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苏联为适应与美国对抗的需要，弥补共产国际解散后所空缺的活动，同时也为加强约束、控制东欧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于1947年9月在波兰成立了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由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坚持探索本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没有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是按照本国的国情，制订适合自己本国具体情况的政策，也由于在南苏关系中，南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坚持独立自主，不甘心作苏联的经济附庸，同时，南斯拉夫为坚持遭到苏联反对的与保加利亚建立巴尔干联邦计划，苏南关系迅速恶化。苏联领导人为压南斯拉夫屈服，对南共采取了强硬蛮横的高压政策。铁托不肯屈服，进行了顽强抵制。于是，斯大林便于1948年3月从南撤走苏联全部军事顾问和教官。接着，联共（布）中央又致函铁托，全面指责南共领导入及其内外政策，进一步恶化了苏南关系。1948年6月，苏联通过情报局在罗马尼亚召开第三次会议，进一步对南斯拉夫施压。在南共拒绝出席的情况下，会议在联共（布）代表操纵下，批判南共及其领导人铁托“反苏反共”，指责其走上脱离社会主义的道路。会议甚至把铁托打成帝国主义的“间谍”，并将南共开除出情报局，造成了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在此情况下，从1948年6、7月起的一年间，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撕毁了同南签订的一切贸易和经济协议，对南实行经济封锁。与此同时，其他压力也纷至沓来，在指责南斯拉夫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同时，也把铁托指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制造大量边境事件，号召并策动推翻南斯拉夫革命政权。
斯大林和共产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和铁托采取的这一系列行动，都源于铁托的独立自主和坚持走自己道路、抵制苏联模式的行动。斯大林这样做，其用意在于杀鸡给猴看，震慑一切敢于违迕苏联道路和模式，企图独立自主的东欧国家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
刚刚取得全国革命胜利，面临建国任务和建国后一系列建设问题的中国共产党，此时也从批判铁托事件中承受着巨大压力。因为解放战争及其以后时期的毛泽东，也曾不为斯大林所信任，被怀疑为“铁托第二”。在事过七八年之后，毛泽东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讲到此事时还说：“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很显然，这“压力”就是1948—1949年斯大林指使共产党情报局大反铁托和制裁南斯拉夫，给毛泽东和中共所带来的。
斯大林在二战刚刚结束，企图维持同美国的同盟关系时，曾要求东欧各国根据大国协议，建立本国的多党联合政府，维持人民民主政权，而一当发生苏美对抗，出现冷战局面时，又要求东欧各国建立共产党一党政权，结束人民民主阶段。而这时，斯大林无疑也是要求中国人同样如此这般做的。现在有史实表明，斯大林曾以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为条件，要中国采取苏联模式。1949年6—7月，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苏联，这期间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把“人民民主专政”解释为“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宣布：“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同时，还强调“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1369—1370页。实际上，这就是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在访问苏联时对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最初回应。
新中国建立后，苏联要求我国加快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新中国落后的现状决定了我们必须向世界先进水平学习，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和社会生产力。而当时世界上又处于两大阵营对立和冷战的状况，新中国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敌视和孤立、包围、封锁，只能寻求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和帮助。苏联在对我国进行援助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和要求。其中，苏方对我们实行新民主主义制度，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实现国家工业化，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张和设想就很不理解，甚至怀疑毛泽东是铁托式的人物。苏联曾提出：“在今天的条件下，单凭自己的力量或自己独特的方法建设社会主义，这种想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民族主义的幻想。”胡正豪：《冷战时代的中国工业化道路选择》，《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我们在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曾多次要求苏联予以更多的援助，而苏方表露出愿更多地帮助社会主义的中国，而非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意向。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对待唯一的外援来源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苏联，不可能过分强调独立自立，须得到斯大林的谅解。为此，我们就不断修订我们的政策，重新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问题。
后来，我们自己也急于进入社会主义。如果说最初是由于斯大林施加压力而使我们采纳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后来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正像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140页。实际上，邓小平同志在这里所说的是一般意义上的革命“急性病”，而毛泽东同志放弃他自己提出的光辉思想和理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急性病”其最深根源，应该毫不隐晦地说，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深藏其思想深处的民粹主义思想。民粹主义的思想特点之一，是轻视民主主义的任务，轻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这在俄国革命中曾一定程度地表现出来；在中国也同样显现出这一特点。
当然，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社会除上述基本原因外，还有许多复杂情况。
当时，在认识与对待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党中央和毛泽东也一直有一些相矛盾的地方。
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要求继续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也明确指出：“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页。这表明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我们就要把资产阶级当作主要矛盾一方来对待，而当作与当权的无产阶级相矛盾的一方，就无疑几乎是被作为敌人来看待。一方面表示要继续发展资本主义，一方面又把资产阶级作为与无产阶级相矛盾的主要矛盾一方看待，这显然有着思想上的矛盾。如果说在当时还属于思想上的矛盾，而等遇到建国后的实际问题时，就成了实际方针政策的矛盾：在这二者之间只能选择一。
到了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一方面强调“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又强调，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就是说，“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将采取“限制政策”。《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1432页。讲话表明，毛泽东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的态度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强调发展，转变到了强调限制。
1951年4月，山西省委给华北局和党中央写了一个题为《把老区的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报告，要求进一步动摇私有制，征集公积金，提高公共积累，实行“按劳分配”，并把互助组发展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刘少奇对此表示反对，并在7月3日对山西省委的报告批示道：“已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页。7月25日，华北局根据刘少奇的批示向党中央作了个《关于华北农村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认为“目前的互助组织是以个体经济（私有的）为基础的，在自愿两利下的集体劳动组织，故不能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直接地发展到集体农场。因为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和使用机器耕种以及土地国有为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便无法改变小农的分散性、落后性，而达到农业集体化。”《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0—191页。但刘少奇的观点不久就遭到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认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气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页。毛泽东原本设想民主革命胜利后集中力量实现国家工业化，在工业能为农业提供大量农业机械的情况下实现农业集体化，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但随着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认识的变化，在急于过渡思想支配下，上述设想逐步变成“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的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82页。毛泽东把农业合作化看作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条件，把对所有制的改变，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改变放在了首要的位置。
“三反”“五反”运动揭露出部分资本家的“五毒”行为，促使毛泽东在1951年12月做出了“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的决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46页。这样，从1952年开始，毛泽东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问题上有了更明显的变化。1952年1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的批语》中针对一些私人工商业者的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违法行为，要求全国各大城市大力发动“三反”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页。1月13日，毛泽东在《转发饶漱石关于华东各地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的批语》中进一步指出：“对于一切违法的资本家，无例外地均应抓住其小辫子，分别轻重大小，予以不同的惩治或批判。一部分罪大恶极者，没收其资产。这是人民政府在全国胜利后第一次大规模惩治资产阶级的违法行为，这是完全必要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0页。
“三反”“五反”运动改变了毛泽东等领导人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认识，它不光在经济上削弱了资产阶级的力量，而且在政治上很杀了资产阶级的威风，大大削弱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加速了其灭亡的进程。1952年6月6日，毛泽东在给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对〈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的批语》中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58页。李维汉在随后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便强调：“应当把这个指示在今后统战工作中从指导思想上牢固树立起来。”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729页。周恩来也在会上强调：“当我们反对三大敌人的时候，说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是中间力量，那是恰当的，但是，现在不能这样说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33页。可见，党和毛泽东开始不再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要联合的革命动力，而是作为要消灭的革命对象。
同时，毛泽东还要求不断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批评刘少奇“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主张。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1—82页。这时，毛泽东完全站到了立即消灭资本主义的观点上；在有的讲话中还讲到了要着手使资本主义“绝种”的问题。
毛泽东在建国前后这一对待资本主义态度的变化过程，也是一步步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过程。他中止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在中国的发展，提前转入“三大改造”，消灭资本主义。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除前述内因外因之外，还有以下几点：
第一，建国后，随着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进一步巩固；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并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在国民经济中占居领导地位，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具备了部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必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