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介绍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外，五四知识分子还介绍了托氏的博爱主义、无抵抗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以为，“人之真象为无限发现之爱，爱者即一切道德之渊源”，“博爱之牺牲者，即死于肉而生于灵者。故人当有不惮为博爱而死之觉悟”。而他本人“生于专制国中，以热烈之赤诚，唱导博爱主义，传布博爱福音于天下”。守常：《介绍哲人托尔斯泰》，《李大钊文集》（上）。蔡元培则介绍说，托尔斯泰笃信基督教“绝对的不许杀人”，“受人侮时不许效尤报复”的训诫，“以为有人侮我，不过辱及我的肉体，并没有辱及我的精神。但他的精神，是受了侮人的污点，我很怜惜他罢了。若是我用着用眼报眼，用手报手的手段去对付他，是我不但不能洗刷他的精神，反把我自己的精神也污蔑了”。他还介绍说：“托氏抱定这个主义，所以绝对的反对战争，不但反对侵略的战，并且反对防御的战。”蔡元培：《欧战与哲学》，《新青年》第5卷第5号。对于托氏的“无政府主义”，有人介绍道：“托尔斯泰虽没自称为无治党人，然而他对于国家及私人财产权所发的议论，则完全是无治党的口吻。”还说：“他尽力攻击教会、国家、法律”，说“国家是恶人的结合体，全以暴力为基础”，比强盗还可怕。因此，“他的议论多半是从《圣经》中演释出来，所以他这一派的无治主义，称为基督教无治主义”。延陵译：《克鲁泡特金的“无治主义略说”》，《改造》第2卷第15号。
李大钊在编《晨钟报》和《甲寅》期间，发表《介绍哲人托尔斯泰》、《日本之托尔斯泰热》、《罪恶与忏悔》等文，倡言托尔斯泰的博爱主义和泛劳动主义。晨曦翻译的《泛劳动主义》一文在《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4号上发表后，更加引起了人们对“劳动”问题的关注和讨论，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在中国不胫而走。瞿秋白、戴季陶等五四知识分子深受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影响。瞿秋白撰写了《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告妇女文》，并翻译了《答论驳“告妇女”书之节录》（托尔斯泰作）、《托尔斯泰的妇女观》、《无产阶级运动中之妇女》等，分别发表于《新社会》、《解放与改造》、苏州《妇女评论》等刊物上。他编辑的《新社会》，接连三期出版“劳动专号”，他还撰写了《谁的利益》、《劳动的福音》、《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世界的新劳动节……中国的新劳动节》等文，自称是“一个近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并对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作了初步评价：“托尔斯泰的学说，大概是消极的、破坏的、批评的性质居多，而积极的、建设的、讨论的性质较少。”瞿秋白：《托尔斯泰的妇女观》（1920年2月12日）；《妇女评论》第2卷第2期，1920年10月1日。戴季陶在其主编的《民国日报》及其副刊《星期评论》上，发表了《劳动问题的新趋向》、《为什么罢工》、《劳动运动的发生及其归趣》、《文化运动与劳动运动》、《关于劳动问题的杂感》等文，热烈讨论劳动问题。
无政府主义对劳动问题的重视及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的流行，在五四思想界掀起了重视劳动、推崇劳动及“劳工神圣”的观念。1918年11月16日，在庆祝协约国胜利的大会上，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以学界领袖的身份发表演说，喊出了“劳工神圣”口号。他说：“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是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他反复陈述：“我们不要羡慕那凭藉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修的顾问咨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蔡元培对于民间力量充满了信心，并满怀激情地宣告：“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蔡元培：《劳工神圣》，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64页。
蔡元培这篇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说付诸报端后，“劳工神圣”的口号立即流行于当时各种报刊上。“劳工神圣”，体现了五四思想界对于劳工大众的热爱及对于不劳而获的蔑视。蔡元培率先“将众人脑筋里深深地藏着的‘劳工神圣’，一声叫破了出来”，而众多的中国人在他的呼唤声中也对“劳工神圣”进行着强有力的回应。李大钊在另一次庆祝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讲演，向听众发出呼吁：“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作工啊！”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96 页。接着，李大钊又站在劳动主义和“社会革命”的立场上，撰写了《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刊文称赞说，蔡元培的一篇演说，“居然把‘劳工神圣’底标语深印在觉悟者的脑筋中”。“劳工神圣”，蔚然成为五四知识分子和报纸杂志的时髦用语，并出现了一股崇尚劳工、赞扬劳工创造世界的思想潮流。无政府主义者不仅在中国首次明确张扬“劳动为人生之天职”的思想，促发了劳动主义的兴起，而且还在中国发起了最早的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活动。1920年5月1日，京、沪、穗等地的各派社会主义者，掀起了大规模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活动。李大钊主持了北京大学“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参加者达500多人；会上散发的传单，具体阐述了纪念五一节的原因：“希望诸位常常纪念五一节，把全世界人人纪念的五一节当作我们一盏引路的明灯。我们本着劳工神圣的信条，跟着这个明灯走向光明的地方去。”北大学生何孟雄等人散发的《北京劳工宣言》写道：“从今以后，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所有不做工的官僚、政客、军人、道士、和尚、盗贼、娼妓、流氓、乞丐都要驱逐净尽。吾们要把田园工厂以及一切生产机关收回，自己管理，不要被一般不做工的剥夺了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第九卷第六期开辟“劳动节纪念专号”，蔡元培题写“劳工神圣”的字幅，吴稚晖用篆字为该刊题写了“人日”两字，表示一向被当作牛马的劳动者要站起来做人，孙中山和蔡元培也为该刊题词。该纪念专号对中国各地劳工实况刊发了15篇报道性的短文，其中11篇系介绍世界各国工运发展及有关劳工理论的专文；还有13位工人的题词，被置于与上述3位知名人士同等的地位，这在中国出版史上是破天荒之举。同时，《星期评论》、《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还刊载了大量“五一节”的纪念文章，阐述劳动节的历史和意义。
“劳工神圣”成为五四之后几代中国人的普遍观念。知识分子走进厂矿、走向田野，“到民间去”，与工农相结合，逐渐成为五四之后新的社会风尚。伴随着劳动主义的兴起，一股推崇劳动者、崇拜民众力量的平民主义思潮，迅速传播开来。
（四）平民主义的流行
平民主义是五四时期具有浓厚民粹主义色彩的社会思潮。伴随着对劳动及劳工的推崇，越来越多的人们看到了普通民众的力量和作用。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很多人看来就是平民主义的胜利。1918年7月，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断言，俄国革命是20世纪的先声，“俄罗斯之革命是20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着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时代之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质自异，故迥非可同日而语者。”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李大钊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他从中看到了俄国革命中民众的巨大威力。
1918年11月15日，李大钊在天安门广场发表《庶民的胜利》演说，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视为庶民的胜利。他说：“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他坚信“庶民的胜利”，“劳工主义的胜利”潮流，“是只能迎、不能拒的”；他充满激情，表达了对“庶民”的敬重和崇拜。他希望中国能够利用这一潮流，“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在随后发表的《Bolshevism的胜利》中，他强调：对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不是那些托名参战的军人和投机取巧的政客的胜利，而是民主主义的胜利、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因此，他大张旗鼓地为“庶民的胜利”而欢呼。他指出：“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处可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17页。李大钊主张扫灭皇帝、贵族、军阀、官僚、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实现“庶民”的平等和自由。
李大钊对庶民主义的召唤，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强烈共鸣，民主的观念开始在中国流行。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三周年之际，以“德先生”和“赛先生”来称呼“民主”和“科学”，并且宣布：“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五四时期有数百种宣传新思想的刊物，均将宣传民主主义作为其主要内容。1919年初，罗家伦在《新潮》上发表《今日之世界新潮》，把民主的观念和社会主义并列为“世界之新潮”。罗家伦：《今日之世界新潮》，《新潮》第1卷第1期，1919年1月。陈启修在《北京大学月刊》上发表《庶民主义之研究》，把民主和联邦主义列为所谓“国家改制”的两大趋势，倡导“平民主义”。杜威访华后，更加推动了平民主义思潮的流行。杜威把民主分为政治的、民权的、社会的、生计的四种，在当时思想界引起了极大反响。
五四思想界对“民主”的理解，多倾向于将民主思想中所包含的人民主权观念推向极致，因而对“民主”作了民粹主义式的阐释。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可从英文“democracy”一词的译名中看出。除了将这个词音译为“德谟克拉西”外，最流行的译法是“平民主义”，亦有人译之为“庶民主义”。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使用了“平民主义”译法，并列出“德谟克拉西”、“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和“庶民主义”四种译法。毛泽东：《创刊宣言》，《湘江评论》第1期，1919年1月14日。无论使用“平民主义”还是“庶民主义”作为“democracy”的中译，当时很多知识分子是把“人民”理解为“下层民众”，即穷人、劳工阶级、劳工、劳农等，体现出五四知识分子对受压迫的多数民众的民粹主义式的道德同情。
平民、平民主义、平民政治、民主或德谟克拉西，是五四时期非常流行的名词。“平民主义”的内涵非常广泛，政治上的德谟克拉西是要建立“以贫者为政的政治`”。经济上的德谟克拉西是要“废止资本主义的生产，用一般民众，造出大家是劳动者，大家作了大家用的一个平等的经济组织”，即“社会主义”。一湖：《新时代之根本思想》，《每周评论》第8号，1919年2月9日。在教育上，要实行“平民教育”，“把神圣的教育普及到一般神圣的平民身上”。在社会上，要推行社会主义，以解决“劳动问题、贫民问题、妇人问题”等。甚至有人还提出要建立“平民文学”、“平民工厂”、“平民银行”、甚至“平民洗衣局”等。平民主义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民主也被理解为一种冲破强权的解放运动，变成了所谓的“平民不受官僚的欺压、劳动者不受资本家的虐待、女子不受男子的支配、学生不受教职员的压制”。毛泽东指出：“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德谟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上的强权，文学上的强权，政治上的强权，社会上的强权，教育上的强权，经济上的强权，思想上的强权，国际上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们打倒。”毛泽东：《创刊宣言》，《湘江评论》第1期，1919年1月14日。
1919年3月，邓中夏、黄日葵等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团，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开始投身到平民主义实践中去。他们希望以露天讲演、主动接近民众的方式，使教育与民众相结合，使北大成为“平民主义之大学”：“北京大学固以平民主义之大学为标准者也。平民主义之大学，注重平民主义之实施，故平民教育尚焉。”《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征集团员启》，《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7日。4月3日，他们走上街头，廖书仓宣示《平民教育演讲之意义》后，易克嶷发表了《如何求幸福》的演讲，罗家伦发表了《改良家庭》的演讲，许德珩发表了《勤劳与知识》的演讲。次年3月，平民教育讲演团首次发起了农村讲演活动，从4月初开始，讲演团到丰台、长辛店、通县等北京的近郊进行讲演，讲演的题目有“女子应当和男子同样的读书”、“缠足的害处”、“平民教育的重要”、“人生与工作”、“平等与自由”等。
李大钊是五四时期平民主义的重要代表。在1920年之前，李大钊谈论民主时经常使用英文，有时也用“民主主义”译法，但从1920年起改用“平民主义”译法。1918年12月，他指出：“我们要求Democracy，不是单求一没有君主的国体就算了事，必要把那受屈枉的个性，都解放了，把那逞强的势力，都摧除了，把那不正当的制度，都改正了，一步一步的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才算贯彻了Democracy的真义。”李大钊：《〈国体与青年〉跋》，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4页。次年2月，他在《劳动教育问题》中进一步表达了其民主观念：“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着Democracy的颜色，都沿着Democracy的轨辙。政治上有他，经济上也有他；社会上有他，伦理上也有他；教育上有他，宗教上也有他；乃至文学上、艺术上，凡在人类生活中占一部位的东西，靡有不受他支配的。简单一句话，Democracy就是现代唯一的权威，现在的时代就是Democracy的时代。”李大钊：《劳动教育问题》，《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1页。他进而强调：“Democracy的精神，不但在政治上要求普通选举，在经济上要求分配平均，在教育上、文学上也要求一个人人均等的机会，去应一般人知识的要求。”同上，第2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