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求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斗争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标志“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曾号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人民日报》1９６７年5月1７日。紧接着，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又呼吁“要提高警惕，要斗争，不能存有和平幻想。斗争就是生活，你不斗他，他斗你嘛！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你不杀他，他要杀你。丧失这种警惕性，不团结起来斗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于是，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错误的指导下，全党全国批彭罗陆杨，炮打以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红卫兵破“四旧”，造反打斗，全面夺权，打倒刘邓陶、批所谓“二月逆流”。林彪倒台后，又借“批林批孔”影射周恩来，进一步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这一连串运动，延续整整10年，使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老干部遭到诬陷批判，无数人民群众受到残酷迫害，把党和国家搞乱了套，将国民经济引向了崩溃的边缘。
像“文化大革命”这种不断夸大阶级斗争，把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大搞批判斗争的做法，和民粹主义那种教条主义的偏执和将批判斗争绝对化是有许多相似之处的。
巴枯宁说：“破坏的激情同时也就是创造的激情”！转引自（俄）弗兰克著，徐凤林译：《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页。在巴枯宁这句话里，“同时”二字实际上变成了“等同”。这意味着在民粹主义这里，破坏和创造是不可分割的，甚至破坏就是创造。俄国哲学家弗兰克认为，破坏对巴枯宁来说，不仅是“创造的手段之一，而且是一般地等同于创造，或者更确切地说，完全占据了创造的地位”。弗兰克说，在这里我们正可以听到“这样一种卢梭主义的回声，它使罗伯斯庇尔产生这样一种信念：只要无情地消灭祖国的敌人就可以建立起理想的王国。”同上。这里，实际上把破坏的价值绝对化，导致了对破坏、暴力、斗争、批判的崇尚，以批判、斗争代替了创造，而一旦用批判斗争代替创造，就会带来道德的消亡。弗兰克还说，“无论在哪里，斗争即使是必要的，也不直接是人类活动的生产形式，不是善，而是不可避免的恶，如果它取代了真正的生产劳动，则将导致相应的生活领域的贫困和衰落。”这位深刻的哲学家得出的结论是：民粹主义的“革命主义的基本的道德……哲学错误就是把斗争因素绝对化并因而忽视了最高的、普遍的生产因素”。（俄）弗兰克著，徐凤林译：《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4—65页。
“文化大革命”的深刻的哲学错误正在于此。
（二）“崇尚人民”，信奉群众运动，把民众和群众运动理想化、绝对化各种各样的民粹派，在信仰和崇尚人民这一点上是他们最大的共性。他们认为，“人民的生活本身总是合理的”，《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页。“人民是真理的支柱”，“在人民中保存着真正生活的秘密”，“潜藏着社会真理”。（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02页。
由信仰和相信人民，发展到信奉民众运动，这是民粹主义的理论逻辑。因此，革命民粹主义者在19世纪70年代上半期曾发起了一个颇具声势的“到民间去”运动。他们穿着农民的衣服、留着农民的发式，到民间宣传群众、动员群众，试图通过发动群众运动，普遍发起暴动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与目标。
在这方面，毛泽东受到民粹主义的思想影响由来已久。早在1925年，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对群众运动有绝对肯定的倾向，在讲到农民打土豪分土地的运动时曾说：“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17、21页。在当时有人对农民运动大加指责的时候，肯定湖南农民运动是完全正确的；但应该说，农民的眼睛基本没有错，他们的革命大方向也基本上是对的。不过，毛泽东在这里用的是“全然”、“极”和“始终”几个最高级别的词，把问题完全绝对化了：实际上是说群众运动全然没错，它的方向始终正确。还提倡，“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17页。众所周知，在关键的理论问题上失之毫厘，在重大政策实践中就会差之千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重要的指导性文件之一，他论述群众运动的这些句语录，是运动初期大会小会上，特别是“红卫兵”每会必读的“最高指示”，是“一句顶一万句”的至理名言，所以，其威力之大，影响之深，是空前绝后的。林彪在此基础上又一步加以发挥，提出“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这样，就把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的破“四旧”运动、斗争牛鬼蛇神、炮打“司令部”、大串联、武斗、上山下乡运动，等等，推到了极致，搞得全国大乱，甚至到了动用枪炮、坦克，包括军队在内，各地各派大打内战的地步。可见，毛泽东早期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透露出来的某些民粹主义思想色彩，对“文化大革命”的消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实际上，毛泽东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又采取多方面措施，发动了群众运动。1966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步骤。该《决定》指出：“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人民日报》1967年8月9日。
毛泽东把敢不敢发动群众运动当作是决定“文化大革命”成败的关键，因此在运动中对发动群众以高度重视，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毛泽东在1967年2月8日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的谈话中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页。在他看来，只有通过“文化大革命”，才找到了这种充分发动群众的最适合的形式。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特别把广大的青年学生看作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突击力量，因而给予红卫兵运动以极大的热情和支持。毛泽东在看到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贴出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后，认为红卫兵的言行完全符合自己“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叶永烈：《陈伯达其人》，时代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54页。的愿望。因此，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在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中，对他们“造反有理”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支持”，这对红卫兵组织和红卫兵运动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此后，毛泽东还先后8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总计达1100万人次，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更如火如荼地大规模开展起来。而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过程中，确实起到了“急先锋”的作用。他们通过破“四旧”、大串连、抄家批斗、造反夺权等方式，使“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各地迅猛开展起来，原先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积极的那部分人在他们的冲击下，也大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卷进来，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在后来的一次讲话中说：这个文化大革命，前几个月，1、2、3、4、5月用那么多文章，中央又发了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么大注意。还是大字报红卫兵这么一冲，不注意不行了。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美国的莫里斯·迈斯纳教授则认为：“红卫兵不过是被选择来实现毛所颁布的各种‘指示’和‘教导’的工具。”（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22页。实际上，这样推崇、倡导“群众运动”，鼓励群众的“造反精神”，也是把“群众”当成了“运动”的工具。
在红卫兵运动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迅速点旺以后，各地造反派又四处夺权，到1968年9月，全国除台湾、港、澳地区之外，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造反派掌权的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
“文化大革命”虽有亿万群众参加，规模巨大，但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革命群众运动。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一场真正的革命群众运动，都“不是少数几个人活动的结果，而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1页。因此，看一场运动是否真正的革命群众运动，主要的不是看有多少人参加，而是看他们为什么参加以及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参加的。其实“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页。当时，全国人民的根本意愿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迅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不是成天搞阶级斗争，四处造反夺权，弄得天下大乱，经济萧条，文化凋零，民不聊生。“文化大革命”中之所以有这么多群众被卷进去，并最终走上完全和群众意愿相反的道路，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这既有党和毛泽东“左”倾错误的不断发展而产生的惯性推动力，也有人民群众对党和毛泽东具有深厚朴素感情而响应号召的因素，就是所谓“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盲目响应；这既有运动中巨大的社会压力，就是谁对“文化大革命”不支持、不积极，谁就会被批判斗争，甚至坐牢砍头，同时也同受俄国民粹主义那种“崇尚人民”，迷信群众运动的影响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