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领导平教会的扫盲教育，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1927年春，平教会对河北定县文盲调查显示：全县人口约40万，7岁以上人口约33万，男约17万，女约16万；其中文盲约27万，约占83％，识字者约6万，约占17％。若男女分计，男子的文盲率约为69％，女子文盲率约为98％。12—25岁青年中，文盲率约为75％，其中男的约为56％，女的约为94％。到1929年春举行第二次调查时，文盲人数下降为占被调查人数的67％。到1934年6月底，全县14—25岁的青年约有82万人，其中文盲占39％，识字者占61％；男青年中文盲占10％，识字者占90％；女青年中文盲占73％，识字者占27％。晏阳初：《县实验区工作概略》，同上，第408—409页。
陶行知也是五四以后平民教育运动的先行者。1916年，尚在美国求学的陶行知就朦胧地意识到，“我的毕生志愿是通过教育而非武力来创建一个民主国家。在目睹了我们突然诞生的共和国的种种严重弊端之后，我坚信没有真正的公共教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共和国。”回国后，他立志致力于以非武力的方式寻求“真正的公共教育”。1923年，陶行知与晏阳初等人，发起组织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推举晏阳初为总干事，从识字教育入手，开始走入民间。按照陶行知、晏阳初等人的设想，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是全国推行平民教育的总机关，下设省、县、市、乡平民教育促进会分会，分别管理一省、一县、一市、一乡的平民教育事宜；一市中之各街和一乡中之各村，都要设平民教育委员会，以担负此街、此村之平民教育。不久，有18个省及32个市相继设立了平教会分会，“甚至各县亦有平民教育促进会。识字运动可谓盛极一时”。他们主要采用三种形式创办平民教育：一是开设平民学校，采用班次制度，大班一二百人以上用幻灯教；小班三四十人以上用挂图、挂课教。二是设立平民读书处，以一家、一店、一机关为单位，请家里、店里、机关里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三是设立平民问字处。“平民问字处就设在有人教字的店铺里、家庭里或机关里。凡承认担任教字的店铺、家庭、机关，随便什么人要问《千字课》里的字，都可以向他们问”。陶行知：《平民教育概论》，《中华教育界》第14卷第4期，1924年月10月。
陶行知提倡平民教育，并通过平民教育而认识到中国大多数平民居于乡村，公开提出口号——“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也就是到乡间的运动”。他指出：“中国以农立国，十有八九住在乡下。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同上。他认为，“中国现在所推行的平民教育，是一个平民读书运动。我们要用最短的间，最少的银钱，去教一般人民读好书，做好人”。同上。他深切地同情农民，要求平民教育推行者要了解农民的疾苦，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这样才能改造乡村生活。他说：“我们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志，要把我们整个的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的农民。我们要向着农民‘烧心香’。我们心理要充满那农民的甘苦。我们要常常念着农民的痛苦，常常念着他们所想得的幸福。我们必须有一个‘农民甘苦化的心’才配为农民服务，才配担负改造乡村生活的新使命。”陶行知：《我们的信条》，《陶行知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3页。
1927年初，陶行知在南京北郊创办晓庄师范，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进行乡村教育的实践。他希望通过培养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新师范教师，全面启动以教育为先导的乡村生活的改造实验。对于创办晓庄师范，陶氏的设想是：知识分子“到民间去”，在实际生活中学习和实践，培养起农民的身手、科学家的头脑、社会改造家的精神，从而在乡村中造就出一种新教育，养成“自主”、“自立”和“自动”的共和国民，同时也是有益于知识分子自己的，陶氏认为，知识分子到“民间”去，返回乡村另有一个目的，即“但愿中国书呆子，尽化乡村种田人”。朱泽甫：《陶行知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28页。陶行知为晓庄师范手书的对联，形象地点明了平民教育宗旨：“与马牛羊鸡犬猪做朋友，向稻梁菽麦黍稷下工夫。”他为师生们编了“锄头舞歌”，体现了他为了农民、依靠农民、在生活实践中接受农民教育的民粹主义理念。陶行知指出：“第一，大众教育是大众的，不是小众的；第二，大众教育是大众自己办的，不是小众代办的；第三，大众教育是大众谋大众的幸福，大众除大众的痛苦，不是小众谋小众的幸福，小众除小众的痛苦。”《陶行知佚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97页。
这样，从2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同情农民的城市知识分子将“到民间去”呼声，变成了具体的社会实践，以平民教育的方式到民间去，到农村去，开始进行建立平民主义社会的尝试和实验。河北定县（以晏阳初为代表）、山东邹平（以梁漱溟为代表）、南京晓庄（以陶行知为代表）、江苏昆山徐公桥（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为代表）、北平清河（以燕京大学为代表）和重庆北碚（以卢作孚为代表）等地，出现了一批以平民教育为中心的乡村建设运动实验区，掀起了影响深远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据统计，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全国有600多个乡村建设团体，建立了1000多个实验区。其中，以晏阳初在定县所进行的平民教育和梁漱溟在山东邹平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最具代表性。
（三）晏阳初的定县平民教育实验
晏阳初回国后主持的平民教育运动，最初主要集中于城市平民，并将平民教育运动视为“开发中国80％以上平民‘脑矿’的大运动”。从20年代中期以后，他逐渐意识到，“平民”的最大多数是农村中的广大农民，因此开始将平民教育的中心和重点转移到广大农村。他说：“中国是以农立国，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是农民，农村是中国85%以上人民的着落地。”这样，知识分子最终要去的“民间”，应当是广大的农村；他们所谓的平民，主要是广大的农民。对此，晏阳初解释道：“我们为的是全民都受到教育，但全民教育的对象在哪里，无疑的，不是平、津、沪、汉几个大都市，而是广大的乡村。我们以平民教育来号召，对中国80%以上的农民大众尽力多少？大多数的平民既然都在乡村，所以我们决定到民间去。但深入民间要从何处着手呢？我们想先选能代表华北大多数县份的一个县，到那里去向农民认老师，因为我们已经所受的教育与农民太隔膜了，我们要重新教育自己，要先农民化，才配化农民。当时有20多个县份都要我们去，最后我们选在定县。”晏阳初：《平民教育运动的回顾与前瞻》，宋恩荣编：《晏阳初文集》，第217页。这便是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进行河北定县实验的由来。
晏阳初从平民教育工作中认识到，要培养农民自己的自发力量，惟一的途径就是办教育，否则，就是表面的粉饰，是不能生根的。所以首先要唤醒民众，使其自觉，但这种基础的工作，是一桩最艰难的事，正如在一块满布着石头瓦砾的荆棘丛中建造房屋一样，需要先做彻底的清除工作，一点一滴地下工夫。他说：“我们的目标是在人，不是在物，我们的基本认识即国家社会的基础是人民，大部分的人民在广大的乡村，所以要到乡村去，我们的工作不是烘托，粉饰，供人欣赏，参观。”同上，第219页。
1926年底，平教会受河北省定县翟城村地方绅士之邀，开始以该村为中心进行农民识字教育。1929年，晏阳初与平教会骨干举家迁到定县，推行以县为单位的农村改造实验。据统计，先后在定县实验区工作过的人员达400人，每年在120人以上，其中留学国外者约20人，国内大学毕业者约40人。这些博士、教授从相对发达的城市来到环境恶劣的乡村，意味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晏阳初提醒到定县推广乡村教育实验的人们，要想变中国农民为有文化的新农民，即“化农民”，知识分子必须首先“农民化”。他强调指出，“中国伟大的力量是农民，这种伟大的基础和潜伏的力量，还没有开发，我们要开发出来，才有力量”。真正好的做法，是深入民间，想方法如何叫一般老百姓有“知”与“能”，使他们能自觉地解决自己的问题、社会上的问题。平教会所研究的内容方面，是要使千百万人民有自觉心，使他们自觉地知道问题，去改造社会，改造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们这一班秀才、博士、学者到定县后，即潜心地向老百姓学习，从学习中去认识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要使定县成为一个“社会的实验室”。同上，第221页。众多留洋博士与农民“亲密接触”，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大的震动效应。平教会的总部虽仍在北平，但几乎一切工作都转移到了河北定县，而且工作范围逐渐扩大，文艺教育、公民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四大教育相贯而行，成为五四以后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力量。
晏阳初在定县所推行的平民教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识字运动，而是一种带有政治意味的社会改造活动。他力图以平民教育为手段，实现其平民主义的目标。他提出，平民教育的意义“在学术和政治打成一片”，“融合交流”，“政治用学术为根据，方能有真货色，学术用政治为凭借，方得顺利推行”，最终达到“学术政治化，政治学术化”的理想境界。晏阳初领导的平教会，通过大量的社会调查认识到，农民缺乏知识、缺乏经济、缺乏健康、缺乏公共心，是阻碍中国文明进步、导致中国农村崩溃的根本原因。他说：“我们原来是抱学习态度，学习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所以我们不是去‘扣’而是去学习，使潜伏的伟大民力得以开发出来，来求改造人民的生活。”晏阳初：《平民教育运动的回顾与前瞻》，宋恩荣编：《晏阳初文集》，第223页。
晏阳初领导的平教会逐渐形成了一套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的乡村建设理论。他认为，中国社会的病根为愚、穷、弱、私：第一是愚，中国有80%的人是文盲，知识贫乏，这在闭关自守的年代或许尚可苟安一时，但在知识竞争激烈的时代则万万不成；第二是穷，中国大多数人民的生活，完全谈不到程度高低，简直是在生死之间的夹缝中挣扎，尤其是中国的农民，其贫困无法用语言描摹；第三是弱，即体质上的文弱，这自然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缺乏公共卫生和医疗保健手段的缘故；第四是私，即相互之间不团结，不合作，各顾各的，一盘散沙，缺乏道德陶冶和公民训练。针对农民的四大缺点，晏阳初和平教会提出了“除文盲，作新民”的教育方针，在使农民取得最低限度的文字教育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攻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攻私，由此培养出有知识力、有强健力、有生产力、有团结力的四有新民：因为中国人愚昧，所以要培养知识力来攻愚，这就需要文艺教育；因为中国人贫穷，所以要培养生产力来攻穷，这就需要生计教育；因为中国人多病，所以要培养健康力来攻弱，这就需要卫生教育；因为中国人散漫自私，所以要培养团结力来攻私，这就需要公民教育。晏阳初指出，“四大教育是连锁的，不是孤立的，要培养人民的知识力，就不能不培植其生产力、健康力和团结力，这四种东西是相依为命，不是单刀直入所能达到目的。”同上。
（四）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
近代经济发展滞后的许多国家，都发生过民族主义憎恶和抵制现代工业化的思潮和运动。如果说在俄国称为民粹主义、在拉丁美洲称为民众主义、在非洲有乡村社会主义、在印度有甘地主义的话，在中国则比较明显地体现为农业社会主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主张及实验，便带有浓厚的农业社会主义色彩，堪称有中国特色的民粹主义。
1929年，彭禹廷、梁耀祖、梁漱溟等人在河南辉县百泉镇成立了以培养村治人才为目的的河南村治学院，创办了《村治》月刊，宣传“村治”理论。王鸿一在《村治》月刊上发表《建设村本政治》和《中国民族之精神及今后之出路》等文，茹春浦、段庭、王惺吾、谢仁声等人也先后发表《村治之理论与实质》、《进一步的认识村治制度》、《建设村治与村治前途的障碍》、《村治与三民主义》、《村治之危机与生机》等文，宣传“以农立国”思想。人们通常把集合于河南村治学院和《村治》杂志的王鸿一、茹青浦、米迪刚、王惺吾、尹仲材、梁漱溟等人，统称为“村治派”。王鸿一去世后，河南村治学院关闭。1931年6月，原河南村治学院的部分人员迁到山东邹平，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成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改“村治”为“乡村建设”。此后，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开始在山东邹平进行乡村建设实验。
20年代中期以后，梁漱溟通过在对全国各地进行认真考察之后坚信：中国只能复兴“以农立国”的中华传统文明，知识精英只有转向受西方冲击最多的广大乡村，才能找到中国社会的真正出路。在梁漱溟看来，民国以来的“政治改革之所以不成功，完全在新政治习惯的缺乏；换言之，要想政治改革成功，建立新政治制度，那就非靠多数人具有新政治习惯不可”。而新政治习惯的培养，“天然须从乡村小范围去作”。梁漱溟：《我的一段心事》，《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533—534、535页。他看到了平民教育兴起的新趋势，呼吁到广大乡村进行建设：“不但南京晓庄师范倡导师范教育，倡导着乡村改进运动；不但一向作职业教育运动的转变为整个的乡村改进运动；而一向作平民教育运动的教育家，亦转其视线于乡村、于农民，而来作整个的乡村改进运动了。”《梁漱溟全集》，第4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9页。平民教育的兴起，使梁氏更加坚信：解决乡村问题进而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在于乡村建设，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有办法。梁漱溟认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就是认识到欧美和苏俄的道路都不适合中国国情。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是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同的路；我们政治上第二个不通的路则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是“职业分工、伦理本位”社会，自由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只能带来战争、贫富差距扩大等严重恶果，中国不应重蹈覆辙，而必须走乡村建设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