们有错，有错必纠；我们有愧，有愧必偿。
毛泽东的态度让李先念得到些许宽慰，却也给他内心增添了几分矛盾。两年前，面对各项经济指标过热的局面，中央领导层出现了“反冒进”的声音，其中便有李先念。正急于实现“跃进式发展”的毛泽东对此大为不满，公开大批“反冒进”，说“有人离右派只有50米的距离”！以毛泽东当时的威望和权威，面对他的怒气无人不战战兢兢，李先念等务实派的确无能为力，致使冒进之势愈演愈烈。眼下全国的局面，包括信阳事件的出现，无疑印证了冒进的错误，毛泽东自然明白这一点，否则他不会对李先念说出“我们有错”这句话。毛泽东的这句话让李先念感到心中踏实了许多，因为这不仅意味着笼罩在他心头那块“离右派只有50米的距离”的阴影消除了，更重要的是，一个左右中国命运的首要人物的头脑开始冷静了，一线令民族摆脱困境的曙光出现了。
可是，李先念对“有错必纠”无疑心存余悸。谁都明白，全国的冒进局面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志，而冒进带来的是灾难性的后果，假若真的细究，岂不要毛泽东承担责任？就当下的政治气氛和政治环境以及毛泽东的个人威望，无人敢于这样做。可是毛泽东要求“有错必纠”，又不得不纠，这个分寸如何把握？李先念思前虑后，最终给自己定下一个原则：只做不说。
刚才吴芝圃与张树藩的对话，李先念都听得明白，他反感吴芝圃推卸责任的态度，他欣赏张树藩直言不讳的作风，但反感与欣赏都被掩在心里。他对陶铸说：“我们先听听河南省委、信阳地委当前的工作安排和打算吧。”
吴芝圃从尴尬中恢复常态，首先汇报说：河南省委已反复、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批示，我们将全力以赴打击反革命，搞好“民主革命补课”。
李先念听后，沉思片刻，对大家说：“毛主席已经宣布不吃肉了，要和全国人民一起共渡难关。眼前最重要的事，是安排好群众生活，安排好生产。我们再不能犯重复性的错误，我们要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弥补过失。”
吴芝圃立刻表示：我们一定落实好李副总理的重要指示，把河南的工作做好，把信阳的问题处理好。
李先念、陶铸原本要在信阳多停几天的计划突然改变，第二天便急忙返回北京。临走之前，陶铸单独对行署专员张树藩交待道：先念同志让我转告你，近期在没有接到中央的明确指示情况下，对信阳一切问题的处理，地委要敢于参与意见。
张树藩明白，两位首长的意思是不能让吴芝圃继续在处理信阳的问题上一手遮天。
李先念、陶铸急忙提前返京事出有因。吴芝圃要“全力以赴打击反革命，搞好‘民主革命补课’”的工作打算让李先念深感不安。他明白，毛泽东对农民的感情极其深厚，得知大批农民被饿死定会怒不可遏，但把信阳事件定性为“反革命复辟”的批示显然过于严厉了，这意味着将有大批干部被定为反革命而蒙受冤屈。毛泽东的批示给一些动机不纯的人带来可乘之机，他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以“落实毛主席指示”为借口，大肆抓捕“反革命”，以达到清除异己、推卸责任的目的。李先念决心阻止这种局面出现，但他必须首先尽快说服毛泽东改变对信阳事件的定性，否则信阳将雪上加霜。
当面表态“一定落实好李副总理的重要指示”的吴芝圃，并未把李先念的“重要指示”当回事，他有更关紧的事要做。就在李先念、陶铸等领导人离开信阳的第二天，吴芝圃便急忙赶往固始县，亲自布置召开万人大会。当时没人知道吴芝圃召开万人大会的目的，县委第一书记杨守绩想问个清楚，吴芝圃只是冷冷地告诉他一句话：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走进大会会场，杨守绩发现情况有些异常，他看到会场加强了警力布置，于是预感到要出什么大事。杨守绩走上主席台，拿起话筒宣布大会开始，请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讲话。
吴芝圃接过话筒，大声讲出的第一句话竟是：我代表省委宣布，立刻逮捕反革命分子杨守绩！
杨守绩猛然一愣，茫然问道：“吴书记，您说什么？”
吴芝圃指着杨守绩说：“我说你是反革命分子！知人知面不知心，现在才知道你杨守绩是个大坏人！”
杨守绩如雷贯顶，身子摇晃一下差点摔倒，他一手扶着会议桌，突然大笑起来，冲着吴芝圃叫道：“我知道我对人民有罪，但我不是反革命，也不是大坏蛋。咱俩谁是反革命、谁是大坏蛋，还不一定呢！”
吴芝圃顿时大怒，对公安干警挥手大叫：“将这个反革命分子捆起来！”
几个公安干警立刻上前把杨守绩五花大绑，带离现场。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坐在一旁的行署专员张树藩惊诧万分，他用疑惑的眼光望着地委代理第一书记赵定远，赵定远也一脸困惑。张树藩暗想，抓捕一个县委第一书记，竟然对地委一声招呼也不打，这预示着吴芝圃迫不及待要“大开杀戒”了。吴的行为只有一个目的：“捂盖子”、掩盖自身错误、推卸责任。
的确，是杨守绩发给中央的一封电文揭开了信阳事件的盖子。在此之前他还直接向省委写过情况报告，反映饿死人的真实情况，要求省委下拨粮食。这些事实不正说明问题出在省委吗？吴芝圃当然不希望人们这样认为，拿下杨守绩，就有可能封住“祸口”，一个“反革命分子”的话大可不必信以为真。
这时张树藩想到了李先念、陶铸临走前提醒他要“敢于参与意见”的话，暗自佩服两位首长的洞察力。而眼前发生的事让张树藩清晰地意识到，地委没有机会参与意见，因为在一些敏感的问题上吴芝圃是不可能与地委商量解决的。
但张树藩仍然希望能争取到一些参与意见的机会。万人大会结束后，他与地委代理第一书记赵定远一同请示吴芝圃，要求省委在处理信阳问题时能够尽量提前对地委通报情况。
而吴芝圃没有答应。吴芝圃对他们说：“你们地委的任务是安排群众生活、安排生产，这是先念同志的指示。其他重要事情由省委和中央决定，你们执行就是。”
张树藩还是不死心，又提出：“在处理干部问题上，尤其是涉及县级主要领导干部时，地委有条件提供这些人的确切情况，有利于省委准确地把握尺度。”
吴芝圃显得不耐烦了，说：“你是不是怕省委冤枉好人呀？我告诉你，信阳干部队伍中好人不多，该怎样处理他们，省委心中有数，你们就不用多嘴了。”
这天晚上县委招待所的伙房没有冒烟，炊事员砸坏了锅灶，锁住伙房，把钥匙摔给所长，说：“杨书记是反革命，我肯定也是。反革命做的饭省委、地委领导敢吃吗？！你另请高明吧。”说罢扬长而去。
所长吓出一身冷汗，急忙扛上半袋大米，到隔壁居民家借灶，折腾到九点多钟，总算煮出一锅稀饭，勉强交差。
夜半，刚要睡下的张树藩听到一阵女人的哭叫声，正纳闷，秘书敲门进来，说是杨守绩的爱人哭着闹着要见专员，被执勤的公安干警拦在大门口。张树藩赶快披衣，吩咐秘书：快接进来。
杨守绩的爱人披头散发走进张树藩房间，见面便嗵的一声跪下，哭叫道：“专员啊，老百姓叫杨守绩‘杨青天’，省委领导为啥把他打成反革命？听说还要判死刑，这不公啊！求地委领导救救俺家老杨吧，他冤枉啊。”
张树藩扶起惊恐不安的女人，说道：“杨守绩不是反革命，我了解他。事情不会那么糟，我们会想办法保护他的。”
送走杨守绩的爱人，张树藩再也无法入睡，脑海中不断闪现着杨守绩被五花大绑的镜头。他暗想，杨守绩绝非是唯一蒙受冤屈的人，接下来，肯定还会有其他县领导被吴芝圃棒杀。下一个会是谁？信阳地委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干部免受冤屈？他彻夜苦思苦想，心中仍似一团乱麻，唯有寄希望于中央尽快有个“新说法”，否则无人能阻止吴芝圃乱棒伤人。
张树藩的判断没有错，吴芝圃抓了固始县委第一书记杨守绩之后，又急急火火奔向其他县，几天之内宣布八个县委第一书记为反革命分子，皆当场逮捕。侥幸没被他当场打为反革命的剩余的县委书记，也几乎全被列为审查对象而遭撤换。赵定远和张树藩陪着吴芝圃走一路，眼睁睁地看着他抓一路、撤一路，全区所有的县委书记几乎无一幸免，两人却无可奈何，连插话的份也没有。
事情并未到此结束，此后出现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严重扩大化问题让赵定远和张树藩始料未及。二十多万农村基层干部被抓进学习班和所谓的“特训班”，连村支书、村长都被抓光了。那些天，信阳地区一条条道路上，每天都有一队队基层干部被部队武装押送。“特训班”和监狱一样壁垒森严，大门口都架着机枪，省军区的两个独立团奉命执行看管任务。
“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像土改时斗争地主一样，召开诉苦大会，对前两年“为非作歹”的基层干部进行控诉和批斗。群众运动一起，打击面过宽的问题就出现了，有的公社80％的干部，甚至100％的干部受到惩处。打骂、肉刑的情况也比较普遍。上蔡县几千人被打，前两年干部处罚社员的多种刑罚反过来又加在基层干部身上。
有人评价说，本来素质不高的农村干部的确干了一些错事，那些有罪的人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大饥饿是全国性的事件，是由“大跃进”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造成的，从更深一层讲，是由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造成的，把责任完全推给基层干部，让他们做替罪羊，这显然是不公正的。
一向很少表态的赵定远难掩愤言了，对张树藩说：“他疯狂了，以后咋收场呀？”赵定远指的是吴芝圃，他认为眼前的局面是吴芝圃造成的。
张树藩更愤然道：“何止是疯狂，我看是丧心病狂！”张树藩也同样认为是吴芝圃在造孽。
信阳地委两位领导的愤然并无用处。
这天早饭时，吴芝圃手里拿着一张纸条，极不高兴地对赵定远和张树藩说：“你们看看，有人把这东西放在我房间，阶级斗争还相当复杂！”
两人传看，只见纸条上写着：吴芝圃，数你坏，群众饿死你不管，抓人倒比救人快。
赵定远看后，沉着地说：“吴书记，您先别在意，我们想办法查。”
吴芝圃摆下手，说：“还用想什么办法？根本不用查，真革命就不怕挨骂。树藩同志，你说呢？”
张树藩略加思索，说道：“我在想，我们抓了那么多人，有那么多反革命吗？”
吴芝圃冷冷反问道：“你认为抓多了吗？这张纸条说明，还有漏网的！”
张树藩也冷冷问道：“连村支书都抓光了，还能抓什么人？”
吴芝圃厉声道：“你张树藩的思维方式是不是有问题，为什么总是和省委的想法不一致？你永远比省委高明吗？要摆正位置！”
赵定远悄悄拉一下张树藩的衣袖，张树藩忍住不再说话了。他也明白，口舌之争无济于事，对手毕竟是省委第一书记，而且是个从来听不进他人意见的“家长式”领导，更何况这位顶头上司此举另有目的。
当天，吴芝圃亲自坐镇地委常委会，作下一步工作分工。吴芝圃首点张树藩负责“特训班”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而张树藩一口回绝。他说：“我在信阳工作十几年，我弄不明白那么多人怎么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反革命！我张树藩不相信自己的战友是反革命，要我负责整他们，下不了手，坚决不干。”
会后，赵定远对张树藩说：“咱俩总要有一个抓‘特训班’，不然咋保护那些同志？你就安心抓生产吧，这事我去干。”
信阳地区开展大规模“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初期，张树藩又被省委划为“三种人”之一的“糊涂人”，即对“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不理解者。另两种人是“明白人”和“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明白人”指积极拥护“民主革命补课”运动者，“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是指在信阳事件中负有重要责任者。
赵定远为此上门宽慰张树藩，张树藩笑起来，说：“我是‘老运动员’了，每次运动大小总有点事，早习惯了。说我是‘糊涂人’没关系，只要没糊涂到整自己的同志就行。”
信阳地区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给当时的百姓留下许多话题，最流行的有两句评语，一句是“共产党左手打右手”，另一句是“吴芝圃抓人的劲头比救人大”。
其实，把信阳地区开展“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扩大化的问题完全归结在吴芝圃头上并不公平。因为这个时期在信阳起主导作用的还有中央工作组，在事件定性、补课对象、补课规模等一系列决策上，吴芝圃无法一人说了算。说到底，扩大化是中央造成的，吴芝圃只不过在积极配合。
由于毛泽东的批示，由于中央许多大员的附和，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这场“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不可能不扩大化。
由于信阳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复辟”，因此，在对主要责任人定罪的问题上，中央监委和中南局的主要领导人曾经拟定：在信阳，大县杀800人，小县杀400人，每个大队杀3～5人，全区杀上万人。
“大开杀戒”的方案的确令人感到恐惧，所幸，毛泽东和中央没有批准。这是后话。
真正的“敌人”是自己
不妨说，共产党一统江山后，真正的“敌人”是自己。经济建设中无视科学规律的“大跃进”运动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极“左”思想下形成的高压政治局面；“反右斗争”和十年文化大革命对人性的极大伤害；党内特权造成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的演变——“密切联系群众”演变为“密切联系领导”，“批评与自我批评”演变为“表扬与自我表扬”，“理论联系实际”演变为“理论联系实惠”，如此等等不都是共产党自身的问题吗？从50年代至今出现的这一系列问题日益影响到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影响到共产党在百姓心中的形象和地位。
共产党应该懂得“战胜自己”的重要，必须有正视自身问题的勇气，必须有解决自身问题的办法，只有战胜自身的缺陷和错误，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赢得百姓的信任与拥戴，才能增强带领民族远征的力量。否则，必将付出代价，这种代价对党自身、对国家、对百姓绝非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