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各地纷纷开会，制定工、农业跃进规划。由于你追我赶，争创先进，指标越定越高。在农业生产上，大破“条件论”，大批“农业增产有限论”，以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主观唯心主义的口号，也作为正确的口号被加以大力宣传。报上还不断放高产“卫星”，粮食产量虚报到几万、十几万斤。在农业生产不断放高产“卫星”的同时，工业生产的指标也越定越高。1958年的钢产量由原定的620万吨上升到885万吨，接着毛泽东又提出，要在1957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指导下，其他工业生产指标也不断提高。
1958年8月17—30日召开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把大跃进运动推向高潮。会议对工农业生产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错误估计，认为在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打破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规之后，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据此，会议把1959年粮食产量的计划指标定为8000亿到10000亿斤，而且认为农业已经过关，要求各地把注意的重点转到工业方面来。会议正式决定，1958年的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比1957年的535万吨翻一番。会议还确定了1959年的计划指标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计划指标，要求保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将中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
北戴河会议后，大跃进运动掀起了高潮。为完成1070万吨钢的任务，各地大搞“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钢铁）、群（群众运动）”，大炼钢铁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各行各业都“停车让路，让钢铁元帅升帐”。各机关、学校、工厂、企业、公社都兴建小高炉，原材料缺乏只好把群众的铁器，甚至做饭用的铁锅收上来投进小高炉，炼出来的1吨钢铁的成本远远超过其本身的价值，且炼出来的钢铁往往是次品或废品，劳民伤财，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造成可怕损失。
在物质生产大跃进的同时，在精神生产上也搞大跃进。如文化部门要求人人能创作，人人能画画，人人能唱歌，人人能跳舞。有的地方提出每个县都要出一个鲁迅或郭沫若。1958年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的《跨上火箭篇》，其中写道：“文艺也有试验田，卫星几时飞上天？工农文章遍天下，作家何得再留连？到处都是新李杜，到处都有新屈原，荷马但丁不稀罕，莎士比亚几千万。”
在各方面大跃进的高昂声势下，又出现了生产关系的大跃进，直接导致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大跃进运动从1958年持续到1960年，大张旗鼓进行了3年之久，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给全国人民生活等方面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大跃进运动是我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发生的一次严重失误，它是“左”的指导思想的产物，并不是群众意愿的反映。人民群众固然有迫切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愿望，但他们并不赞同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跃进运动。
20世纪50年代我国之所以提出急于求成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展开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其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其中，既包括急于克服内部压力，也包括急于克服外部压力的心态和要求。我们想尽快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迅速缩短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差距，打破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孤立、包围和封锁；建国后我们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使我们变得不冷静、不谨慎，引起头脑发热；以农民为主体的小生产者在我国人口中占绝对优势，小生产者的意识在社会上普遍存在；我国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民主制度不健全，法制建设不完备；我们缺乏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忽视客观经济规律，不切实际地套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主义制度对生产力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社会主义阵营内“赶超”浪潮的掀起，和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实施“赶超”战略后在经济上出现的快速发展的势头对我国产生的影响；毛泽东的好胜性格、不断增长的主观唯心论思想和个人专断作风、诗人气质和浪漫情怀等个人因素等等，都起了作用。
此外，总路线和大跃进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有关。这主要表现在党和毛泽东把农民小生产者的狂热性、空想性当成制定政策路线的重要依据，导致唯意志论。毛泽东在1958年1月曾指出，“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生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页。其实，当时在总路线指引下，在大跃进狂潮的刺激下，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反映出来的这样那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许多属于农民小生产者的狂热性、空想性，而缺乏真正的科学性、合理性，以此作为我们制定政策路线的依据，其结果必然会导致唯意志论，最终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破坏生产。
同时，我们也过分夸大了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社会主义积极性。除了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等文章中不断强调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社会主义积极性之外，毛泽东在1958年4月《介绍一个合作社》中指出：“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页。当时党的一些领导人被不断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不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国情，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程度估计过高，对于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社会主义积极性估计过高，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估计不足，幻想社会主义建设一举成功，这样，就没能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来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此外，我们也过于崇尚群众运动，把搞经济同搞政治混淆起来，幻想在经济建设中通过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迅速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毛泽东曾严厉批评过一些不重视群众运动的同志，指责“到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30页。经济建设确实需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但经济建设毕竟不同于搞革命、搞政治，不能简单套用革命战争年代大搞群众运动的传统与经验，它必须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大跃进运动中我国全民大炼钢铁，几千万人齐上阵的景象，就是迷信群众运动，用群众运动来搞经济、促生产的典型事例。
党和毛泽东这种撇开生产力发展水平，忽视客观物质条件和经济发展规律，过高估计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社会主义积极性，把农民小生产者的狂热性、空想性当成制定政策路线的重要依据，想用群众运动的方式，以农民所谓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条件来说明中国可以越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发展阶段，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直接建立公有制生产关系，加快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明显地带有民粹主义色彩。
（二）带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实验——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村人民公社化是在大跃进运动中产生的，也是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但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严重失误。主要表现在变革生产关系方面盲目追求一大二公，急于过渡；在领导体制上改变了乡社（合作社）分立制度，实行政社（人民公社）合一的制度。它脱离了我国农村生产力的现实水平，脱离了农民的意愿，给农村经济直至整个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灾难。
在我国农村建“大社”的思想，早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就已开始萌芽。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大社的优越性》一文的按语中写道：“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57—258页。把这种思想付诸实践，是由于1957年冬到1958年春在全国范围内兴修农田水利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了超越社界、乡界，甚至县界的生产协作现象。毛泽东考虑到当时以大兴水利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建设的发展，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提出了把小社并大社的建议。4月8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认为农业生产合作社规模太小，需要扩大。指出并大社是必然趋势，人多力量大，可办更大的建设事业。此后，全国各地开展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群众把这些合并后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自发地称之为“共产主义公社”、“大社”、“联社”、“集体农庄”等。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在大跃进运动的促进下，并社运动更普遍地开展起来。
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到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考察，多次与当地领导谈到小社并大社的问题，认为大社可包括工、农、兵、学、商。他在视察河南新乡时，看到七里营挂出“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牌子，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8月9日，他在山东视察时又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的讲话8月13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后，“人民公社好”的口号迅速传遍全国，各地纷纷掀起办人民公社的热潮。
作为全国性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发布后开展起来的。会议认为，原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取消乡一级政权，乡长兼任社长。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兵学商相结合的原则，规模一般是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会议还认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已包含着若干全民所有制成分，经过三、四年，五、六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公社可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并认为人民公社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组织形式，“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会后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哄而起，迅猛展开。到10月底，全国基本实现了公社化，共建公社26578个，参加公社的农户达1.2325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1％，平均每社4637户。
北戴河会议后，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浪潮中，不少地方还抢先向共产主义过渡。山东有两个县于1958年10月先后宣布两年内进入共产主义。其中的范县县委第一书记，在10月28日全县共产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万人大会上，作了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报告。报告分工、农、林牧渔、共产主义乐园、文教科学卫生福利、丰衣足食六部分。在丰衣足食部分中提出：“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毛泽东看了该报告后，于11月6日在上面批语：“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94页。1958年底召开的武昌会议进一步认为，中国可比一个外国更早地进入共产主义，只是为了照顾国际影响而不要抢在前面。会议还提出“穷过渡”的论点，以为农民富了就不容易过渡，要趁穷过渡。
另外，在此之前的1958年4月，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中写道：“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178页。
由此可见，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我们实际上是将落后看作是一种优势——“穷”容易过渡，“一穷二白”是一张“没有负担”的白纸，在上面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认为“经济愈落后，愈容易向社会主义过渡”。这里不啻是一种思想的巧合：俄国民粹主义就有“落后是一种优势，是优点”的思想，认为“俄国是一块白板，它可以从头开始，可以避免其他国家的错误等等。”《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2页。俄国民粹主义崇尚公社，认为俄国固有的农村公社虽落后，但比西方有优势，可以通过俄国这种传统的公社（或称村社），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我国在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这种趁穷过渡，赞颂“一穷二白”的思想，和俄国民粹主义有些不谋而合，有一定的相似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