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数量巨大，但是大多数中国制造的世界杯纪念品都是“贴牌”生产的，比如扬州多家玩具生产企业制造的10万只世界杯吉祥物“格列奥六世”、浙江朗莎尔·维迪服饰公司专门为世界杯定制的225万面球迷呐喊旗、浙江义乌30多家企业为各国球迷生产的“球迷假发”、浙江上虞盛禾纺织品有限公司为德国客商制造的150万条世界杯赛事专用披肩毯等。不仅在商店里、球场上，甚至在世界杯新闻中心也到处可见“中国制造”的影子，记者、工作人员及球员、教练的证件挂带、纪念品挂带，都来自江西德兴，就连大家使用的杯子、桌椅等也是“中国制造”。
当时，全世界最大的足球场太阳能屋顶发电工程——凯泽斯劳滕足球场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全部由河北保定的天威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独家提供。据悉，这家公司是在积累多年的欧洲应用经验后，才最终“夺标”的。
世界杯赞助商靠中国制造撑门面。在耐克、韩国现代、阿迪达斯、日本富士、荷兰飞利浦等赞助世界杯的企业中，很多商品是中国制造的，比如浙江宁波狮丹努集团就为阿迪达斯“贴牌”生产了85万件阿迪达斯德国球迷服。因为合作顺利，阿迪达斯日前又把皇马、AC米兰等俱乐部的球迷服订单交给了狮丹努，总数达200万件，而阿迪达斯的运动鞋则由广东东莞的鞋厂制造。
2006年，多哈亚运会同样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的影子。尽管中卡两国相隔万里，但在多哈，中国商品无处不在。多哈人喜欢穿长袍配拖鞋，中国出产的拖鞋在这里很受欢迎，每双售价从20到60里亚尔（1里亚尔＝2.2元人民币）不等。这里的牛仔裤、旅游鞋、棉袜，很多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案例4没有“中国制造”的日子
2004年圣诞节，美国记者萨拉·邦吉奥尼忽然发现，在收到的39件圣诞礼物中，“中国制造”的有25件。她家的DVD、鞋、袜子、玩具、台灯等也都来自中国。到处都是带有“中国制造”标签的物品，她不禁想到：如果没有中国产品，美国人还能否生存下去？
于是，萨拉突发奇想，决定从2005年1月1日起，带领全家开始尝试过一年没有“中国制造”的日子。
在这一年中，为找寻其他国家的产品，萨拉要多花数倍的钱和数倍的时间：玩具、帆布鞋、太阳眼镜、打印机墨盒、灯泡、圣诞节蜡烛……萨拉不得不管好想“造反”的老公，也多次让喜欢玩具的儿子失望。
一年的琐碎生活充满了发人深省、乐趣十足的片段：4岁的儿子不得不拥有标价为68美元的意大利鞋；厨房的抽屉坏了，可找不到工具修理；老鼠肆虐，是该选人道的“中国制”捕鼠器还是非人道的“美国制”捕鼠器？……最终，在2006年的元旦，萨拉全家与“中国制造”重修旧好。为了纪念这段有趣、难忘的经历，她写下了《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书。
（2）中国本土品牌群体在竞争中成长
改革开放之初，国际品牌的定位总是“高人一等”，公司形象好、品牌形象好、产品科技形象好，显得尊贵而体面。本土品牌总是专攻“下三路”，或者依附国际品牌，代为加工；或者“走钢丝、擦边球”，钻法律的空子。在政府婆婆面前是小心翼翼的小媳妇，在国际品牌面前是不经世的“乡巴佬”，依靠灵活、低价的优势，求得生存、发展的机会。在中国的经济领域，一度存在逢“洋”必贵，逢“土”必贱的现象。
而今，国际品牌的本土化在深化，战略在转型，表面上对本土企业是威胁，事实上更深层次的意义决不止此。一方面，它们转型的原因是中国企业已经成长壮大起来，竞争力越来越强，不可小觑；另一方面，它们转型的结果难免会模糊了国际品牌与本土品牌之间高低悬殊的界限。所述及的宝洁、LG、三星等诸多洋品牌的降价行动，曾引起各种议论，有人习惯地认为，降价就是“降地位”，把国际品牌步入本土品牌的阵营视为“损坏了”品牌形象。殊不知，今非昔比，此乃审时度势之举。
国际品牌转型的同时，中国品牌也在转型。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由局限于内地的土狼转而成为国际化的亚洲虎。加入WTO后，竞争格局转向国际化，以海尔、华为、联想、TCL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形成“全球出击”的先锋阵营。
海尔已经在海外设立8个设计中心，30个工厂及制造基地，海尔美国的“三位一体”大获成功。
华为以“狼性”著称，以前有人说它“以二三流的产品卖出一流的市场”，但今天的华为已经成长起来，自主创新能力越来越强。据统计，华为专利申请总量已经达五六千份，已经授权的1000多件，仅2004年专利申请就突破2000件，而世界专利申请量最大的企业IBM2004年专利申请量是3000多件。截至目前，世界通讯运营商前50名中有22名使用了华为的设备，已经有5家使用了华为3G技术，3G技术的自主开发使华为晋升到通信设备的第一阵营。
原先着眼于国内多元化发展的联想，一改方向，2004年兼并了美国IBM的PC系统，举世为之瞠目。2005年3月，经过四十多天的沟通，美国政府通过论证，认为联想的并购不会影响美国的安全，同意继续按照购并合同开展后续工作，于是联想一举进入个人电脑的前三甲，与戴尔、惠普并驾齐驱。
二是本土品牌的市场定位直逼国际品牌。新世纪伊始，新兴的中国企业不约而同地开展品牌提升，直冲国际品牌的市场定位。
走在前面的是家电行业。以价格竞争取胜的TCL，多次响应长虹发动的价格大战后高举“反战”大旗，开始塑造高档化品牌形象。长虹、海尔、创维、厦华、康佳等国内行业巨头纷纷进军高档的背投、等离子、液晶市场，并把中国式的价格竞争引入高档市场。它们与三星、松下、LG、夏普、飞利浦、索尼等展开激烈的竞争，使几年前售价数十万元、维修费高达4万元的40英寸等离子彩电一路滑至2004年的2万元，连洋品牌的佼佼者三星等离子也降至19999元，成为当时行业的话柄。
与宝洁降价相反，纳爱斯一向主打大众品牌。1999年它们投产雕牌洗衣粉，本着成熟起来的消费者“只买对的，不买贵的”的理念，按照“高档产品大众化”的市场路线，凭借广告、低价策略，两年打破宝洁、联合利华、汉高瓜分的市场局面，迅速跻身行业第一。近年来，它们又借助明星形象，通过赞助选美比赛，大推特推适合中高层收入消费者的高端产品。
华为曾以二三流的产品卖出一流的市场，2001、2002年开始进军高端路由器市场，直逼行业巨头思科的美国老家，并引发了一场著名的“思科、华为诉讼案”。
为了应对2005年降低关税的大限，张裕、王朝、长城三大红酒品牌一方面巩固原有阵地，一方面“以攻为守”，在洋品牌低价冲击市场之前，率先推出高端产品，抢占洋酒的市场份额。
在国际品牌几乎垄断中国手机中高档市场的情况下，2003年以来，波导的“女人星”、TCL的“宝石”手机一度成为中高档手机市场的耀眼明星。
三是本土品牌开始委托国际品牌公司加工产品。一直以来，只有国际品牌委托中国企业加工，没有中国品牌可以委托外国企业OEM。随着本土品牌日益强大，新鲜的事不断涌现。海尔、TCL等开发国外市场，兼并外国公司，设立国外工厂，已不鲜见。浙江纳爱斯旗下的系列产品委托内地数十家工厂代加工，其中有竞争对手德国汉高的四家厂、宝洁的两家厂。其中，徐州汉高洗涤剂公司通过加工纳爱斯的产品，一举扭亏4000万。
日化是较早开放的领域，中国的日化市场几乎被宝洁、联合利华、汉高、欧莱雅等国际品牌所瓜分。到了21世纪之初，情况发生了改变，竟然出现了“大逆转”。
本土品牌的三个转变，表明中国品牌具备了一定的竞争能力。
案例521世纪初的“土洋对决”
国际品牌和本土品牌都在吸收对方的优势，标志着中国市场正处于“土洋对决”的关键时刻。
经过30年的市场洗礼，大批本土的优秀企业成长起来，形成两个转变，即由没有资格、没有能力与洋品牌相提并论、构成竞争，转变为有资格、有能力与洋品牌分庭抗礼；由“一边倒”学习外国先进的观念和经验，转变为洋品牌开始接受本土企业的市场观念和做法，并付诸实践。
一直以来，大多数外资企业都喊出了中国本土化的口号，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实现了中国本土生产、本土经营，乃至本土研发，但在高层管理本土化方面做得不够，以至于用中国企业的市场观念经营市场，几乎为大多数外资企业所拒绝，甚至所不齿，特别是欧美企业。他们鲜有不按牌理出牌的，积极的一面是规范，消极的一面是不够灵活、墨守成规。在欧美企业看来，中国企业的经营思路有问题，为了市场可以不要利润。所以，他们在经营中国市场的时候，看起来更像一个看客、一个旁观者，存在水土不服的症状。这种水土不服的状态，限制了大多数外资品牌的发展，使其强大的资本、深厚的技术优势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之前，外资品牌清一色地凭借科技形象、资金实力和规模化运作，差异化地占据各种行业的高端市场，谋求较大的利润空间，给本土企业留下很多的发展机会。经过20年的拼搏，2005年4月3日，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在京公布了2004年大型零售企业经营情况及国内消费品市场70种商品的品牌监测结果，知名品牌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其中国产品牌构成消费的热点，国产名优商品越来越受到国人的喜爱，许多品牌在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已经高于外资品牌。根据监测，在国内家电市场中，房间空调器、25英寸及以上彩电、影碟机、抽油烟机、饮水机等商品，位居市场综合占有率前三的均为国产品牌；服装服饰类商品中，男装、针织内衣、防寒服等领域基本是国产品牌称雄天下；食品市场中，白酒、食用植物油、豆奶粉、速冻食品均由国产品牌占据前十名；清洁洗涤剂市场中也是国产品牌占据绝对优势，白猫、立白和雕牌名列前三，且市场综合占有率均在10%以上。
中国的彩电市场成了中国自主品牌的天下，长虹、海尔、TCL、康佳等品牌大红大紫，昔日惹人心动的各种洋品牌暂且退居二线。
手机行业正在重演家电业的历程，波导、中兴、TCL、厦新、东信等大批国产手机品牌迅速崛起，2002年波导手机与老牌劲旅摩托罗拉、诺基亚相携进入国内市场前三甲，自2000年起，外资企业的国内市场份额由80%以上逐年下降，到2003年已退出半壁江山，2004年外资企业的国内市场份额有所回升，上升到55.5%，但外资品牌一统天下的局面一去不返。据统计，中外手机大战，促进了中国手机制造业的繁荣，2004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制造国。即便是高科技的代表IT行业，内地的品牌联想、方正等市场份额也排在国际大佬IBM、戴尔、惠普之前。当然，由于恶性竞争，后来整个国产手机几乎遭遇灭顶之灾，这另当别论。
最近几年，一些外资品牌为市场竞争所迫，开始接受“让利不让市场”的竞争观念，与内地企业开展中国式的价格竞争。宝洁称雄日化领域达十年之久，在中国“土狼”（诸如纳爱斯、舒蕾等）的围攻之下，自1998年始连年衰退，市场占有率从60%的绝对高位锐减到40%，2003年以来，宝洁连续两次将旗舰品牌飘柔的价格下调20%之多，使高档的飘柔变成中低档品牌。1984年进入中国内地的LG，长期把中国作为生产基地，世纪之交，开始战略转向，重视内地市场的开发，一开始便大打价格战。2003年初，松下微波炉一度比格兰仕还便宜，而一向以全球家电顶级品牌出现的索尼，于2004年6月推出了比国内大多数主流品牌价格还低的29英寸纯平电视。洋品牌的市场观念和做法正在转型。
对此，不少媒体提出极大的疑虑：三十年来，内地企业通过“低成本”加工吸引外资品牌，引进它们、接近它们，学到了技术和管理经验，创立自主品牌后，又通过“独特的营销方式”，与它们竞争，甚至后来居上。如果外资品牌完全实现了以“四化”为标准的本土化，同样具备“低成本”的优势和中国式的市场观念，与本土企业形成近身肉搏，失去传统优势的本土企业还有“立足之地”吗？这些担忧不无道理，但事实远非如此。
3.中国制造面临新的挑战
对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在技术寻新没有基础的情况下，寻求比较优势、据此发展自己是最重要的经济原则。唯有如此，落后国家才能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才能积累和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
最近几年，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担忧，于是竞新的挑战不断出现，除了贸易摩擦、质量和安全等问题外，更重要的是曾经赖以发展的以低成本为中心的比较优势正在减弱，甚至有消失的可能。中国需要寻求和塑造新的优势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劫后余生的日本企业开始在废墟中重建，在美国冷战政策的扶持下，渡过艰难的十年复苏期，凭借“高品质、低成本”、“丰富的品种和产品功能”以及“精益管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创造了世界商业奇迹；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经济开始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凭着“摸着石头过河”的韧劲，克服无数的迷惘，以惊人的发展速度赢得了世界的认可。
当年的日本也是从粗浅加工、三流产品起步，用了二十年的时间，20世纪80年代打了翻身仗，步入世界一流品牌的行列。相比之下，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的当今时代，中国企业的发展速度更快。比如日本松下电器1951年进入美国，1969年突破1.5亿美元，用了十八年的时间；中国海尔1991年进入美国，2001年突破1.5亿美元，只用了十年的时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连年位列世界前列，中国整体的创新能力日益增强，到2004年，中国纳米技术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三位、生物技术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四位。自2003年以来，中国专利申请总量一度超过世界专利申请的总和，超过日本专利申请量的一倍。尽管这些创新的质量还有待提高，但也说明了中国在创新方面的进步。
2004年初，世界五大品牌评估机构之一的世界品牌实验室发表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个品牌》中，中国海尔名列第九十五位，这不仅是一次零的突破，更预示着中国品牌时代的到来。难怪美国人担心，中国企业将会像当年的日本一样，在扩张中大肆吞并美国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