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现象说明，作为民族过程的一个必然阶段，追求自身充分发展的民族繁荣在当今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世界性的民族繁荣更多表现出来的是各民族的总体发展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就文化方面来看，则是各民族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自觉强调和对本民族杰出形象的人为营造。这种强调和营造造就了世界多样化的绚丽景观，构成了民族文化在此阶段的应有复兴，但在这种景观和复兴的背后则泛动着民族文化向普同文化加速演化的滚滚潜流。由于民族繁荣必然伴随着民族之间共性的增加，共性的增加又必然带来民族特性的减少，因此上述民族表征文化衰退的现象也将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当今民族表征文化的衰退并不意味着民族融合和消亡阶段的到来，因为作为自觉民族主要特征的民族意识将长期存在。民族意识是民族自觉阶段最具活力的民族要素，它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民族表征文化的滋养；但民族意识一经形成，又会对民族表征文化起到强大的维护和支撑作用，同时又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和相当时期内脱离表征文化而独立存在。当今民族繁荣阶段各民族对自身特性的自觉强调和自觉营造，就是民族意识对民族表征文化维护和支撑的具体表现。人们已经看到，当代世界民族现象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各民族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日益普同化和民族意识普遍增长的结合。各民族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普同化意味着民族表征文化的衰退，但同为民族特征的民族意识却普遍增长，这正说明了民族意识的相对独立性。民族意识的相对独立和它对民族表征文化的自觉支撑，使得民族繁荣在民族表征文化上可以得到相当的表现，正如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而一旦民族表征文化衰退甚至消泯，民族意识也可以在相当时期内和相当程度上维护民族的生存，因为它在表征文化消褪或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通过社会强调、历史教育、血统或利益认同等措施来保持族体的凝聚。在民族过程中，民族意识是最后产生的民族特征，但却是生命力最顽强的民族特征。正是由于这一点，虽然民族文化呈现着不可遏制的衰退趋势，但我们却不能讲民族融合阶段的到来，民族意识的强大生命力将大大推迟这一进程。
三、国家对国民统一族性的规约
当今民族文化的衰退及普同文化的增长尽管不意味着民族融合阶段的到来，但它毕竟向我们昭示了这个阶段到来的必然性；民族现象的产生和发展既然是一个过程，那么它走向消亡也终究不可避免。我们尚没有条件为未来民族消亡作出准确的预测，然而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国家对国民具有一种天然的统一族性规约，这种规约贯穿于整个国家社会，造就了一种民族与国民归合的历史趋向，这种趋向也将在未来的民族消亡过程中显现出来。
（一）国家“整体社会”性质对国民统一族性的规约
“整体社会”是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个社会学概念，迪韦尔热曾把它概括为三个要素：1．包括多种多样的人类团体：家庭、地区社团、工会、协会、政党等，它们相互在一些更大的集合体中盘根错节地存在；2．这些集合体高度完整，其成员感到他们之间深切关联；3．整体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持和联系大大超过他们与外界的支持和联系。这三个要素又都为一个基本特征所决定，即整体社会构成“基本文化集合体”。迪韦尔热又将整体社会分为四个模式：1．部落；2．古代城邦；3．封建领地；4．民族国家。与“整体社会”概念相类似的还有前苏联学者提出的所谓“社会机体”。这是由的·и·谢苗诺夫率先建议使用，又在苏联学术界普遍通行的一个术语。勃罗姆列伊在其《民族与民族学》中对此有较多的解释，他认为“社会机体”的类型包括两种：原始社会的“社会权力机体”和阶级社会的“社会政治机体”。前者是部落，后者即国家。这和迪韦尔热对“整体社会”历史模式的划分没有原则的区别，因为迪韦尔热所讲的古代城邦、封建领地、民族国家都是国家的不同历史类型。于是所谓的“整体社会”实际只有部落和国家两种。
我们没有从迪韦尔热和勃罗姆列伊对整体社会或社会机体的论述中找到完整的概念界定，但结合他们的论述和部落与国家的实际，整体社会具有的特征为三个：1．经济生活具有完整性；2．政治生活具有最高独立性；3．群体结构具有最大的稳定性。据此可以看出，整体社会就是能够作为一个完整社会独立存在的共同体，或者即如前苏联学者所说的“社会发展的独立单位”或“具体社会”。这是符合部落和国家实际的。作为整体社会的两种历史模式，部落本身就是一种民族，因为它本身即已具带着一致的语言和文化习俗等完备的民族要素；而国家本身虽不是民族，但它所具有的整体社会性质却使它有着造就国民统一族性的天然机能。
整体社会的所谓完整性、最高独立性和稳定性实际就是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一体性。这种一体性对国民统一族性形成的规约在于以下几点：
1．政治地域的完整和独立造就国民统一族性的必要地理条件。自进入国家社会以后，国家便是人类社会的最高政治单位，这种状况直至今日仍然没有改变。作为政治上具有最高独立主权的象征，在一定的地域，即自己国家疆界内完全地行使统治权，把自己的统治区域与其他区域划分开来便成为国家的自然需要。于是国家当然地有着自己固定的地域。国家疆域是通过最初的扩张或防卫，或者是在国家之间因势均力敌通过协商而形成固定下来的，而这种疆域形成和固定的过程同时也是使自己的国民固着在同一地方、形成国民统一地域的过程。统一地域是保持和发生民族因素的地理条件，因而也是造就国民统一族性的条件。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曾说：国境，对美国人民统一民族性的形成贡献最为巨大。他宣称：“国境促成了美国人民的一种复合民族性的形成，……在国境的坩埚中，移民都美国化了，获得自由，熔合成为一个混杂的种族。这个种族没有英国的民族性，也没有英国的特性。这一发展过程从早期到今天，一直在进行。”虽然，这是美国民族理论“坩埚论”的一种解说，但它揭示的国家疆域对国民统一族性的规约作用无疑是正确的。
国家疆域的形成和稳固因国家和历史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一般来说，国家实力强盛，统一传统悠久，国家间制衡因素作用有力，对国家疆域的形成和稳定有利，反之则相反。从世界历史来看，国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控制是由弱到强，国际间的相互制约和牵制也是逐步建立而增强的。因此。国家疆域的形成和稳固也是随历史而推进的。早期国家的城邦、帝国和西欧的封建领地虽都是不同的国家形态，但其政治控制力却极不稳定，对国家疆域的固化程度不需要太高，而且也无法提高。因此其国家疆域的稳定性是很差的，实际上也很难形成。只是到了中世纪后期，随着封建王权的加强，新生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近代民族国家出现以后，国家疆域才在部分国家稳定下来。但近代以来殖民主义对世界的任意宰割，历次区域性和世界性的战争以及各类冲突的不断发生，使得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疆域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这使得近代以来各国统一族性的形成在地域这个条件上很不充分。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是一个国家文化十分发达的国家，她不但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国家之一，而且其国家政治模式代代相袭、一脉相承，其国家版图虽因政权的兴衰时有增损，但大致疆域自汉唐以后便基本形成，而至清朝盛年便明确划定。所以我国大多数民族之间都有着久远的历史联系和较多的共性。
2．国家社会的一体性塑造国民统一的语言和文化特征。语言是社会联系的基础，也是民族的必备要素。作为一个独立社会单位的国家没有一个为全体国民通用的语言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虽都表示尊重各民族语言的平等权利，但又总是以一种或少数几种语言作为官方语言、国语或通用语言。这对国家生活的正常进行是完全必要的。实际上，任何一种通用语言的使用决不可能全然是国家强制推行的结果，而大多只能是对国民既有的共同语言的一种确认。通用语言的通用效应主要是由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一体性所决定的。
作为一个整体社会，国家表现为一个经济共同体，即各地区、各部门、各产业群体之间以国家为框架构筑起的一个经济运作网络。这种网络连接的紧固程度因经济类型和时代条件不同而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具有商品经济性质的国家其紧固程度高于自然经济性质的国家，经济发达的国家高于欠发达国家，而近代以来的社会化大生产已使越来越多的国家为社会化的经济联系所沟通。经济联系的存在原本就对共同语言有着一种自然的要求，而经济联系的紧密使共同语言的使用更加必不可少；统一的国家语言甚至是资本主义关系建立以来社会进步的必备条件。正如列宁所说：“经济流通的需要总是要迫使住在一个国家里的民族（只要它们愿意住在一起）学习多数人的语言。俄国的制度愈广泛地发展起来，经济流通的需要就会愈迫切地推动各民族学习一种最便于它们进行商业往来的语言。”
同样，政治生活的一体性也为全体国民使用同一种语言提出了要求、创造了条件。因为不论国家行使统治、实施管理，还是一般民众接受统治、服从管理，都是不能允许语言障碍长期存在的。
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一体性所要求的统一语言往往为占人口多数或占主导地位的民族的语言所充任。这些语言成为通用语言或许有统治集团强制推行的原因，但更主要的还在于占人口多数的民族语言有更大的使用范围，占主导地位的民族的语言有着更稳固的使用基础。因为语言的社会地位和使用效应往往取决于该语言使用民族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这种地位的形成有着具体的历史原因，决非人为因素所能随意改变的。一些原殖民地国家独立以后出于对殖民统治的憎恨，一度企图完全废止原宗主国语言在国内的使用，但最终又不得不承认或默认了它的地位正是这个问题的说明。我国是汉族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国家，汉族人口的众多和汉族与少数民族长期的历史联系，使得汉语成为我国使用最广泛的一种语言，这也是国家整体社会性质对我国语言长期规约的结果。
语言是一种特殊文化，除语言之外，负载民族要素的文化还包括传统习俗、思维和行为方式以及其它一些物质和精神内容。受整体社会性质的影响，一国之内的各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也更容易趋向一致，形成具有共同特点的国民族性成分。
3．国家社会的一体性塑造统一的国民心理素质和民族意识。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文化在民族成员心理上的沉淀，它是民族特征的必要构成。因此，当其他民族特征受到国家整体社会性质规约而重新整合的时候，民族心理素质也不能不随之发生变化。民族意识是自觉民族的特征，它最早发生于自在民族的基体之上，成为自在民族走向自觉的转折点。但对于国民统一的民族意识来讲，它却是从国家意识转化而来，又是与国家意识重合的。国家意识附着于国家实体的存在，它是随着国家的建立便可发生，并会随着国家在社会事务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而日益增强的。而其所以如此，仍在于国家的整体社会性质。
首先，国家的存在使包括不同民族在内的全体国民自然地将自己与他国的国民区别开来，尤其是国家疆界日益明确，国家成为人类交往的经常性社会单位之后。这种区别的力量是强大的，有时会因时间的久远而冲淡以致消除原有的跨国民族的认同。以国家来区别“我”与“非我”以其对象的明确性和重要性而比一般的民族认同更易确立。
其次，国家社会既有的一体性使一国之内的国民更易产生利益感悟，从而巩固自发性的国家认同。现代社会的国民对国家的利益感悟有着比一般民族利益感悟更切实、更明确的客观基础。国家社会所具有的经济联系和政治生活秩序本质上是超越民族界限，以国家为单位，在国家的整体范围内建立的。因此，国荣俱荣、国损俱损，国家的每个成员都与自己国家的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都会或迟或早，或直接或间接地为全体国民所感知。
国家认同和对国家利益的感悟是类同于、但又不等同于民族意识的国家意识。一般来讲，它向民族意识的转化有待于国民统一族性的最终形成。然而从近代以来的历史看，由于“民族”在一般国民心理中的崇高地位，由于许多现代国家和民族形成过程的同一性，许多国家从一开始便强调自己国家与民族的一致。于是当代社会很多情况下国家意识和属于国家层次的民族意识是浑然一体的。人们并不认真追究以国家为范围的民族是否形成、是否存在，也不顾及这种存在的“意识”是国家意识还是民族意识。这是有利于国民统一族性的真正形成的，也说明至少在民族意识上，国民统一族性是容易被世人所认可的。
需要说明的是，国家整体社会性质对国民统一族性形成的规约，其前提在于国家整体社会性质的存在，然而从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来看，整体社会性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国家大不一样。总的来说，这种性质是由国家职能的完善、国家形成历史的长短、国家凝聚力量的强弱，以及包括民族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的联系程度所决定的。而这一切又都与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关。所以谈及整体社会性质对国民统一族性的规约更多地针对现代国家形成以来的情况，在现代国家之前的早期国家、帝国和封建领地，整体社会性质的表现是较弱的。当然，有着悠久统一历史的中国是个例外。
（二）国家行为的自觉规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