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部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比较脆弱的情况下，开拓国内统一市场是一个重要而艰难的创举。美国政府在疆域西扩后发动西进运动，主要目的就是为东北部民族工业的发展开拓广阔的国内市场并寻找原料产地。在共和党总统杰斐逊、麦迪逊、门罗和亚当斯执政期间，西进运动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的增长和国家政治的干预。比如，在推动西进运动的问题上，美国各界其实存在着较多担忧。因为成千上万的男女青年不断向西迁移，对西部和沿海各州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无疑将产生深远影响。最初的向西迁移基本上还只是一种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扩张，但在交通运输条件改进以后，西进会使得西部广袤土壤的产品与东部的产品处于高度竞争的状态。再加上东部沿海各州土地的日渐耗竭，东部农业土地的价值下降，东部的农业地位有削弱的趋势，东部的农场主虽然会高兴地看到他们的子孙在西部找到新的机会，但是，这种影响对于他们自己的地位是非常不利的。东部的制造商们都认为，劳动力的向西迁移会使东部的工价保持较高的水平，会阻碍东部工业的发展。因此，东部对西进普遍地存在着一种畏惧心理，认为具有激进的民主思想和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边疆人民不仅会把全国的均势推翻，而且会破坏美国建国者们的成就。面对这种情况，在联邦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下，政治家们、研究者以及一些思想领导者们进行了广泛宣传，以期逐步削弱这种恐惧。这些人认为西部开发可以成为清除政治和社会不满的一个“安全阀”。“每当东部的社会情况变得严重的时候，每当资本家压迫工人或施用政治压力使群众的自由受到威胁的时候，西部都是逃往边疆自由环境的一道大门。”（拉铁摩尔等，1965）因此，在一定程度上，1812年战争实质上是美国政府为推动西部开发而刻意制造的战争。当时美国新的国家战略要求推动了西进运动中联邦政府“国有公路”的建设。同时，西部的崛起，对于美国民族统一市场的建立，产生了重大影响，实质上1816、1824和1828年的三个重要的关税法案正是在肯塔基和西北部人们的支持下才获得通过的。当然，这一结果也离不开保护主义者亨利·克莱理论的影响——克莱的“美国制度”实质上就是“想把制造业的东部变成农业西部的当然的市场”以代替当时的海外市场。（福克纳，1964：258259）在西进运动过程中，联邦政府主导下的多个交通创新工程在美国西部地区开创了美国历史上的“交通革命”。从修筑税道，到运河建设，再到铁路修筑，这些措施从根本上改善了美国东西部地区之间的交通运输条件。交通条件的改善又大力推动了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19世纪50年代伴随着一系列水路交通工程和铁路工程的兴起，五大湖地区的丰富矿产资源得以充分开发，并被运输到东部的广大市场进行销售。这直接促进了美国五大湖地区在短时间内实现工业化。它不仅对于美国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城市的发展和整个美国的工业化的扩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更是加快了西部社会经济活动的速度和效率，促进了西部地区产品与东部地区产品的市场交换，而且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美国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美国城市化的推进。
第一，运输时间和运输费用大幅降低。这推动道路、航运和铁路建设的制度安排，使美国西部地区农业发展速度大幅度上升，促进了西部农业商品化的趋势。（张友伦，1992：268）第二，加快了西部拓荒业由自给自足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以俄亥俄地区为例，它是西部各州中最早形成交通运输网的地区，实现了美国东部与中西部区域市场间的更紧密联系，其结果就是：“到1820年，阿尔巴尼、哈特福德、哈利斯堡和匹兹堡已成为繁忙的商业中心；到1830年，辛辛那提、路易斯维尔和圣路易已成为重要的港口；到1840年，罗彻斯特、布法罗、克利夫兰正从大湖的粮食、皮革、铁矿、锡矿和木材贸易中致富。”（C.Cochran、William Miller，1961：6）第三，促进了美国国内贸易发展。典型事例就是美国“伊利运河”所产生的巨大效应。1825年10月26日，伊利运河正式开放。这条运河全长363英里，贯穿哈德逊河和伊利湖，向东可以经哈德逊通往美国东部第一大港纽约以及整个东北地区，向西可以经五大湖及俄亥俄河与整个中西部发生联系，是当时西部与东北部之间的主要交通和贸易渠道。经由此运河，美国国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三角贸易”体系。伊利运河开通后，美国国内市场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据艾伯特·费什洛估计，国产货的区际贸易在1839年就超过了对外出口量，在此后的20年中这种差额进一步扩大：美国国产货的对外出口额由10200万美元增加到31600万美元；而同时在区际贸易中交换的美国产品从10900万美元增加到41600万美元。美国区域间经济关系得到了全面加强。
第四，更为重要的影响则是推进了美国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美国各级政府在西部开发期间所开创的土地和交通战略设计极大地推进了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铁路镇、投机镇等一系列新型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中西部地区最初的城市一般都为河流边的货物集散地，如位于东部和西部相连接的俄亥俄河起航处的匹茨堡、俄亥俄河上的辛辛那提和路易斯维尔、密西西比河的圣路易等。19世纪后半期，随着经济结构的剧烈变革和西部的迅速开发，美国西部城市进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全国都市化过程中后来居上，脱颖而出。最典型的是铁路城镇的大量出现，这类城镇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七八十年代在密西西比河以西获得迅速发展。因为此间铁路的扩张在大平原及远西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在西部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铁路起了最直接而重要的作用。当时一位观察家描述道：“你也许会站在一片荒无人烟的长着只及踝骨高的低草草地中，下个月就有一列混合列车悄悄驶过这片荒野，停在铁路公司决定修建城镇的某个地点。男人、女人和儿童跳出车厢，他们的什物也随之翻滚下来。城镇建设就此开始了。”（雷·艾伦·比林顿，1991：389）这段描述生动地反映了铁路对城镇兴起的催化作用。
第五，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制度设计为西部地区的交通工程集聚了大量资本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西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形态。金融资本对于西部土地关系的影响日益加深。铁路公司从联邦政府手中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因此，在西进运动中，金融资本对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态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每条西部铁路都设置了土地部（还同时设立了移民局），委以出售政府赠与铁路的备用地段。土地部成为运作土地销售的主要部门。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土地投机和销售的热潮。同时，结合19世纪末美国国内经济情况和农业技术发展，铁路公司所出售的大块土地，成为西部地区巨型农场出现的基础。
四、南北战争：国内统一市场进一步发展
美国建国后，由于南北两种经济体制的不同，南部各州与中央政府之间曾有过旷日持久的纷争。不管是在关税水平的制定和维护上，还是在对于中央政府权威的效忠上，南北之间的竞争几乎自建国以来就一直存在。
1828年与1832年，国会通过了提高对欧洲工业产品征收关税以保护北方各州工业的法案。这项关税政策将对倚重向欧洲大量外销农产的南卡罗莱纳州及其他南方各州造成经济上的巨大冲击，美国南方各农业州担心欧洲各国会报复美国而提高对美国农产品的关税，因此该关税法案被讥为“嫌恶关税”。对此，南卡罗莱纳州议会召开州代表大会，通过了联邦法令废止权条例，宣布1828及1832年的联邦关税法在该州内无效。州议会还通过相关法令以贯彻该项条例，包括授权组织军队与购置武器。为回应南卡罗莱纳州的威胁，国会通过了“军力动员法”。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于1832年11月派遣七艘小型海军船只与一艘武力军舰前往查理斯顿。
南北战争前夕，美国是由四个截然不同的区域组成的国家：东北部即新英格兰地区，在该地区，成长中的工商业带来了人口密度迅速增长；西北部则通过西进运动聚集了大批自由农民，拜西北条例之赐，没有建立起奴隶制度；东南方是垦殖农场，但部分区域经济正在衰退；而此时的西南方地区，棉花经济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但这种种植园主经济需要大批的黑人奴隶。
本来，美国宪法为各区域的和平相处奠定了基础，并且能够平衡这个新的国家关系中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在数年间，自由州和奴隶州的数目在妥协中逐渐令参议院得以平衡。1845年最后一个奴隶州得克萨斯得到承认。五个自由州在1846年到1859年间得以认可，原先是奴隶州的堪萨斯在先前被拒绝，后来也在1861年以自由州加入。然而，随着北方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的大规模开展，旧的两党格局解除，日益激烈和敌对的思想意识形态导致以往为了避免危机而订立的君子协定（例如密苏里妥协与1850年妥协）越来越失去效力。此外，南方各州使用奴隶让北方各州成为新移民优先选择的目的地，以致北部在国会和总统选举优势按照人口规模日益强大。
然而，1850年党争在本质和强度上都发生了急剧转变。美国共和党在1854年成立，这个新生的政党与林肯都反对自由贸易，以便保护美国北方新兴的工业。为了赢得北方大多数对奴隶解放持反对态度选民的支持，共和党最初对奴隶制态度含糊。这时一本震撼世界的巨著——《汤姆叔叔的小屋》在美国出版了。该书刚出版即被迫加版再印，阅者边读边拭泪，旁听者也无不为之心酸。这本书让北方的人民知道了南部种植园奴隶们的辛酸血泪。此后，废奴呼声日益高涨。
1860年赞成废奴运动的共和党人林肯当选总统，引发了南方各州的叛离。此时的北方，已有23个州，占全国国土面积的3/4，且集中了全国工业生产总值的86%，铁路线的70%，银行资本的80%，以及97%的军火生产——1862年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已能年产20万支步枪。相比之下，南方参与叛乱的只有11个州，900万人口（其中400万是黑人），因此在各方面都远逊于北方。尽管南部地区得到了英法等国的支持，但是在林肯“解放黑人奴隶”的口号下，黑人纷纷倒戈起义，南方分裂势力最终以失败告终。
南北战争实质上是美国工业资产阶级借用战争手段以达到其统一国家，独占政治统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目的而发动的美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北方资产阶级通过战争，彻底解决了一个国家两种经济制度的矛盾，扫除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种植园经济，使新兴生产方式的自由劳动体制战胜了落后的奴隶劳动制，工商业资产阶级获得了全部政权，避免了国家的分裂，最终促成了美国经济和政治的真正统一。
南北战争以后，美国迎来了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在之后短短的三十几年间，美国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迅速超过了西方其他先进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独占鳌头。可以说，南北战争，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美国国家建设及城市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它推动了美国农业产业的资本主义发展，使美国东北部市场经济模式扩散到全国范围。1861—1865年间，美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变化，这种变化重点反映在农业机械化上，甚至影响到了工业、交通运输和商业贸易等全方位领域。由于战争带来农业劳动力短缺，加之战争的旷日持久需要充足的粮食，这就促使林肯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在此情形下，美国农业迈出了机械化的第一步，机械化农具得到大力推广。到内战结束时，全美国的收割机、播种机、割草机等达几十万台之多。机械化农具的改良与推广、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采用，使农业经济获得了较大发展。农业耕地面积不断增加，仅西部土地开垦面积就达到了50万英亩；粮食产量不断提高，小麦增产1倍以上，印第安纳、威斯康星、伊利诺伊、依阿华等州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1861—1862年间，美国小麦和面粉仅出口英国一国就比内战前的规模增长了3倍。棉花产量在19世纪60年代初达23亿磅，其中3/4出口。以羊毛生产为中心的畜牧业也发展起来，农场饲养绵羊的头数在内战中增长1倍；羊毛产量从战前的04亿磅增到14亿磅，加利福尼亚、宾夕法尼亚、伊利诺伊等州均成立了羊毛生产的重要基地。（白涛，1997：92）此外，1862年颁布的《宅地法》对美国农业发展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它一方面解放了生产力，吸引了大量的贫民和移民进入西部，使西部开发日新月异；另一方面用“民主”的方式解决了美国的土地问题，使美国逐渐形成了在农业中发展资本主义的一套“美国式道路”，从而推动农业经济迅速走上资本主义发展轨道。
其次，它促进了美国工业革命的深入开展。西部的开发、农牧业的发展，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原材料和粮食，庞大的军事订货又极大地刺激了各种工业。战争期间，政府顺应客观经济规律，对工业的发展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因此，美国工业经济急剧增长。新高炉、纺织厂、机械厂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例如内战期间，费城新建了180多个工厂，克利夫克新建了20多个铸造冶炼厂。全国工厂数从1859年的14万个增至1869年的25万个。有记录声称当时“落基山脉、太平洋沿岸的铸造厂和机器厂比比皆是”，工业产量不断提高。此外，棉纺织品产量增长15倍，锌矿产量增长16倍，生铁产量增长18倍，采煤量增长56倍。1862年铜矿开采量达百万吨以上，制造业总产值达18亿美元，“新建的铁路、新打的油井数不清”。（黄安年，1992：353381）再次，资本主义工农业的发展，进一步刺激了商业贸易的发展。1860年后，美国贸易出口额达到3亿多美元，占当时世界贸易总额的9%。随着西部新贸易区的开发和全国铁路的修筑，美国的“国内市场扩大了”，区际贸易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内战后，美国基本上形成了国内统一市场。
最后，内战为美国城市经济的高度发展提供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保证。南北战争是两种社会制度，即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内战后美国国内的区域贸易与统一市场的形成Willis， James and Primack， Martin，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Englewood Cliffs， NJ：Prentice Hall， 1990：p163.
种制度再也不能在北美大陆上一起和平相处”，马克思此语道出了美国内战的实质和根由。恩格斯也曾指出，“它的结局无疑地将决定整个美国今后几百年的命运”；列宁也明确指出，“南北战争具有极伟大的、世界性的、进步的和革命的意义”。（白涛，1997：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