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系是由一些小型语言群体集合而成的大型语言群。据前苏联语言学家C·JI·托尔斯托夫的理论，洪荒之初的人类语言是杂乱的。这也即是语系形成之前的各个人类群体的语言。它们为什么能形成语系，大致有两种意见：一、语系通常是在一种语言基础上通过语言载体的迁徙，进而独立分化而成；二、通过基础语言与其它语言的互相同化影响，导致在基础语言内形成各地方言，再由方言进而演变为独立语言，从而形成语系。前一种意见反映了民族分化的背景，后一种则反映了民族融合的背景。但实际上这两种情况是可以同时发生的。因为民族分化常常会伴随着民族融合：一个民族发生分化后，它的支系到了新的迁居地也会或多或少地和当地民族交融。所以语系的形成主要反映的是一种民族分化过程，但同时也有民族融合在其中。
语系的形成时间或说距今1·3—0·7万年之前，或说0·8—0·2万年前。应该说语系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各个语系的形成时间也并非一致。语系的形成总由民族的迁徙扩散伴随其中。前苏联语言学家认为，在各语系正式形成之前，曾存在一些大的混合语言体系。其中最大的一个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形成于西南亚及其附近地区。这个大的混合语言体系之内包括着后来的印欧、闪含、乌拉尔、阿尔泰诸语系。而这些语系的最终形成在于中石器时代的民族迁徙。这些因晚期的冰河消退和气候变暖而迁出西南亚地区的部落散布到欧亚非大陆各地，在这些地区或排挤或同化了当地土著部落，在各自孤立的环境中形成了各自的语系。印欧语系是这一混合语系分裂出的最大语系。人们大多认为，印欧语系最终形成于B·C·4—3千年的俄罗斯南部到东欧一带，构成这一语系的民族约在B·C·3千年又开始分化、迁徙。这种分化迁徙对世界人类布局的影响从其包含的语族之多，使用这些语族的民族分布之广便可说明了。岸本通夫把印欧语系分为11个语族：“1．包括梵语、古波斯语等的印度伊朗语族；2．高加索山脉以南的亚美尼亚语族；3．希腊语族；4．阿尔巴尼亚语族；5．包括古奥斯克语、翁布里亚语、拉丁语等，以及近代意大利、西班牙语、法语等的罗马语族；6．威尔士语、布列塔尼语等凯尔特语族；7．包括英语、德语、瑞典语等的日尔曼语族；8．立陶宛语等波罗的海语族；9．包括俄语、捷克语、波兰语等的斯拉夫语族；10．上个世纪末由中国新疆的吐鲁番等地的遗址中发现的吐火罗语族；11．进入本世纪后发现的安纳托利亚语族。”看得出，随印欧语系形成和印欧语系民族迁徙而造成的人类分布已几乎遍及欧洲全境以及中亚和南亚的广大地区。
此外，已有的研究告诉我们：汉藏语系起源于中国的中西部，其民族分布遍及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及印度支那部分地区。
乌拉尔语系起源于西伯利亚西部，其民族分布于西伯利亚西部到北欧乃至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地区。
南亚语系起源于中国西南和印度支那北部，其民族分布遍及印度支那和印度东部。
南岛语系起源于太平洋西南沿岸，其居民分布于台湾、菲律宾和整个印度尼西亚。
其他几个语系，诸如闪含语系、高加索语系、刚果一科尔多凡语系，尼罗一撒哈拉语系等，其起源区域与民族分布区域也都存在着这种差异。显然，从语系的起源到后来的分布都有一个民族分化和迁徙的过程在其中，语系的形成和分化是民族分化和迁徙的结果，它已经成为印证这种过程的另一种“化石”。在这里，我们可以较具体地感触到前国家社会人类的分化过程，与对人类向新大陆推移的宏观考察一起，已能较粗略地把握民族分化是如何推动人类分布格局的形成了。
（三）民族分化与前国家社会中国民族体系的初步建构
我国是古人类文化遗存富集的地区，早至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元谋猿人、兰田猿人、北京猿人，晚至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等遍及全国各地。且从云南禄丰发现腊玛古猿（从猿到人过渡时期的人类直系祖先）的史实来看，中国还可能是人类起源的中心区域之一。然而，与世界人类分布扩散的规律相一致，我国现今的人口分布格局也是通过前国家社会的民族分化基本奠定的，且这种分布格局的奠定过程也即是我国的民族体系初步建构的过程。
从民族起源于早期智人的观点来看，我国的民族分化当始于我国的早期智人代表许家窑人、丁村人、马坝人和长阳人等之后。最能展示这一时期民族分化的是我国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因为其一，我国的石器文化遗存极其丰富，其二，任何一种考古文化系统的形成不外是通过承载某一文化特征的民族分化、迁徙扩散而形成。如同语系的形成一样，考古文化系统的形成也隐示着民族分化和迁徙的轨迹。
从考古材料来看，我国处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的文化遗存还处于点状分布。虽然这种分布呈逐渐扩展的趋势。但尚未形成体系。不过，在新石器时代文化最为发达的黄河中上游地区，由晚期智人创造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已呈现较密集的分布状态，这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系统的兴起创造了条件。黄河中游地区，尤其是陕、晋、豫邻接地区同时也是以丁村人为代表的早期智人文化遗址较多的地区。无疑，以丁村人为代表的当地民族在向晚期智人过渡中也不断发生着裂解。由这种裂解而发生的迁移是这一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集中的直接原因。与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点状分布状态相比，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骤然增多，且分布广泛，从而形成明显的带状分布。这些分布带主要缠绕在黄河、长江等大河流经的地区和北方草原地区。这是我国的考古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已形成系统的直观显示。考古学家已对这些考古文化系统作了较多的研究。根据研究，我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大约有以下分布区域：
1．黄河中游文化区，包括陕、豫、晋、冀四省的部分区域。这里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最具代表的仰韶文化最集中的地区。它有一个发展序列，即磁山·裴衣岗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一二里头文化。这个发展序列既是这一文化系统时间上和文化发展上的前后相继，也是它在地域上的扩展。
2．黄河上游文化区。其文化系列是：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类型文化——齐家文化。这个系列是中原仰韶——龙山文化在西北地区的延伸，分布于甘、青、宁三省区。
3．黄河下游文化区。其文化系列是：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这个系列主要分布于山东省及其相邻的安徽、江苏和河北等地。
4．江汉流域文化区。其文化序列是：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湖北龙山文化。这个序列分布于四川巫山以东的长江沿岸、江汉地区及河南的西南和中部。这一区域的文化可能是楚文化的前身。
5．长江上游川江文化区。它分布于自四川宜宾至湖北宜昌之间的川江。这个文化区往上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资阳人”文化，下接大溪文化和其它新石器文化。巴蜀文化可能是这一文化序列发展的结果。
6．长江下游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文化区。其文化序列是：河姆渡文化——马家滨文化（包括嵩泽类型）——良渚文化。它分布于太湖流域和杭州湾地区。这个文化序列可能是吴越文化的先导之一。
7．珠江下游文化区。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发现的已有三、四百处，包括早、中、晚三期，尽管受到长江乃至黄河流域文化的影响，但基本上是当地独自发展起来的一种原始文化。
8．珠江上游文化区。这一文化序列主要在广西境内。它受到长江和黄河流域文化的影响，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属古代“百越”文化的先导。
9．辽河流域文化区。可以红山文化——敖汉旗小河沿类型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为其序列。它主要分布于辽宁南部和西部，是近十多年来有重大突破，且证明与中原新石器文化并行的一个文化序列。
10．北方草原文化区。这是唯一的一个不以大河流域为纽带的文化区域，包括后来长城以北、西北至西藏北部的广大游牧民族生息的地区。因其石器以细小的狩猎工具为主，故又称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
此外，因离上述文化系统中心地区较远而性质不太清晰的新石器文化还有一些，有待发掘的考古遗存肯定更多。这些已形成的新石器文化系统和其它新石器文化遗存遍及现今中国境内的大部分地区。因此我们可以说，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已基本构成了以后我国人口分布的大致格局。作为已出现民族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及其后的新石器时代来说，考古文化序列已是民族文化的反映，考古文化遗存的分布和扩散也已是民族分布、分化和迁移的反映。因此，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骤然增多和广泛的分布反映了中国境内当时民族分化和民族迁徙大范围发生的史实。新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分工——农业和畜牧业——发生的时期，随着这种分工而发生的人口急剧膨胀是民族分化的直接动因。新石器时代中国境内的大规模民族分化是同世界历史上这一时期的民族分化合拍的。
从上述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的发展我们还可以看出这样两种现象：一是这些文化序列往往在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周围展开，二是这些文化序列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这说明我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承接于既有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既有特色和层次上的多样性，又有更大范围的文化区域联结的趋势。
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在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周围展开，除了前述黄河流域以外，在其它文化序列中也多是如此。如在江汉流域文化区的郧县和郧西就曾发现有年代相当于兰田猿人的牙齿化石；在大冶发现有一批远古人类的石器；在长阳县发现有属于早期智人阶段的长阳人化石；在长江上游川江文化区发现晚期智人“资阳人”遗址；珠江下游文化区是早期智人“马坝人”的故乡，而珠江上游文化区又最早发现有晚期智人“柳江人”的化石等等。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多在旧石器时代遗址周围展开，反映了前后两种文化的相互继承关系，同时也清楚地反映了我国民族分化是在我国古人类分化的基础上产生、我国文化和民族自成一体的历史事实。夏鼐先生讲：“我们根据考古学上的证据，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世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这里，夏先生虽然讲的是“文明”，但在文明发生之前的中国的文化发展和民族发展也是如此。
新石器文化系列是从原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点状分布经文化扩散——这当然是通过民族分化、迁徙的途径——而形成，但这种扩散并未囿于上述的文化系列而终止。事实上，在这些新石器文化序列之间原本就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因这种联系的密切，使得人们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新石器的文化系统作出不同的划分。如除了上述文化序列的划分外，还有学者根据不同的文化特征将我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划为八个“传袭文化区域”、“三大考古文化系统”或七个“文化系统中心”等。而且，这种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着更为紧密的接近趋势，从而在进入国家社会之前，在中国大地上已形成了中华民族各个分支系统的雏形。
格勒博士认为：“至少从新石器时代起，中华大地上大体可以分辨出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和三大民族系统。”这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和民族系统实际就是新石器文化相互影响之后形成的中华文化体系和中华民族体系的先河。它们是：
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也即前述北方草原文化序列。这一文化系统以畜牧业文化为主，在此文化系统上产生了后来称之为“胡”的民族系统。包括匈奴、东胡（鲜卑、乌桓）、柔然、山胡、契丹、林胡、稽胡、卢水胡、小月氏及后来的满族、朝鲜族、赫哲族、锡伯、蒙古、维吾尔、哈萨克、东乡、保安、达斡尔等北方民族。
仰韶文化系统：包括上述黄河流域的仰韶一龙山文化序列及其分支，以及受此文化影响而具有同样文化特征的东北、江汉和西南部分地区。这一文化系统以种植粟类作物的农业为主。在此文化系统上产生了后来的“氐羌民族系统”，包括不同历史时期的华夏一汉、羌、氐、蜀、昆明、叟、滇、吐番一藏、白蛮、乌蛮、党项、彝、纳西、哈尼、景颇、拉祜、白、基诺、阿昌等。
青莲岗文化系统：这个文化系统的分布范围大致即前述的长江和珠江流域文化域。这一文化系统以种植水稻的农业文化为主，在此文化系统上产生了后来的“濮越民族系统”，包括古代的百越和百濮的各族及现代的壮、布依、傣、侗、水、毛南、仫佬、黎、高山、布朗、佤族等。
这三大文化系统和民族系统的划分也与语系的分布相对应，即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的胡民族均属阿尔泰语系，仰韶文化系统的氐羌民族均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而青莲岗文化系统的濮越民族则多属壮侗语族和南亚语族。
无疑，从前述的文化序列划分到这里的三大文化系统和民族系统，不只是一个划分视角不同而结论不同的简单问题，而是因历史时期不同民族分化程度不一而呈现的文化面貌和民族构成不同的自然结论。从前者到后者必然有一个民族分化继续发生的过程。但这种分化已开始有了更多的融合因素。即随着民族分化范围的扩大，民族之间交往、接触的机会多了，程度加深了，因而文化内容开始混合了，民族界限也在发生变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