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纳里的发展模式，又称发展格局的经验分析。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一书中，钱纳里以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1950—1970年的20年间，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变动的关系，从积累过程、资源配置和人口分配过程三方面列出十项指标，观察它们如何随人均收入的变化而变化。钱纳里的研究既从横向的某一个时点上，也从纵向的时间序列上观察了处于不同人均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最后得出一个经济结构随经济发展的正常变动的模式。这种变动包括从农业生产向工业生产的转变，消费者需求从重视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向要求多样化的制造业产品和劳务消费的方向变化，人们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而带来的城市经济增长和城市工业的变化，以及由于家长重视子女的质而不是量的观念的变化而带来的孩子的经济价值下降，家庭规模大小和总的人口增长的变化等。如果说刘易斯模型强调城市化过程中人口的密度和经济职能的话，那么钱纳里的发展模式更加强调城市化过程中的人们社会、心理和行为因素。（钱纳里，1988）
2.区域经济学视阈下的城市化
刘易斯的结构变动模型实际上是对发达国家工业城市化道路的理论概括，城乡人口结构的转化是城市化的必要基础和条件，而两部门间的利润差成为转化的动力。由这个模型衍生出来的关于产业与城市发展之间关系的观点，特别是许多城市建设的目标和口号，实质上都隐含了这一理论逻辑，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实践影响深远。比如，以商业贸易促进城市化；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用服务业深化城市化；信息化与全球城市、智慧城市建设。
但是，刘易斯模型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刘易斯模型的建构相对简化，他将一国经济看成是封闭经济，忽略了国际经济及开放性对一国经济和城市化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任何一国国内经济的发展，都无法摆脱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城市化的进程和水平。其次，刘易斯模型中所体现的是一种单向的因果关系，两部门之间的利润差成为产业人口流动的动因，产业状况决定了一国的城市化进程。再次，在刘易斯模型中，城市工业部门被理想化为不存在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吸纳完毕前城市部门实际工资保持不变，农村边际生产力为零以及城市工业的就业创造率与其资本积累率成正比，这种假设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
区域经济学可谓弥补了刘易斯模型的不足，开始考虑国际因素如产业分工、技术进步和外溢等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影响，也开始探讨区域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20世纪90年代后发展起来的“产业集群理论”。
产业集群理论吸收了“梯度推移理论”、“增长极发展理论”和“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等传统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合理成分，并随着实践发展而增加了一些更适合市场经济环境的合理因素，表现出一定的创新性：一是并非简单地争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与否，而是强调发挥区域各种资源要素的整合能力，追求适合于区域具体特征的区域发展道路；二是突出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强调创新在国家或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与日俱增，认为技术进步是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三是强调区域发展要素中资源整合的协同效应，投入要素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而且还强调企业家资源的培育及其在发展中担当的作用。
区域经济学理论基本解释了区域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产业集群理论，它在强调区域分工的重要性外还进一步强调了发挥区域内各种资源整合能力的作用，特别是技术进步与创新的作用。在这些理论基础上，学者们提出了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互动模型。城市作为区域的重要组成要素，是区域内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聚集体。如果把区域视为一个系统，城市的形成与演变是在特定的区域中完成的，城市的发展轨迹受制于其所在区域的总体发展格局。区域从资源供给、环境容量、经济基础支撑、市场需求、社会发展等方面对城市的发展产生多种约束。在一般情况下，区域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供给种类、供给能力，区域市场的需求结构和潜力，会制约城市的经济结构类型及其发展前景。另一方面，从区域经济的空间集中性来看，区域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依托城市而进行的。城市作为区域经济与社会活动的集聚地，对区域发展具有组织、带动作用。城市化是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过程。城市发展引发和增强了区域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空间结构的相应变化，从而推动了区域经济和社会的演进。因此，城市化与区域经济的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个累积性的因果循环过程。（杨开忠，2000、2001）区域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的互动模型尽管看到了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可能性，但并没有指出实现这种可能性的条件，也没能考虑到两者之间的相互脱节与掣肘。首先，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特别是在人口、资源、环境、技术创新等多重因素的约束下，经济增长的永动机并不存在。其次，即便产业转型升级，经济持续增长也不一定会带来城市的发展，因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与城市发展政策并不存在必然的良性互动关系。关于这一点，雅各布斯在《城市经济与国家财富》一书中举了许多典型的例子，其中发人深省的是著名的田纳西河流域开发。“大自然对这个地方很慷慨，各种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人文社会条件基础也不差，该地区和平稳定，人们也勤劳自立；国家的支持和援助计划（TVA）十分巨大；在产业发展上，该地区从最初的水力发电，到煤电开发，最后发展到核能发电……然而，这个地方依旧贫穷落后，城市发展不起来。”（简·雅各布斯，2008：8597）此外，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历史上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相互关系表明，工业化与城市化并不是一个线性的相辅相成关系。在工业化的后期，制造业占GDP的总值开始下滑，工业化对城市增长的动力不再，但城市化水平依然保持了一定速度的增长。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这是第三产业兴起的结果。但是，究竟是第三产业的兴起推进了城市化，还是城市化的深化带来了第三产业的崛起，这是一个有待经验论证的问题。因此，至少我们应该看到，产业转型升级，经济持续增长并不必然带来城市的繁荣的发展；城市的持久繁荣，不仅需要产业的转型升级做支撑，也需要城市发展战略的调整做保障，更需要产业转型升级与城市化战略调整之间的协调和契合。
（二）社会学对城市化的理论解释
在社会学领域，对城市化的解释主要有三个理论路径：一个是古典社会学，二是兴盛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芝加哥学派，三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城市社会学。古典社会学大家们主要是从欧洲从农业社会步入工业社会的大转型来谈城市化，城市被当作社会转型的分水岭。而从芝加哥学派到新城市社会学，社会学关于城市发展的理论框架则基本上是以美国为经验对象的，它们用不同的理论视角描述了美国特定历史阶段城市发展的特征及其动力。
1.古典社会学家对城市化的论述：城市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生活组织形态在社会学领域，阿德纳·费林·韦伯（Adna Ferrin Weber）所著的《19世纪城市的成长》（The Growth of Cit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是第一本较好概念化地对城市进行综合统计研究的英文著作。韦伯意识到了19世纪西方社会的急剧变化，认为：“当前最显著的社会变化是人口在城市集聚……在西方世界，向心或聚集现象成为普遍的趋势。”他的研究重点分析了这样一些问题：导致人口转移等变化的动力是什么？这种变化能否持续？最终结果如何？人口重新分布所带来的经济、道德、政治和社会影响是什么？（转引自贝利，2010：23）正如弗雷德里克·C.豪等人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城市在人类文明中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到来，由此诞生了一个新社会。在所有关系中，生活在不断改变，一个新的文明已经诞生……社会已经演化成为一个有机体，正如人类自身一样，具有头脑、心脏和神经系统……它是一个能动的有机体，具有意识，能够做出一致的行动，能够准备，具备智能……有助于形成一个明确的政治和社会理念。（Howe，1905）欧洲社会哲学家们也对其所感受到的由工业城市化导致的革命性变化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们提出了一些基本的问题，例如：城市生活产生了什么差异？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差异？在这些理论叙述中，工业大都市被公认为是社会的分水岭。学者们在强调区分分水岭的根本变化时，传统和现代两种社会类型之间的分化被建构出来。
亨利·梅因爵士（Sir Henry Maine）最先描述了这种显著区别。他研究发现，随着现代工业及现代城市的发展，家庭依赖性逐渐解体，个人责任逐步增加，建立于个人在家庭中所处地位上的集成责任，逐渐被契约和有限责任所取代。而这种所谓“从身份到契约”的变化，是根据对财产（主要是土地）的占有方式的变更而同时进行的。在乡村，土地由家族共同拥有；而在城市，土地成为可以交换的商品，个人不再依附于土地和家庭。（Henry Maine，2004）滕尼斯进而指出，在所有文化系统的历史中存在两段显著不同的时期。第一段称之为礼俗社会（Gemeinschaft），在这种社会状态下，社会中组织的基本单元是家庭或靠血缘维系的族群，个体的作用和责任由传统的权威所界定，社会关系是本能的和惯常的，合作为习俗所左右。第二段称为法理社会（Gesellschaft），在这种社会状态下，社会和经济关系建立在个人之间的契约基础上，个人有专门的角色，对于个人的回报不再是基于世俗的权力，而是基于竞争性的劳动力价格；劳动力成为市场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对个人产生影响的不再是亲情关系，而是专业中的同行；社会关系是基于理性和效率，而非传统和习俗。（Tonnies，2010）在滕尼斯的思想基础上，涂尔干进一步认为，日益分化的劳动分工是使得人类文明从片段化机械团结走向有组织的有机团结的一个不可改变的历史现代化过程。片段化的社会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由相似的无所不包的家族演替构成，而现代化的过程则将这些小的社会群体融合成大的集合体，进而形成国家。社会劳动分工日益分化和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使得人们社会交流和接触的机会大幅度增长。（Durkheim，1997）类似地，齐美尔（Georg Simmel）区分了两种社会状态，着重探讨了两者在社会心理上的关系。一种是个人完全沉浸在直接接触的小社会圈子中，另一种是个人在集体社会中承担专门角色。在前一种社会状态里，个人的全部个性被其所在的群体所决定和主宰，在后一种社会状态里，个人参与到关系生活的各个专业利益集团里，在有限责任的条件下，个人受到保护。齐美尔看到了乡村生活与大城市生活之间显著不同的特征：乡村生活具有稳定的生活节奏，个体停留在无意识层次；而城市生活不断受到外部的刺激，个体需要不断做出有意识的反馈。都市中的个体具有高度自治的特性，个人变得更加自由，人际间关系的处理主要基于非情感因素的考虑和计算。
萨姆纳从满足人的需要途径的差异性角度比较分析了城市与乡村的重大差别。他认为人们的需求及关系主要受到两种模式的影响——民间方式（folkways）和国家方式（stateways），前者指满足人类需求的直觉和无意识方式，它更多地受到社会制约；后者指受到国家体制所左右的契约关系，它更多地受到来自国家的调控和城市中经历的影响。（William Graham Sumner，2011）正如威尔考克斯所描述的那样，“城市似乎在不可思议地改变着人们，新来者会被同化，从而演变成为城市人”。（Wilcox，1904）这种观点在马克斯·韦伯那里也有深刻的论述。韦伯认为，在人类历史上，社会理性在不断增加。在传统社会，个体行为基于对惯常刺激的反应，主要涉及自治反应，进而影响到社会行为。而在现代社会里，社会关系变得相互关联，个人行为主要依靠理性的自我意识，因而社会具有了契约的特征。个人被一种理性法则所指引，认为存在着合法的义务，并且理性地期待其他个人和组织也会去践行这些义务。公共机构设法调控随之而发生的契约行为，并提供确定性的原则，以使个体接受当局的管理。（Max Webber，1963：2356）综上所述，古典社会哲学家看到了城市兴起的背后，人类社会关系的构成和组织原则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从身份到契约，从情感到理性的转折。城市被认为是社会生活组织形态的分水岭。在此过程中，社会分工高度专业化，个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加剧，社会变得更加脆弱多变，政府（官僚机构）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管理方式，其数量与功能影响在不断增加。
2.芝加哥学派对城市化的解释：城市作为社会生活的容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进入迅速工业化和城市高速发展时期，大量农民和移民涌入城市，使得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与城市容量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由此产生。这一时期美国的城市社会问题触发了芝加哥社会学派对于城市的研究，其研究对象与内容涵盖了邻里关系、职业阶级和类型、新闻和社会流动、股票交易和暴民、危机心理和集团行动、党派政治和宣传、个人流动和道德等多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