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同包括巴枯宁主义在内的俄国无政府主义是大相径庭的。俄国无政府主义不仅组织严密，有自己领袖人物，而且内部有严格的纪律，这和西方的无政府主义是完全不同的。
反对一切强权和国家，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另一要义。施蒂纳指出：所有意识、宗教、法律、真理、正义、伦理、国家、政府、社会、人民、民族、祖国、人类以至世界，都是以非个人的普遍东西来奴役个人的，都是不合理的，宣称“独立性就是我的全部本质和存在，就是我自己”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68页……蒲鲁东指出，“政权是保证的工具和堡垒，而政党则是它的生命和思想”普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7页。，是违反人性的，因此必须立即“打倒政党，打倒政权”。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在其著作中也多次指出这一思想。在这一点上，俄国无政府主义与西方无政府主义则是一致的。
这一时期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们，强烈地表达着反对强权和国家这一基本思想。在反对强权方面，他们主张无限制的自由，不承认法定的权力，并把矛头指向了国家政权。他们说：“凡所谓法定之权力，必侵夺他人之自由以为权力者，故命之曰‘强权’。凡无政府党无不以反对强权为职志。”他们所谓强权，即妨害完全自由之障碍物，凡无政府党，无论属于何派，无不绝对排斥之。他们宣称：“无政府以反对强权为要义，故现社会凡含有强权性质之恶制度，吾党一律排斥之、扫除之。本自由平等博爱之真精神，以达于吾人所理想之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斯时也，社会上惟有自由，惟有互助之大义，惟有工作之幸乐。”《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载《民声》第17号，1914年7月4日。刘师复说：“无政府主张完全自由，排斥一切政府，实为无政府主义之根本思想。”《江亢虎之无政府主义》，载《民声》第17号，1914年7月4日。他们说：“强权有种种，而政府为强权之渊薮，凡曰强权靡不由政府发生之保护之。”《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载《民声》第5号，1914年4月11日。“政府挟其政治势力，侵夺吾人本来之自由，资本家挟其资本势力，掠夺世界公有之生产机关及工人劳动之结果，两者皆与强盗之挟武器以行劫无异。”所以，“政权就是自由的魔敌”。《江亢虎之无政府主义》，载《民声》第17号，1914年7月4日。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就民粹主义的基本思想而言，在其传播过程中已有了某种变化与发展。如果说在俄国民粹派那里，民粹主义的主题还是“企图尽量避免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话，在其向中国的传播过程中，这种理论就拥有了某种极致性。在俄国民粹派那里还是尽量避免资本主义，在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这里就已上升到了“灭资本”，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更尖刻、更彻底的否定。而就社会主义理想而言，在中国也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并最终在无政府主义大师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中，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找到了主要形态，使之成为了其整个社会思想所认可的主要思潮。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以无政府主义为主要依托的民粹主义的传播过程中，无政府主义的主要政治观点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扩张。虽然今人能够对其进行严格的界定，但就当时而言，思想传播过程中的交织与混合，决定人们不可能对其进行严格的区分。这样，思想便呈现出某种复杂性和综合性，民粹主义在无政府主义中得到丰富和发展。鉴于这种情况，在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主张个人绝对自由、反对强权和国家，同样成了政治思想上的一大趋向。
2.传播过程中策略手段的发展变化
俄国民粹主义在基本理论、基本思想上拥有较多的统一性，但在具体的革命策略手段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由于这些分歧，民粹主义被划分成了不同的派别。60—70年代的“宣传派”、“暴动派”和“夺权派”之划分，以及此后“黑土平分”社和民意党的分化等，大都是由策略不同而形成的。换句话说，在俄国民粹主义运动中，各个派别都有自己的策略手段，发生相互交集或兼而有之的情况是比较少的。
然而，在20世纪的中国，情况就大不相同。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各种策略手段兼而有之，对宣传、暗杀、工团、扰乱、暴动等手段，概不排斥。他们的思想也表现得十分庞杂，几乎对所有民粹主义派别、无政府主义大师们的思想纲领和计划设想，都有所吸收和涉猎。
有人主张暗杀，认为暗杀比军队革命更简捷，因为“收效神速”；有人主张利用会党、民团，搞暴动；有人提倡以总同盟罢工为“无政府革命之惟一手段”；有人主张“农民革命”说；还有人宣传利用“劳民革命”，以成无政府社会；或倡导通过书报演说，鼓吹“普及革命”；更有人提出流行一时的“教育革命”；又有人认为“无政府之世，断无教育普及之理”，进而主张进行“平民大革命”，明确表示“无政府运动之方法，不能限以一格”，不仅要兴起革命军，而且“凡持革命之精神，仗吾平民之实力，以与强权战斗之一切行为”，“和平的”、“激烈的”、“暴动暗杀”等，都包括在内。有人主张“阶级斗争”说；有人则加以反对；有人宣传应以“政治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权舆，社会革命（无政府革命）为究竟”，但不排斥政治革命；也有人排斥政治活动，以为“政治者，庸人自扰之事业”，理由是政治会造成强权社会，所以反对任何政治手段；有人主张实现无政府社会之手段，除“破坏外没有建设”；也有人认为破坏与建设应同时并举——“革命派的破坏，即就是建设式的了”。此外，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进化派同无政府主义民声派一样，主张平民革命。二者区别之处仅在于，进化派认为，平民革命在开始时，“不得不处少数之先党，牺牲一切以去人群幸福之障也”。这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巴枯宁的观点。民声派则认为：“平民大革命，即传播成熟，众人起事，推翻政治及资本家，而改造正当之社会也。”这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思想。还有中国社会党提倡“以遗产归公为共产之精神”，这是巴枯宁有关废除遗产继承权的思想。
相比于无政府主义传入初期以暴动、暗杀为革命手段，出现的汹涌澎湃的暗杀风潮，辛亥革命后，情况有了很大的转变。这时，主要是以工团主义为手段，以宣传为主要方式，伴之以暗杀、扰乱等，采取的是多种手段并用的措施。
辛亥革命前，之所以暗杀风潮盛极一时，主要是因为俄国民意党人的暗杀活动在当时得到了详尽介绍，巴枯宁的“暴动派”观点被广泛传播，日本社会党人幸德秋水关于通过总同盟罢工和暗杀来实现革命的理论，也经由《广长舌》等著作的翻译出版，得以广泛流行。暴力和暗杀成为这一时期的关键词。对照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难发现，这个时期，巴枯宁和民意党人关于恐怖和暗杀的理论成了中国无政府主义实现革命的重要手段。早在1903年，《苏报》上就刊登《虚无党》一文，该文作者自称信奉巴枯宁主义，遵循其对待政府之态度，因而大声疾呼：“杀尽专制者。”《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5页。马叙伦在其发表的《二十世纪之新的主义》一文中认为，“无政府主义暗杀的目的是刺杀政界有特权之人”。同上，第9—11页。这一时期，从“青年会”、光复会、华兴会到同盟会，无一不把暗杀摆在重要位置。刘师复在正式组织以强调个人道德修养为纲领的“心社”之前，也于1910年在香港组织了“支那暗杀团”，积极从事暗杀活动。师复曾回忆说：“入狱两年余，经种种刺激及研究，而余之思想一变。出狱后组织暗杀团，章程为余所起草，以‘反抗强权’为宗旨，取单纯破坏之手段。自是之后，余虽未尝揭无政府之主张，然敢自信确为反抗强权之革命党，而非复政治之革命党。”师复：《验江亢虎》，载《民声》第14号，1914年6月13日。
辛亥革命后，暗杀、暴力作为无政府主义的实现手段虽然仍被遵奉，但显然已不再是时代的主旋律。由此，中国无政府主义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将工团主义作为推崇和宣传的主要内容。
注重宣传，是俄国民粹主义中拉甫罗夫派的特点。该派是采用这种手段的代表。他们反对立即进行暴力斗争，而是主张通过宣传人民、教育人民，为未来的革命作充分的准备。反对用“突然一击”的办法来推翻政府。他们通过《前进》杂志宣传其民粹主义思想陈之骅：《克鲁泡特金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页……而“柴可夫小组”也曾经进行过“书籍事业”，在日内瓦建立自己的印刷所，翻印和传播各种进步书刊，其中也包括小组成员们自己所撰写的一些小册子和文章。陈之骅：《克鲁泡特金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0页。
宣传手段在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曾得到较普遍采用。刘师复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其他问题都还谈不上，而文字宣传应为最主要措施。他在《答恨苍》的信中说：“或印刷物、或演说、或教育、或戏剧以及其他种种，皆为由今日已达至无政府之传播期中不可以日或息之事业。激烈行动则行之于一时，遇有可用之机乃始为之耳。且中国目前之情势，此等机会似尚未至，故吾人于现在最近之时期，当先致力于口舌笔墨之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16页。文字宣传，是师复无政府主义活动的最重要内容。报纸、刊物的出版发行，充分体现了当时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蓬勃之势。据民声社统计，从1916年4月至11月，短短数月间，“计先后发出《民声》各期共10000册，《平民之钟》534册，《无政府浅说》534册，《总同盟罢工》700册，《军人之宝笺》500册，《无政府主义》700册”。《万国社会风潮》，载《民声》第29号，1916年11月20日。声势之大，散布之广，远胜于其他进步思潮。
除了重视宣传外，这一阶段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提出了另一思想纲领——工团主义。这标志着中国具有自身特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即“以无政府共产主义为目的，以工团主义为手段”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187页……这是刘师复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与欧洲工团主义相结合的一种尝试。师复等人在广州曾组织“理发工会”和“茶居工会”等团体，发起工团主义运动。虽然为时不久，师复就因肺病在上海去世，但在他的遗稿《上海之罢工风潮》中，我们还是能看到他对无政府工团主义所充满的热情。他关于工团主义的基本观点，主要可分为三个层次：“（一）工团之根本目的自然为反抗资本制度，惟今日工人智识幼稚，一时尚难显出此作用，故目前之要图，实在乎多设平民学校……（二）工团之组织，吾无政府党及社会党皆当为之鼓吹，且加以赞扬，惟仍当以各业之工人自为主体，吾人但予以指导，以养成其独立战争之能力……（三）工团之宗旨，当以革命的工团主义为骨髓，而不可含丝毫之政治意义……”师复遗稿：《上海之罢工风潮》（后记），载《民声》第23号，1915年5月5日。师复论证了宣传和组织工人的必要性及实际方法，既充分反映了西方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的基本路线，也体现着俄国民粹主义对人民进行启蒙教育的行动方针。提出无政府工团主义，实际上是无政府共产主义与欧洲工团主义的一种较好的结合。
值得一提的是，虽说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各个阶段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和策略手段，但其思想的庞杂性仍然可以说是压倒其他趋向的主导倾向。当然，这种庞杂性并不是混乱无序的，在其背后也寓有某种一致性，这就是，几乎每个主张无政府主义的团体都赞成多种手段并用。所谓庞杂，是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策略手段，而其目标的一致性却是主张建立无政府的社会。虽然各种策略手段都以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为理论依据，但采用的某种策略手段却可能并不仅仅是受某一种理论的影响。换句话说，策略手段和理论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这与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天然联系有关，也与中国在接受这些理论时假道于欧洲或日本的传播有关，而这集中表现在通过中介国接受这些理论时，自然地融入了经该中介国变异了的某些思想和观点。同时，这种非线性关系的形成，也与中国自身的社会现实情况和思想文化传统有关；在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中，我们可以发现，往往互相矛盾的思想也能“烩”成一体。这些，从这一时期中国关于无政府主义策略手段的应用上便清晰显现出来。
从采用民意党人的暗杀和一般民粹主义的暴动、宣传，到中国这一时期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提出，多种策略手段的掺杂运用，使中国革命运动在这期间呈现出一幅斗争多样性的图景。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粹主义
如果说从辛亥革命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这一时期，俄国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是经由日本和法国，绕道传入中国的话，那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从俄国把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中国，同时也直接传入了民粹主义。由于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解放运动中同民粹主义的渊源关系，在传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民粹主义也有时混杂着传入了中国。十月革命之后，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民粹主义在中国的表现形态也有所变化。
一、知识分子的无政府民粹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