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藩对公社干部说：“找几辆板车，把三个老人送回家。最重要的是，叫你们书记赶快连夜回来！人都饿死在粮站门口了，他还去县里开什么会！明天早上必须看到粥棚，他若煮不出稀饭，就煮自己的肉！”
张树藩起身要走，粮站站长上前问道：“专员，刚才煮稀饭我从粮库拿了半碗米，我写了借条，您能签名做个证吗？”
张树藩眉头一皱，心中暗喜。他挥笔写下“借米半碗”的借条，对站长说：“找你们书记签字，这张借条算他的，就说是我的意思。”
张树藩上车后，又探出头对站长说：“你今天立大功啦，功德无量啊。日后我一定奖励你！”
粮站站长听后直发愣，他自然想不到，自己的“大功”就是对专员说出了“借条”两字，专员要利用“借条”巧做文章。
张树藩夜赴光山。当晚，他对光山县领导面授机宜，书记、县长连夜离开县城，分两路奔各公社而去。
张树藩星夜兼程再奔新县，向县领导交待一番，马不停蹄又向淮滨县赶去。
张树藩夜下三城，如释重负，兴奋不已地对秘书说：“这三县一行动，一天之内，消息就会传遍其他十几个县，这些县都会效仿。”
秘书却担心地说：“路书记这一关过得了吗？省委知道后会是啥态度？恐怕凶多吉少。”
张树藩说：“估计路书记这里不会有太大的麻烦，毕竟是救人，他顶多批评几句。省委那里就难说了，但愿他们能睁只眼闭只眼。唉，事到如今，顾不了那么多了，先让老百姓有口热汤喝再说，熬过一天是一天。”
吉普车突然停下，原来是路面一道横沟挡住了去路。旁边就是村庄，司机连忙跑去叫人帮忙抬车。村民越聚越多，却无人伸手帮忙，似乎有意看笑话。
司机着急，对村民们讲：“这是行署领导的车，大家帮个忙抬下吧。”
一位村民说：“省里领导的车又咋样？大家都饿得半死了，哪有力气抬车。”
另一位村民出口更冲，说：“省点力气还要抬死人哩。”
张树藩对秘书说：“你看到了吧？民怨已起，兆头不好啊。我们要抓紧行动，一刻也耽搁不得。”
秘书听罢，对村民们讲：“老乡们，这是地区行署的张专员，他是去你们公社粮站督促搭粥棚的。明天你们再去粮站，就有喝的啦！”
村民们一阵欢呼，把吉普车抬过横沟……
张树藩急急火火走一路，粥棚建一路，短短几天，粥棚在信阳地区遍地开花。各公社领导每天打张“借条”从粮库取粮煮粥济民。放粥的标准是，老人、孩子每天一次，成人两天一次，每次一碗。尽管这只是“保命”的标准，却让饥饿的百姓欣喜若狂。
张树藩继续往下一个地方奔，却突然接到路书记指令：信阳县一处粮站被盗，火速前去处理。
张树藩闻之一惊。他联想到，信阳县的鞑子湾是元代最早的农民起义爆发地之一；捻子湾是清代农民起义军——捻军的发源地之一。信阳地区自古民风剽悍，一旦民怨沸起，将势不可挡。他担心，粮站今天被盗，明天就有可能被抢，事态危急，不可掉以轻心。他急忙调集地区公安处一干人马赶往信阳县。
被盗粮站的门口仍围坐着数百名群众，张树藩见此场景觉得蹊跷，暗想粮站被盗事情不小，为何看不出一点紧张气氛？
地区公安处处长异常警觉地问信阳县县长，粮站已经被盗，现场咋还聚集这么多群众？采取防范措施了吗？
县长冷笑道：“用不着，粮库的锁一砖就能砸开，要抢粮早下手了，群众觉悟高着哩。”
公安处处长问：既然如此，粮食为啥被盗？
县长没好气地说：“你来不就是查这事吗，问我干啥？”
张树藩示意两人停止争吵。县长的话和眼前的情景，使张树藩情绪有些激动，心中暗叹：不惧天地的大别山人，命悬一线之时，为何围满粮站仍不抢粮？因为他们相信共产党，这样的百姓天下少见啊……他望着黑压压的人群，真想发表一番感慨，可是欲言又止。能说什么，再好听的话能当饭吃吗？
看完现场，地区公安处处长对张树藩说：“几座库里好粮食一包不少，粮站保管员说，丢的是虫粮。怪事，要偷咋不偷好的？这也不像被盗啊。”
张树藩悄悄把公社书记叫到一边，压低声音问：“说实话，咋回事？”
公社书记说：“既然瞒不过去，我就实说吧。一批粮食生虫了，反正对国家没用，人吃了还能救命，我就把它分给群众了。我也知道这事不小，该咋处治我，随便。”
张树藩略加沉思，转身走到公安处处长身边，说：“这事到此为止，带你的人回吧，后面的事我处理。”
这时县长来到跟前，对张树藩诡秘地笑着说：“不是要‘行船’吗？我在这里蹲点，分虫粮是我动的脑筋，要处理就处理我，反正这官当得也没意思。”
张树藩说：“倒像条硬汉。全县其他粮站有这种情况吗？”
县长说：“就试这一下便惊动地委了，还没来得及在其他地方干。”
张树藩说：“我怎么听说其他粮站的虫粮也都被你分了？你承认不承认都没关系，要真处理你，一处粮站和十处粮站性质都一样。”
县长顿悟，连忙说：“是都分了，是都分了。哈哈，专员，我这人，要行船就不怕钻大浪，丢个官保一批人命，也值得！”
张树藩心想，这样的好干部必须保护，必要时宁愿自己承担责任。
张树藩问县长：“其他县搭粥棚的事你们听说了吗？”
县长回答：“刚听说，不就是打张借条煮几锅稀饭吗？专员啊，马上就要过春节了，群众家里需要几碗面包顿饺子。”
张树藩意识到，下面的干部对眼前的严峻局势还缺乏准确的判断，必须提醒他们做好应对更大困难的准备。于是说：“过年吃饺子恐怕是吹牛话，眼下先做好保命工作就不简单。你能保证吗？”
县长哈哈一笑，说：“专员大人，你别不信，到过年时如果上面还没动静，我真敢打开粮库分个精光！杀头不过碗大个疤，怕个！”
张树藩说：“如果事情真像你说得那么简单，就不至于饿死人了。切记，群众必须救，策略必须讲。”
就在张树藩处理信阳粮站“被盗”一事的当天，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在驻马店召集附近几个县的书记开了一个碰头会。这个碰头会却让路宪文窝了一肚子火。
路宪文这几天下乡，亲眼目睹了一个又一个饿死人的场景，内心深受触动。他所到之处，从村支书到县委书记，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天天饿死人，为什么还不放粮？非要等到十寨九空吗？
路宪文深感问题严重，便急急忙忙召集几个县委第一书记研究对策。没想到，碰头会上他竟然受到县委书记们的围攻，甚至于有人指责他“把信阳带进火坑”。他大感意外——以自己平时的权威，部下从未如此不恭过，怎么突然变化这么大？他心中不快，却未表露，只是略显严肃地说道：“信阳出了问题，我和大家一样，也痛心。可我错在哪儿？每项工作、每件事，都是在按照省委的意图干啊。”
遂平县委第一书记蔡中田说：“路书记，你错在哪儿俺不想说，俺只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回头想想吧，您让‘放卫星’俺就‘放卫星’，您让‘反瞒产’俺就‘反瞒产’，明知道错了还要坚决执行。俺就错在太听您的话啊，不然会饿死人吗？”
蔡中田这番话顿时引得路宪文火冒三丈，他怒吼道：“你比地委高明？我比省委高明？省委比中央高明？下级服从上级，这是组织原则，你不明白吗？！同志们都想想，我们对上级应该是什么态度。”
蔡中田也激动起来，大叫道：“心中只有上级，为什么没有群众？只想组织原则，为什么不想我们的根本宗旨？！到了这份上，您发脾气谁还怕？撤了职才好呢，少对人民犯些罪！”
蔡中田扬长而去，搞得路宪文不知所措。地委秘书长见大家情绪都不对劲，说了几句圆场话，草草结束了这次碰头会。
路宪文经历了就任地委第一书记以来最难堪的场面，情绪坏到了极点。几个县委书记离开后，他对秘书长大发脾气，叫道：“你宣布散会干什么？让他们闹呀，我就不信能翻天！”
秘书长说：“大家情绪都太激动，需要冷静。书记呀，您也消消气，想想下一步该咋办，要不，和专员碰下头？”
路宪文长长叹口气，说：“和专员碰头又如何，我俩又不是孙悟空，能变出粮食。向省委申请粮食，到现在他们连个屁也不放！相信上级、服从上级，哼，我倒是相信了、服从了，可信阳饿死了不少人！烦，烦透了！通知专员，咱们现在就去信阳县。”
秘书长一个电话找到张树藩，告知路宪文要去信阳县，并特意提醒张树藩路宪文情绪不好。
张树藩心想，路书记一到，情况有可能复杂化，弄不好会打乱计划，群众得不到吃的，“盗粮”的县、社干部也要倒霉。于是他急忙请秘书长转告路宪文，事情已经处理完毕，晚上改在地委见。
心中有“父母”眼中无“刁民”
成千上万的饥民带着求生的渴望涌向一处处粮站，官方并未如临大敌般布警严防，而抢粮事件却未发生一起，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是个“奇迹”。何以有此“奇迹”？原因并不复杂：信任。百姓信任共产党，身处绝境并未绝望，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给共产党留下了挽回“信任”的机会；共产党信任百姓，心中有“父母”，眼中无“刁民”，对百姓无须防范。
我们无法不联想到今天的“上访潮”。“上访潮”的确令各级政府的官员们大伤脑筋，对付上访者的措施已经无奇不有了，但似乎唯见“防范”少见“信任”。
共产党的官员们必须明白，百姓上访多有冤情，上访是因为对共产党还不失信任，相信共产党的天下“有理可讲”。我们面对百姓的信任回以防范，有何道理？假如我们的诸多“防范措施”更多的是让百姓感受更到自己被视为“刁民”，那么百姓对共产党的信任还能坚持多久？我们共产党是否丢得起百姓的信任？
共产党应该信任百姓，因为百姓是其“衣食父母”而非“刁民”，且永远如此。对百姓的信任换来的也是百姓的信任，共产党永远离不开这样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