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民主革命时期的民粹主义
一、民粹主义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土壤及思想因素民粹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小生产者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小生产者为主的落后的社会经济环境，是滋生民粹主义的温床。中俄两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具有许多相似性，这种情况不仅使中国容易产生中国式的民粹主义，而且容易受到俄国民粹主义的强烈影响。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农民小生产者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社会基础。这种小生产者容易滋生平均主义和乌托邦的大同社会幻想。平均主义是他们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并要求平均享有一切社会财富的思想。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形成了小资产阶级占据多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占少数的“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结构。中国小资产阶级是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包括小工业家，小商人，小知识阶层，手工业者和广大农民，这个阶层也可称为“小私有者”或小生产者。自耕农和手工业主所经营的都是小生产的经济，其生存受到了近代资本的致命威胁。为了维持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他们力图抗拒近代资本主义这一不可阻挡的发展潮流，极端地仇视资本主义。由于其生存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严重威胁，小资产阶级天然地具有强烈的反资本主义倾向。但因为其落后的经济地位，它既无力抵御资本主义的发展，又看不到社会发展的方向，容易产生脱离社会现实的虚幻思想。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这种人胆子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因此，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往往带有空想的色彩，表现为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
这样的社会经济环境中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及其政党，长期处于小资产阶级的包围和影响之中，其思想观念难免深受小生产者的深刻影响，而且其党员也多数来自农民小生产者。小生产者的思想观念，如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非组织观点、主观主义等在中国社会上颇有市场。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大国，农民小生产者又占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这样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发动广大农民。正是这样，毛泽东才大声疾呼农民和农村问题的重要性。但农民作为小生产者被大量吸收进革命队伍中之后，大量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作风也不同程度地被带了进来，严重影响着革命的进程。
西方殖民主义入侵以后，在近代中国，农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这决定他们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但农民阶级本身与中国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具有散漫性、落后性和保守性，又对民主革命的根本目标的实现有一定的阻碍作用，有时甚至是破坏作用。中国革命的道路必须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道路，但是中国未来社会的政治经济基础又是城市的现代化工业，而不是农村的小农经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苦难，是中国国家不能独立、人民不能解放、经济不能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国革命的前途一定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生产力，因此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又必须充分学习、吸收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生产经营、企业管理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并允许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以便最终为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奠定经济基础。因此，中国革命过程中既要重视农民、依靠农民，又要教育农民、克服农民自发的民粹主义，既要避免资本主义前途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又要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而不能立即搞社会主义。这些重大问题呈现得是如此尖锐复杂，解决起来是相当困难的；加上近代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在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很容易出现重视乃至于崇拜农民、痛恨一切资本主义元素的民粹主义倾向。
中国革命中的民粹主义，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粹主义因素，二是俄国近代民粹主义。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孟子的“民本”思想，墨子的下层平民意识，儒家的均平思想及“大同”社会理想，古代农民战争中提出的平均主义主张，以及文学作品中的田园牧歌式的乡土情结，均具有或多或少的民粹主义倾向。这些思想倾向，构成了中国近代民粹主义的思想源泉。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中，从《古文尚书·五子之歌》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孟子·尽心》篇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基本内涵，都是以民为本，包含着君民平等和限制“君权”的古代民主思想色彩。儒家的政治信条就带有这种思想。历代关心民众疾苦的士大夫，往往利用这种民本思想来对抗封建专制主义。鸦片战争以后，儒家民本思想成为接纳西方近代“民权”观念的基础。梁启超认为，《礼记》所讲的“民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为民父母”，《孟子》所讲的“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国人皆曰杀，然后杀之”，梁启超：《古议院考》，《时务报》第10期。均为近代议院民权思想的基础。梁启超对传统“仁政”的局限作了深刻分析，主张贵自由，定权限，为民本思想注入近代意义的新内容，促使儒家民本观念向近代民主思想转换。具有民本思想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很容易在“崇拜民众”立场上与民粹主义相契合。
墨家从下层民众和小生产者的利益和立场出发，冲破了尊卑贵贱的界限，提出了“兼爱”、“尚同”的社会理想。所谓“兼爱”，是指无差别地去爱每个人，无差别地去爱每个人就是平等地对待每个人，包含着人人平等的平民意识；所谓“尚同”，就是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大同社会。这种大同社会，显然是小生产者的理想社会，这与近代空想社会主义颇为相似。正因如此，墨家的社会理想在近代中国受到推崇，并往往作为抵制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而得到提倡。
先秦时期出现了朴素的生产劳动观，赞美体力劳动，反对不劳而获，主张人人自食其力。《诗经》中《魏风·伐檀》及《魏风·硕鼠》等篇，以弥漫着田园诗意的古音古韵，表达了民间社会对不劳而巧取豪夺者的愤怒。战国时农家代表许行主张贤者与农民“并耕而食，饔餮而治”，提出了“君民并耕”的思想。这种朴素的劳动观，在近代得到了刘师培、章太炎等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的重视，并为他们所继承。墨家的平民意识及劳动观念，与“五四”以后对底层民众的热爱与劳工神圣的现代意识，也有着许多相契合之处。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便对“均平”思想作了经典阐述。《论语·季氏》记载：“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在古代的中国社会，上至帝王将相、王公大臣，下到基层官吏、庶民百姓，均怀有极其深厚的“均平”情结。这种平均主义的社会理想，在中国古代历次农民起义中都得到了集中体现。陈胜、吴广起义以“伐无道，诛暴秦”为口号，汉末黄巾起义以“苍天当死，黄天当立”为口号，张鲁的“五斗米道”构想及隋末李密的“罄竹难书”等等，都将矛头指向“贫富不均”的现实政权。而唐末王仙芝、黄巢起义则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首次直接提出了“均平”口号，宋代王小波、李顺公开提出了“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均贫富口号，钟相、杨么则以“等贵贱，均贫富”为号召，明末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则喊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开始提出了“均田”的主张。这种平均主义的社会理想，到近代以后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国近代民粹主义的重要特征。
《礼记·礼运篇》托孔子之名描述了儒家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反映出中国古代的“公有”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在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篇》是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突出反映中国古代的“公有”思想。儒家构想的大同社会，是一个以农业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理想社会，“天下为公”是这社会的总原则，在这社会里，人们各尽其力，为社会劳动，生产成果和社会财富均归社会成员共享，毫无私有观念。近代以来，《礼记·礼运篇》描述的大同理想成为激励中国仁人志士反抗外来侵略的精神动力，也成为超越资本主义迈向社会主义的思想中介。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刘师复、李石曾等人，都通过重新解释《礼运篇》，提出了具有浓厚民粹主义色彩的“大同”社会理想。儒家“大同”理想成为近代中国民粹主义的深厚传统底蕴。康有为“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构思出了一个无家界、无国界、无产界、一切财产归公的大同社会。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通过重新诠释《礼运篇》，来阐发他们的“大同”理想。
从上面可以看出，近代中国之所以始终激荡着强大的民粹主义思潮，除了有深厚的社会经济土壤外，还得力于中国传统思想中许多民粹主义因素的持续影响。
二、从太平天国到孙中山的民粹主义
在俄国民粹主义传入之前，近代中国已经有了本土的民粹主义思想。洪秀全定都天京后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其中提出的以绝对平均主义为核心的土地制度，就是一种民粹主义的社会构想；以康有为、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志士，系统阐释了儒家“大同”学说，这里建构的“大同”社会是一种中国式的民粹主义主张。以孙中山、章太炎、刘师培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设法在中国资本主义尚未发展时就加以防范，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提出了“节制资本”、“土地国有”等口号，这是为力图避免中国的资本主义前途，也是一种民粹主义性质的主张。
（一）《天朝田亩制度》中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不久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其基本精神是按照平均主义原则重新分配土地，土地归天父公有，将田地划分九等，由农民平均分耕，所谓“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产品也平均分配，余物归公，以便“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最终的目标是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天朝田亩制度不仅规定了平分土地的办法，还确立了农村的组织制度和农民生活的各项准则。
第一，平分土地的办法，是按产量即土地质量进行分配。土地按产量可分九等：每亩早晚两季产1200斤的，为上上田；产1100斤的，为上中田；产1000斤的，为上下田；产900斤的为中上田；产800斤的为中中田；产700斤的为中下田；产600斤的为下上田；产500斤的为下中田；产400斤的为下下田。分配时以产量计算田亩，如上上田一亩可等于下下田三亩，并且要好坏田搭配，每家好坏田各一半。凡分田则按照人口，不论男女，人多则分多，人少则分少，杂以九等，好丑各半。凡男女每一人自16岁以上受田，15岁以下只分大人的一半。
第二，规定兵农合一的农村基层组织。太平天国在平分土地和公有生产物的基础上，规定了一种兵农合一的农村基层组织制度。其制以13156家为一军，设立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乡官。构成一军的最小细胞为一家，而其基层组织则为25家（即“两”），每25户为一“两”。故一切施政对象都以“两”为基础，由两司马管理。凡25家中，设有国库一所，保管公有生产物，其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担任，农隙治事，使“两”成为一个农村公社组织。“每军每家，设一人为伍卒。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尚。”这显然是军事与行政高度合一的制度，每个基层组织既是军事组织，也是自成体系的经济单位。
第三、规定了“通天下皆一式”的分配办法和生活方式。《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每家除耕种外，都要种桑、养蚕、织布，从事纺织业，并从事养鸡、养猪的副业。“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凡二十五家中设国库一，礼拜堂一，两司马居之。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如一家有婚娶弥月事给钱一千，通天下皆一式。”家中婚丧等事所需要的银钱粮食，都由每“两”所设的圣库中开支。鳏寡孤独、疾病残废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都由国库供养。
《天朝田亩制度》中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反映了千百年来农民平分土地的愿望，是农民阶级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根本否定。失去土地的农民小生产者，从其难以承受的经济压榨出发，目睹了土地的不合理分配造成的严重的贫富不均，力图用绝对平均主义的办法来根本解决土地问题。它反映了当时广大贫苦农民反对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强烈要求，也表现了对获得土地、追求平等平均社会的渴望。但它所规定的平均分配土地和“通天下皆一式”的社会生活规则，是要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会财富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的，这反映的是小生产者要求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这种社会理想是农民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集中反映。《天朝田亩制度》所体现出来的绝对平均主义，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粹主义充分展现了出来。农民小生产者不堪封建的剥削压迫，从朴素的平等观念出发，而要求“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是一种具有空想色彩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尽管它与俄国民粹主义及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有着较大的差异，但在反对资本主义、维护小农生产方式等核心观念上，是一脉相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