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24日第6版。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包括上海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事业进步巨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音乐生活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创作、演出、音乐教育和场馆建设就数量增长而言，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其二，音乐类型和样式的多元化形态已经形成。严肃音乐、流行音乐、学院派探索性音乐、民间（原生态）音乐、爵士乐以及世界各地民族音乐等等不同的音乐品种，都在国人的音乐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加上各类音像制品和网络资源，对于普通民众而言，音乐目前已经唾手可得。
但是，在我们的文化环境中，音乐（我这里特指严肃音乐，较少涉及流行音乐）的生态也出现了一些或隐或显的问题和危机。就我个人的概括，主要表现为三种不良的倾向。
第一，音乐的附庸化倾向。这主要指音乐的身份和价值依附于某些非音乐主体的现象与倾向。音乐的存在意义不在自身的艺术内涵和形式创意，而是附属于某些外在的节庆活动或气氛需要。我这里特别指那些貌似歌颂主流价值，但其实内涵和形式都相当平庸的所谓“晚会歌曲”和“晚会音乐”。“晚会”是一种中国特有的文艺样式，而“晚会”中的歌曲与音乐也已成为当前中国音乐生态中的特有品种。其中卷入大量资金和人力，但是否能够从中积淀真正的文化成果和艺术价值却令人怀疑。
第二，音乐的娱乐化倾向。这也许是中国近来整体社会急剧转型所带来的必然产物。音乐本来就有很强的娱人性，愉悦感官的效能属于音乐的天性。但某种追求表面华丽和炫目刺激的感官化倾向已经渗透到国人音乐生活的所有方面。在中国这个严肃音乐文化土壤并不丰厚的生态环境中，这种“娱乐至死”的驱动对音乐的文化价值产生了强烈的消解作用。民众的音乐意识中，少有音乐具有深刻精神含量的意识。人们听音乐会，一般仅是为了放松和愉悦，更多注意的是表演家的明星效应，而不是领会和体验音乐作品的内涵意旨。音乐会的节目单文字中，难得见到具有深度的文化性导读，这与国外（如德国）的情况形成了令人叹息的对照。而近来很多人热衷的所谓大场面“景观歌剧”，更多是追求豪华性视觉冲击，已经完全背离了歌剧的艺术本性。
第三，音乐的工艺化倾向。音乐是一种具有高度专业技术要求的特殊艺术门类。而这一点似乎暗合了中国人特有的灵巧和灵敏。我们在音乐的技术训练上，已经达到或接近世界水平。但危险在于，国人习惯于仅仅从工艺性技术角度看待和对待音乐。音乐学院的教育中，明显偏重运作技能和操作技术的训练。而社会上的音乐活动，诸如孩童学琴、业余考级和各类音乐比赛等等，也往往都是以技术能力的高低作为考量标准。音乐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意义，在这种普遍的心照不宣的工艺化倾向中，往往被忽略，甚至被忘却。
那么，音乐应该怎样？能够怎样？虽然音乐确乎作为附庸、娱乐和工艺发挥过各类社会作用，但如果音乐仅仅如此，那就从根本上歪曲了音乐。不妨回顾，贝多芬如何以特有的雄浑强健笔触凸现了启蒙运动之后人的个体意识解放，马勒怎样用音乐展现出进入现代社会之时人的彷徨焦虑，以及肖斯塔科维奇又是怎样以音乐的无言之声道出人在强大政治高压下的紧张心理与苦涩心态——他们的音乐，以及其他无数真正具有品质的音乐，每每显示出人与时代的生存境遇，在在保存着人与世界的真实状况。于是，音乐不再是附庸、娱乐和工艺，而成为存在之真的声音显现——这是我个人所持的音乐理念和命题，或许不当，有请各位方家指正。
针对当前的音乐生态，我呼吁作出某种抵抗。其一，我们应该持续而不妥协地关注音乐的人文意义和文化价值。其二，我们应该寻找这种意义和价值的当下性，并强调这种意义与价值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关联感。其三，我们应该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告知民众，并借此影响民众的音乐意识与观念。所谓“抵抗”，意味着我们的当前处境并不是处于攻势，而是位于守势。这种抵抗是否成功，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我想，从事美学理论的工作者和一般意义上的人文学者，应该责无旁贷地坚守和坚持。
政治与艺术的不同在于：拿破仑死了，而贝多芬永远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