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以上为外动词的“止词”
（例二）有鄙夫问于我。
孟孙问孝于我。
善为我辞焉。
以上为“介词”后的“司词”。
这些区别，现在中学堂的学生都懂得了，都不会缠不清楚了。
故有了参考比较的文法资料，一个中学堂的学生，可以胜过许多旧日的大学问家；反过来说，若没有参考比较的文法资料，一个俞樾，反不如今日一个中学生。
现在我们研究中国文法，自然不能不靠这些“参考文法”的帮助。我们也知道天下没有两种文法，是完全相同的；我们也知道中国的言语自然总有一些与别种言语不相同的特点。但我们决不可以因此遂看轻比较研究的重要。若因为中国言语文字有特点，就菲薄比较的研究，那就成了“因为怕跌倒，就不敢出门”的笨伯了！近来有人说研究中国文法，须是“独立而非模仿的”。他说：
何谓独立而非模仿的？中国文字与世界各国之文字（除日本文颇有与中国文相近者外），有绝异者数点：其一，主形。其二，单节音，而且各字上有平上去入之分。其三，无语尾等诸变化。其四，字词（《说文》“词意内言外也”）文位确定。是故如标语（即《马氏文通》论句读编卷系七适按此似有误疑当作“卷十彖一系七”所举之一部分），如足句之事，如说明语之不限于动字，如动字中“意动”“致动”（如“饮马长城窟”之饮谓之致动，“彼白而我白之”之第二白字谓之意动）等之作成法，如词与语助字之用；皆国文所特有者也。如象字比较级之变化，如名词中固有名字普通名字等分类，如主语之绝对不可缺，皆西文所特有，于国文则非甚必要。今使不研究国文所特有，而第取西文所特有者，一一模仿之，则削趾适屦，扦格难通；一也。比喻不切，求易转难；二也。为无用之分析，徒劳记忆；三也。有许多无可说明者，势必任诸学者之自由解释，系统既异，归纳无从；四也。其勉强适合之部分，用法虽亦可通，而歧义亦所不免；五也。举国中有裨实用之变化而牺牲之，致国文不能尽其用；六也。
是故如主张废灭国文则已；若不主张废灭者，必以治国文之道治国文；决不能专以治西文之道治国文也。（《学术杂志》第二卷第三号陈承泽《国文法草创》页五至六）陈先生这段话是对那“模仿”的文法说的。但他所指的“模仿”的文法既包括《马氏文通》在内（原文页六至八注六）况且世间决无“一一模仿”的笨文法；故我觉得陈先生实在是因为他自己并不曾懂得比较研究的价值，又误把“比较”与“模仿”看作一事；故发这种很近于守旧的议论。他说的“必以治国文之道治国文”一句话，和我所主张的比较的研究法，显然处于反对的地位。试问什么叫做“以治国文之道治国文”？从前那种“书读千遍，其义自见”的笨法，真可算是几千年来我们公认的“治国文之道”！又何必谈什么“国文法”呢？到了谈什么“动字”“象字”“主语”“说明语”等等文法学的术语，我们早已是“以治西文之道治国文”了；——难道这就是“废灭国文”吗？况且若不从比较的研究下手，若单用“治国文之道治国文”，我们又如何能知道什么为“国文所特有”，什么为“西文所特有”呢？陈先生形容那“模仿”文法的流弊，说：“其勉强适合之部分，用法虽亦可通，而歧义亦所不免。”我请问难道我们因为有“歧义”，遂连那“适合的部分”和“可通的用法”都不该用吗？何不大胆采用那“适合”的通则，再加上“歧义”的规定呢？陈先生又说：“有许多无可说明者，势必任诸学者之自由解释，系统既具，归纳无从。”这句话更奇怪了！“学者自由解释”，便不是“模仿”了；岂不是陈先生所主张的“独立的”文法研究吗？何以这又是一弊呢？
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这几千年来，真可以算“独立”了。几千年“独立”的困难与流弊，还不够使我们觉悟吗？我老实规劝那些高谈“独立”文法的人：中国文法学今日的第一须要取消“独立”。但“独立”的反面，不是“模仿”，是“比较与参考”。比较研究法的大纲，让我重说一遍：
遇着困难的文法问题时，我们可寻思别种语言里，有没有同类或大同小异的文法。
若有这种类似的例，我们便可拿他们的通则来帮助释我们不能解决的例句。
若各例彼此完全相同，我们便可完全采用那些通则。
若各例略有不同（陈先生说的歧义），我们也可用那些通则来做参考，比较出所以同和所以不同的地方，再自己定出新的通则来。
三历史研究法
比较的研究法，是补助归纳法的，历史的研究法，也是补助归纳法的。
我且先举一个例，来说明归纳法不用历史法的危险。我的朋友刘复先生著的一部《中国文法通论》也有一长段讲“文法的研究法”。他说：
研究文法，要用归纳法，不能用演绎法。
什么叫做“用归纳法而不用演绎法”呢？譬如人称代词（即《文通》的“指名代字”）的第一身（即《文通》的“发语者”）在口语中只有一个“我”字，在文言中却有我，吾，余，予四个字，假使我们要证明这四个字的用法完全相同。我们先应该知道，代名词用在文中，共有主格，领格，受格三种地位。（即《文通》的主次偏次宾次）而领格之中，又有附加“之”字与不附加“之”字两种。受格之中，又有位置在语词（Verb）之后和位置在介词之后两种。于是我们搜罗了实例来证明他：
A主格。
1.我非生而知之者。——（《论语》）
2.吾日三省吾身。——（同）
3.余虽为之执鞭。——（《史记》）
4.予将有远行。——（《孟子》）
B一，领格不加“之”字的。
1.可以濯我缨。——（《孟子》）
2.非吾徒也。——（《论语》）
3.既无武守，而又欲易余罪。——（《左传》）
4.是予。所欲也。——（《孟子》）
B二，领格附加“之”字的。
1.我之怀矣，自贻伊戚。——（《左传》）
2.吾之病也。——（韩愈《原毁》）
3.是余之罪也夫。——（《史记》）
4.如助予之叹息。——（欧阳修《秋声赋》）
C一，受格在语词后的。
1.明以教我。——（《孟子》）
2.嫂尝抚汝指吾而言曰。——（韩愈《祭十二郎文》）
3.女为惠公来求杀余。——（《左传》）
4.尔何曾比予于管仲。——（《孟子》）
C二，受格在介词后的。
1.为我作君臣相悦之乐。——（《孟子》）
2.为吾谢苏君。——（《史记·张仪列传》）
3.与余通书。——（《史记》）
4.天生德于予。——（《论语》）
到这一步，我们才可以得一个总结，说我，吾，余，予四个字用法完全一样。这一种方法，就叫作归纳法。（《中国文法通论》页一七）这一大段初看起来很像是很严密的方法，细细分析起来就露出毛病来了。第一个毛病是这一段用的方法，实在是演绎法，不是归纳法；是归纳法的第三步（看本书第二篇），不是归纳法的全部。刘先生已打定主意“要证明这四个字的用法完全相同”；故他只要寻些实例来证实这个大前提；他既不问“例外”的多少，也不想说明“例外”的原因，也不问举的例，是应该认为“例外”呢，还是应该认为“例”。如C一2“嫂尝抚汝指吾而言曰”一句，这“吾”字自是很少见的，只可算是那不懂文法的韩退之误用的“例外”，不能用作“例”。此外如A1在《论语》里确是“例外”。B一1与B二1都是诗歌，也都是“例外”。若但举与大前提相符合的来作“例”，不比较“例”与“例外”的多少，又不去解释何以有“例外”，——这便是证明一种“成见”，不是试证一种“假设”了；所以我说他是演绎法，不是归纳法。
第二个毛病更大了。刘先生举的例，上起《论语》，下至韩愈欧阳修，共占一千五百年的时间。他不问时代的区别，只求合于通则的“例”，这是绝大的错误。这一千五百年中间，中国文法也不知经过了多少大变迁。即如从孔子到孟子的二百年中间，文法的变迁已就很明显了。孔子称他的弟子为“尔，汝”；孟子便称“子”了。孔子时代用“斯”，孟子时代便不用了。阳货称孔子用“尔”；子夏曾子相称，亦用“尔，汝”；孟子要人“充无受尔汝之实”，可见那时“尔汝”已变成轻贱的称呼了。即如“吾我”二字，在《论语》《檀弓》时代，区别的很严。“吾”字用在主格，又用在领格，但决不用在受格。“我”字专用在受格，但有时要特别着重“吾”字，便用“我”字代主格的“吾”字；如：“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如：“我非生而知之者。”“我则异于是。”都是可以解释的“例外”。到了秦汉以后，疆域扩大了，语言的分子更复杂了，写定了的文言，便不能跟着那随时转变的白话变化。白话渐渐把指名代词的“位次”（Case）的区别除去了；但文字里仍旧有“吾我”“尔汝”等字。后人生在没有这种区别的时代，故不会用这种字。故把这些字随便乱用。故我们不可说：
吾我两字用法完全相同。
我们只可说：
吾我两字，在《论语》《檀弓》时代的用法是很有区别的；后来这种区别在语言里渐渐消灭，故在文字里也往往随便乱用，就没有区别了。
如此方才可以懂得这两个字在文法上的真位置。余予二字，也应该如此研究。我们若不懂得这四个字的历史上的区别，便不能明白这四个字所以存在的缘故，古人不全是笨汉，何以第一身的指名代词，用得着四个“用法完全相同”的字呢？
这种研究法，叫做“历史的研究法”。
为什么要用历史的研究法呢？我且说一件故事：清朝康熙皇帝游江南时，有一天，他改了装，独自出门游玩。他走到一条巷口，看见一个小孩子眼望着墙上写的“此路不通”四个字。皇帝问他道：“你认得这几个字么？”那孩子答道：“第二个字是‘子路’的路字；第三个是‘不亦说乎’的不字；第四个是‘天下之通丧’的通字；只有头一个字我不曾读过。”皇帝心里奇怪，便问他读过什么书？他说读过《论语》。皇帝心里更奇怪了，难道一部《论语》里，没有一个“此”字吗？他回到行宫，翻开《论语》细看，果然没有一个“此”字。皇帝便把随驾的一班翰林叫来，问他们《论语》里共有几个“此”字？他们有的说七八十个，有的说三四十个，有的说二三十个，皇帝大笑。这个故事很有意思。顾亭林《日知录》说：
《论语》之言“斯”者七十，而不言“此”。《檀弓》之言“斯”者五十有二，而言“此”者一而已。《大学》成于曾氏之门人，而一卷之中言“此”者十九。语言轻重之间，世代之别，从可知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