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列宁进一步批判了自由民粹主义在关于俄国非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问题上的论调。当时，自由民粹派有种论调，认为农民的贫困不可能给俄国提供应有的国内市场，因而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列宁针这种观点，通过具体分析各种农户、各种手工业者不同的经济情况，指出俄国“小生产者的分化是一个很普遍很重大的事实”同上，第187页。：而恰恰是“农民的分化正在造成国内市场”同上，第195页。；商品经济体系作为整个经济的主要背景，“已经清晰地显示出来”，同时也显现出“正是这个商品经济把‘人民’和‘农民’分裂为无产阶级（破产而变为雇农）和资产阶级（吸血鬼），就是说，正是这个商品经济在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同上，第196页……而就俄国全国范围来说，“不仅在工厂，而且在最偏僻的乡村，到处都有有产者和无产者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到处都是在商品经济基础上形成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同上，第199页。列宁就是用这样的商品经济的逻辑，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俄国的确立。
第三，列宁集中批判了改革派民粹主义的“文化主义”和“小事情理论”。列宁指出，以《俄国财富》和《星期周报》为代表的民粹主义自由派所宣扬的纲领内容，鼓吹“所有这些调整移民和租佃，所有这些低利贷款、博览馆、货栈、技术改良、劳动组合和共耕社”的措施，都是“想要站在现存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想要修补现代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而不是想要反对现代社会”，这是地地道道的改良主义。同上，第239、224页。列宁进一步指出，这些“人民之友”的“思想实质”在于，“他们所要的不是消灭剥削而是缓和剥削，不是斗争而是调和”，他们是“容忍”这样一种剥削制度，“丝毫不想使现存制度有任何根本改变”。同上。列宁认为，自由民粹主义“指望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改善和修复小生产者经济”，这就是他们的“政治纲领”及其实质。同上，第239页。
列宁对自由民粹主义的批判，表明了一个新锐的天才革命家的出现，显示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战斗风格，在许多方面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理论界限，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但是，列宁对俄国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还是估计得偏高了一些，而对地主封建土地所有制在俄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低估了一些，鉴于此，对民粹主义在当时反对农奴制残余，改善农民处境所起的作用估计有所不足，因此，对民粹主义的批判显得过于严厉了一些。但为时不久，列宁就发现了这一点，在稍后的1895年，即在《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一文末尾，他自己即对此又作了纠正和调整，指出了民粹派的“进步方面”：“民粹派纲领中还有另一些条款，如实行自治，使‘人民’能自由而广泛地取得知识，用发放低利贷款、改良技术、调整销路等方法‘振兴’‘人民’经济（即小经济）等等，等等。这类一般民主的措施是进步的……这些措施不会阻碍而会加速俄国经济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发展，加速国内市场的形成，用改善劳动者的生活和提高其需要水平的方法来加速技术和机器工业的发展，加速和促进劳动者的独立思考和行动。”《列宁全集》，第1卷，第462页。
接着，列宁又说：“民粹派在这一方面是无比正确地了解和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者屏弃他们纲领的一切反动部分之后，不仅应该接受其一般民主的条款，而且应该更确切、更深入、更进一步实现这些条款。这些改革在俄国实现得愈彻底，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提得愈高，俄国生活中（现在已经是）最重要的和基本的社会对立就会表现得愈尖锐，愈明确。”同上，第463页。这里，列宁径直谈到民粹派的这些措施就是“改革”；从此可以看出，列宁对他所称的“自由民粹主义”的态度，同前面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所说的相比前进了一步，不仅看到了它的“反动方面”，也看到并肯定了它的“进步方面”。因此，如果只看到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对自由民粹主义所作的严厉批判的一面，而看不到列宁不久之后又作了这一纠正和调整的事实，对列宁早期思想的理解就不能说是全面的、正确的。
（四）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革命民粹主义传统的继承前面我们讲到，列宁在其早年，即19世纪90年代那个历史时期所用民粹主义一语的含义，与后来所用这一词语的含义是不同的——列宁在90年代所指的民粹主义，主要是所谓“自由民粹主义”，即改革派民粹主义，亦即列宁当时所说的“现代民粹主义”。由于前后不同时期所使用的“民粹主义”一语的含义不同，后来的人们，包括我国学术界不少人，对列宁早期著作中“民粹主义”一词的含义多有误解，以为是指广义的民粹主义。这种情况，长期以来影响了人们对整个民粹主义的了解和评价。
进入20世纪，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人们开始赋予民粹主义更广的含义；这时在列宁的概念中，“民粹主义”自然也有了更广的意义。从后来列宁使用“60—70年代的民粹主义”，并把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作“民粹主义的创始人”等等的情况看，他所指称的民粹主义自然也包括革命民粹主义。了解了民粹主义一词含义的发展过程，在阅读列宁著作过程中对列宁同革命民粹主义的思想继承关系，自然也就容易理解了。否则，你讲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同革命民粹主义有继承关系，就会遭到一些人的惊愕和不解。笔者曾被一个笔名“艾农”的人斥为“给列宁和斯大林扣民粹主义‘帽子’”，艾农：《民粹主义的帽子岂能扣到列宁斯大林头上！》，《中流》2001年第2期。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讲明了这个问题，再讲列宁同革命民粹主义的继承性问题，就容易为人们接受和理解了。因为凡稍为认真读过一些列宁著作的人都会看到，这正是列宁本人多次讲过并承认的问题：列宁自称是“60—70年代遗产的学生”，而“60—70年代遗产”不正是指60—70年代革命民粹主义的思想遗产和革命传统吗？
列宁从革命民粹主义的思想和传统中究竟继承了一些什么？简单说，包括从建党理论、革命精神、策略思想，以及随着对俄国独特国情认识的加深，对俄国革命道路和革命战略所作的调整等方面，都从革命民粹主义那里有所继承、有所吸收。
先看在建党理论方面。列宁建党理论的来源有两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党经验；二是俄国解放运动特别是民粹主义革命运动提供的经验，而对列宁最直接的建党经验，是“土地与自由派”和特卡乔夫的人民解放协会的建党经验，这就是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由少数职业革命家组成的、保守绝对机密、具有严格纪律的革命战斗组织。
俄国民粹主义运动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过程中，积累了建立革命组织、进行革命活动的丰富经验，这其中尤以俄国民粹主义革命急进派特卡乔夫提出的一整套建立“战斗组织”或者“革命党”的组织原则，最为引人注目。
特卡乔夫主张建立的“革命的战斗组织”，是一个集中统一的、下级服从上级的，具有严格纪律的，绝对保密、单线联系的“革命党”。他为这个“革命党”制订的组织原则是：①权力要高度集中；②组织成员要下级服上级、全体服从中央，要有无条件的纪律；③必须给每个组织成员的革命活动保守绝对秘密，不仅对敌人保密，而且对组织内的所有其他成员保密，这就是要进行单线联系。
至于为什么要建立这样高度集中、严格纪律的组织，特卡乔夫提出了以下理由：一是反动力量强大，革命力量弱小，二者力量极不均衡。他说，沙皇政府是一种“强大的”、“集权组织的力量”，它手中握有各种“物质的力量”，它依靠的是千百万把刺刀，它拥有军队、宪兵、警察、狱卒等等，而革命者却两手空空，因此他认为，敌我力量是“极不均衡的”。二是，越是“集中类型”的革命组织，越不容易遭到破坏，越能保证个人安全。他从1872—1875年民粹派“到民间去”的宣传运动以及此前所经历的历次革命运动，包括从十二月党人运动到涅恰耶夫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只要革命队伍缺乏组织性或者组织松散，只要对人民缺乏有效的持续不断的宣传，都不会有成功的希望，革命者的个人安全也都得不到保证；只要革命组织越接近“战斗的集中制类型”，就越能保证革命活动持续而不遭破坏，也越能保证革命者的人身安全；而集中制组织即使遭到破坏，牺牲的程度也比松散的组织要小。因此，他得出结论说，采取集中制的战斗组织不仅有利于革命事业迅速蓬勃的开展，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积聚革命力量和保证个人安全。在他看来，革命者的力量正在于此，革命得救之路也正在于此。鲁德尼茨卡娅编：《19世纪俄国革命急进主义（文件汇编）》（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век 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й。 /Под Е。Л。Рудницкой），莫斯科1997年版，第366—367页。
在特卡乔夫看来，这个集中统一的“战斗组织”或者“革命党”，作为由少数智者和有道德者组成的革命者组织，少数人有领导“多数人”的“权力”。因为“这个少数具有更高的智力和道德发展水准”，因为他们的社会主义世界观包含着新的因素，他们的“理想”比之于多数人——人民——的理想，“更开阔、更革命”，所以，他们“永远拥有、也应该拥有在智力和道德方面领导多数人的权力”；在他看来，他们的理想“在革命时代必须对后者具有统治作用”特卡乔夫：《“警钟”——杂志的纲领》和《人民与革命》，见鲁德尼茨卡娅编：《19世纪俄国革命急进主义（文件汇编）》，第348—349、362页。——这是特卡乔夫对少数革命家拥有权力的缘由以及权力的源泉和法理的解释。因此，在他看来，“这部分少数革命者，因其身上体现着社会最优秀的智慧力量，所以他们必须拥有权力——只要他们仍然是革命者，就不能不拥有这个权力。”特卡乔夫：《“警钟”——杂志的纲领》和《人民与革命》，见鲁德尼茨卡娅编：《19世纪俄国革命急进主义（文件汇编）》，第349页。
从上面的组织原则看，布尔什维克党基本是按照这个模式建立起来的。列宁在其阐述建党理论的最重要著作《怎么办？》中，就把“70年代革命家”所建立的“像土地自由派所拥有的那样好的或者还要好得多的革命家组织”，视为“我们大家应当奉为楷模的出色的组织”。《列宁全集》，第6卷，第128页。这里所说的那种“或者还要好得多的革命家组织”，显然就是指特卡乔夫的“人民解放协会”，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为防书报检查，不便于道明特卡乔夫这一组织的名称。
在这里，我们没有把这一问题进一步展开，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对比特卡乔夫的《人民解放协会章程》《人民解放协会章程》，见鲁德尼茨卡娅编：《19世纪俄国革命急进主义（文件汇编）》，莫斯科1997年版，第376页。和列宁《怎么办？》的有关章节，即可深入了解这一问题；如果参阅对这一问题的专题研究马龙闪：《试论俄国民粹主义革命激进派的政治纲领》，见《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6期。，则可更直接地了解这一问题。
其次，在革命的“决心和毅力”、革命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方面，列宁及其所代表的布尔什维克也同样对60—70年代革命者有诸多继承。列宁对此不仅毫不隐晦，而且讲得十分明白。他一向把“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70年代的那一批杰出的革命家”，称作“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者”，经常以他们献身革命的“决心和毅力”鼓舞无产阶级，并以这些先驱者在当年国际革命中享有的荣誉引以自豪。《列宁全集》，第6卷，第24、27页。列宁明确指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19世纪80年代曾做出种种努力，从民粹主义当中剥取“民主主义的内核”。他对此一向予以高度评价并坚信，“总有一天，历史学家会系统地研究这种努力，并且考察出这种努力同20世纪前10年内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的那种思潮的联系”。《列宁全集》，第22卷，第134页。
我们不妨读一读70年代革命民粹派的《革命者基本信条》，它字里行间、力透纸背的那种革命精神、革命气质，处处体现着布尔什维主义的那种特质。其中有几段是这样说的：
“革命者是命中注定的人。他没有自己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事，没有个人的感情，没有个人的眷恋，没有自己的财产，甚至也没有自己的名字。他身心的一切都被唯一的兴趣、唯一的思想、唯一的热情，即革命，所完完全全吞没。”
“革命者在自己身心深处，不只是在口头上，而且是在事实上，同所有民事秩序，同整个有教养的世界都断绝了关系，也同这个世界的所有规则、礼节、通行的约定和道德要求断绝了任何关系。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他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只要他还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唯一之所为，只能是义无反顾地破坏这个世界。”
革命者“对自己很严厉，对他人也很严厉。任何多情善感，缠绵悱恻，任何亲情友谊、妻儿情怀，以及感恩图报，甚而荣誉本身，在革命者身上都应该被革命事业所具有的唯一的冷峻和严厉压抑下去。对他来说，只存在一种愉悦，一种安慰，一种奖赏和满足，这就是革命的成就。……他在冷静地、不倦地致力于这一目标时，应该时刻准备着自我牺牲，并用自己的双手消灭妨碍达到这一目标的一切”。鲁德尼茨卡娅编：《19世纪俄国革命急进主义（文件汇编）》，莫斯科1997年版，第244—245页。
这里明显地透露着革命年代某些布尔什维克的那种精神和品质。
第三，在重要的革命策略原则上，布尔什维克对革命民粹主义也有所继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在目的与手段的问题上，认为只要目的高尚，为此而采取的一切手段都是合理的。用某些革命民粹派的说法是，“目的可以为手段辩护”。到布尔什维克这里，表述方式有所不同，大体说法是：只要目的是为了革命，目的是高尚的，一般来说各种手段都是可以使用的。所以，为革命募集经费，即使通过打劫运钞车也无不可。至于在革命中使用美色、美人计等手段，更是司空见惯的事。这在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活动中都曾采用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