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加辽夫提出了全面起义的计划。不过他特别警告，不要举行分散的地方性起义，尤其要防止单独举行波兰起义。为此，他写道：“如果起义仅仅是在华沙和基辅打响，那就将会走向内战——波兰战争；为了让起义能实现人民的解放，就应该避免在周边地区发生，就是说，要让起义与华沙、基辅的起义同时发生，起义要牵涉到俄罗斯国内的高加索，席卷阿斯特拉罕、顿河和黑海沿岸地区，最好也要触及奥伦堡—乌拉尔，扩展到下乌拉尔、彼尔姆，和喀山一带。有这三个侧翼吸引人民群众，处在这三个侧翼之间、驻扎在伏尔加下游地区的第四军团和第六军团，或者不敢擅自行动，或者只是做些表面的抵抗。而第四个侧翼则来自西方。
“在起义的这种形势下，不见得会发生大规模的流血，更可能的情况会是发生和平征服性的进军。”В.Ф.安东诺夫：《革命民粹主义》（АнтоновВ.Ф.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56—57页。
为了在民众中宣传协会的思想，赫尔岑和奥加辽夫在1862年夏天开始出版《大市民会议报》。在这年8月份出版的第二期上，奥加辽夫发表了《人民应当干什么》一文，详细阐述了当前的要求和任务：消灭官府管理机构，用人民管理机构取而代之；民众要争取首先起草号召书，沙皇如果拒绝召开缙绅会议，就组织民众举行起义。
随着国外中心领导作用的加强，使其行动同国内中心保持协调尤为必要。为此，斯列普佐夫特于1863年2月奔赴伦敦，同赫尔岑和奥加辽夫进行协商。协商的结果，双方的步调达成一致，确定了共同任务。与此同时，在伦敦成立了“土地与自由”社会议，这进一步强调了国外中心的领导作用。在接近俄罗斯国内准备起义的时刻，赫尔岑和奥加辽夫更坚毅顽强地把筹备起义的各项事宜抓到了手里。于是，《钟声》成了号召起义的喉舌。在这个刊物和其他传单中，赫尔岑和奥加辽夫热情地号召俄国人民，为争取土地和自由而斗争。
1863年春天，国内显露出了农民运动高涨的势头。但是，期望中的起义并没有发生。波兰倒是行动起来了，但起义在1863年1月爆发，比规定的全俄起义日期大大提前了。这样，就打乱了原定的计划。
在波兰起义过程中，以赫尔岑和奥加辽夫为代表的国外中心，对波兰兄弟全力加以支持，做了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包括运送武器和组织志愿人员等事宜。后来，他们又企图利用立陶宛和芬兰的起义，促进国内起义的爆发，但都没有成功。最后，沙皇政府对分散孤立的暴动各个击破，轻而易举地把波兰和立陶宛起义镇压了下去。沙皇用沙文主义的宣传，毒化群众的思想，把波兰革命描绘成敌视俄罗斯的谋反。这样，波兰和立陶宛便得不到俄罗斯农民起义的支援，在沙皇军队的镇压面前，支撑未久，就走向了失败。革命的进攻就这样被打了下去。
在反动势力得胜的情势下，“土地与自由”社的会议和领导，认为第一位的任务是保存和巩固组织，向组织成员说明必须对未来的斗争作更加周密的准备，并确定在变化了的形势下所应采取的行动纲领。为此，《钟声》在1863和1864年各期上，开设了“对若干问题的梳理”专栏，赫尔岑和奥加辽夫在此栏连续发表文章，对未来的道路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革命失败的形势下，有许多人离去了，剩下来的人员已经不多。尽管领导做了多方面的努力，但“土地与自由”社还是走向了衰落。最先是彼得堡委员会在事先未予通报的情况下，中断了自己的活动，并擅自做主，派代表到各地发布了这个决定。1864年3月，领导中心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宣布，“暂时收起协会的旗帜，完全停止以整个协会名义，或以各团体名义展开的各项工作”。后来，“土地与自由”社就再也没有恢复起来。该组织虽然没有为政府所破获，但它却自动解散了。
“小组”活动时期的民粹主义运动
直到60年代初，俄国还没有出现“民粹主义”这一用语。对于新出现的这个社会政治流派，对于在社会上崭露头角、代表该思潮的这类新型人物，自由主义阵营的人物把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称作“虚无主义者”；代表该思潮的一部分急进主义者，则自称为“人民派”，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怎么办》一书中，则把他们叫作“新人”。实际上，无论敌对营垒或者自己阵营对这个类型的人们怎么称呼，他们实际上就是70年代人们用“民粹主义者”称谓的这个群体。有著作认为，“民粹主义”这一用语是60年代中期在文献中出现的。但当时它尚不意味着一定的社会政治思潮，而是被理解为一种力图关注、研究人民日常生活，力图减轻民众负担，首先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愿望。В.А.费多罗夫主编：《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罗斯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ХIХ—начала ХХ В./Под реД. В.А.Федорова），莫斯科2000年俄文第2增补版，第327页。在当时的期刊上，充斥着有关人民贫困状况的材料，讲述他们遭受沉重赋税压榨，因土地匮乏、缺衣少食而痛苦挣扎的情况。当时曾出现过一些研究人民生活状况的专门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曾引起广泛注意的一本书，是发表于1869年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但是这里的“工人阶级”一语，并不仅仅是指工人本身，而是指所有劳动的人，主要是指农民。看来只是到70年代，“民粹主义”才有了日后它所具有的含义。但是，俄国民粹主义是一个包含各种思想流派的、范围广泛的谱系，从革命民主主义，到温和的改良主义，甚至带保守色彩的思想派别，应有尽有。但属于民粹主义思想流派的人，就他们心之所系，全部身心所关注的，则是广大劳动人民，尤其是农民的状况、农民的利益；他们真心是要为人民服务，要为人民谋利益的。他们崇尚人民，要为人民献身。就俄国民粹主义的整个思想体系来说，就是由赫尔岑所奠基的，后来在某些方面又由车尔尼雪夫斯基发展了的俄国村社社会主义。这种民粹主义理论产生于40—50年代，而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则形成于60年代。《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把民粹主义理论说成是形成于60年代，是不确切的，而它将60年代的“革命民主主义”与70年代的“民粹主义”相对立，则是与列宁的思想相抵牾的。对于这一点，苏联史学界早在上世纪50—60年代就曾指出并予纠正。Б.П.科兹明：《第一国际俄国分部》（КозьминБ.П. Руссая секция перв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莫斯科1957年俄文版，第26页； Б.С.伊滕贝格：《改革时期俄国社会运动史研究若干问题》（ИтенбергБ.С. Некоторые вопросы изучения истори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порефор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见《苏共20大与22大之间苏联史学》（Советск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от ХХ к ХХII съезду КПСС），莫斯科1962年俄文版，第258—259页。而在60年代的“革命民主主义”与70年代的“民粹主义”之间，如果有什么差别的话，那也只是同一思想体系在思想色彩上的差异，仅仅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在某些思想理论问题上发生的一些演进。
民粹主义是一个具有坚定思想信仰的、决心把全部身心以至整个生命贡献给人民和革命事业的社会政治派别。他们的英勇献身和自我牺牲精神，对待革命的坚毅、勇敢，对人民的忠诚，在俄国和世界近现代史上都是空前的。1861年改革后的第一波革命行动虽无果而终，但他们没有气馁，又重整旗鼓，行动了起来，进一步探索着斗争道路，摸索着革命方法，坚定不移地向前迈进。
在60年代中到70年代初，急进民主派（或者说革命民主主义）进行的革命活动，主要采取的是“小组”活动形式，组织规模较小。当时主要有以下知识分子小组和团体，它们绝大多数散布在莫斯科、彼得堡和其他外省的一些设有大学的城市。
一、“伊舒金小组”
1863年，在“土地与自由”社尚未放下武器的时候，莫斯科就出现了一个在文史界闻名遐迩的新组织，取名为“伊舒金小组”。这是1863—1866年间，活动于莫斯科和彼得堡一带的、在当时最具规模和影响的一个革命组织。它的奠基者和领导人，是莫斯科大学的旁听生尼古拉·安德列耶维奇·伊舒金。此人是平扎一个世袭荣誉公民的子弟，早在读文科中学的时候，他就充满了革命思想，读完七年级后，他来到了莫斯科，表面上是怀着升大学的愿望而来，实际上一到莫斯科，就全身心投入了革命斗争。伊舒金对取得文凭不屑一顾，将此看作是“庸人对安逸宁静生活的钻营”，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进大学的念头。
最初加入的小组成员，有伊舒金的堂兄弟德米特里·卡拉科佐夫，还有彼得·叶尔马洛夫、彼得·尼古拉耶夫和其他一些在莫斯科大学读书的平扎同乡。被吸收到小组里来的，还有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平扎老乡В.О.克留切夫斯基。“伊舒金小组”的一个分部设立在彼得堡，是在有才华的民间文学家И.А.胡佳科夫领导下开展活动的。
“伊舒金小组”的成员把自己看作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生及其事业的继承者。但是，他们同车尔尼雪夫斯基时代的革命派别相比，却采取了不太相同的立场。如果说，“土地与自由”社主要是试图实现政治目标，那么，伊舒金小组却首先强调经济变革的重要性。该小组成员彼得·叶尔马洛夫，后来被捕后在供词中曾这样说：“我们行动的目标，是借助革命消灭土地私有制，用共同使用土地来代替这种制度。”В.Ф.安东诺夫：《革命民粹主义》（АнтоновВ.Ф.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64页。其他成员也同样表述过这一“经济变革”的“目标”。正因为采取的是这一行动方针，所以，他们试图以小说《怎么办》中的主人翁为榜样，组织各种类型的日用品生产合作社。他们在莫斯科开办了缝纫工场和编织作坊，还创办了星期日学校和贫困大学生互助社。
带头开办编织作坊的，是一个平扎人Д.伊万诺夫和下戈罗德人А.沃兹涅先斯基。他们同另外两个同志一共筹集了50卢布做资本，购置了必要的工具，作坊便于1864年9月在莫斯科开张。他们在这里贯彻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原则，作坊搞得并不成功。1865年夏天作坊易人，转到一个名叫法林的平扎人大学生手里。他把作坊从创办人手里收购过来，又到当局那里正式登记为一家私人企业，雇佣了4名工人。后来因卡拉科佐夫行刺沙皇事件，工场被迫关张。
缝纫工场是在1865年2月开办的，领头人是一对两姐妹。据了解内情的组织内成员所说，组建工场的观念和做法，是大家一块工作，设公共寝室、公用桌凳；每个人都把自己看作主人，都有过问账目开销的权利；大家的所得和开支，都记在开支账册上，账册保存在一个姊妹那里。
但是，这种劳动组合在经济效益上并不好。工场领导者承认，她们不得不以比私人裁缝低得多的价格收活儿，而布匹和其他工料等等，所购价格却一模一样。这样，她们要以14个小时工作日才能勉强给自己挣够住房和生活的费用。但这些伊舒金成员并不把这种物质上的窘境挂在心上，因为在她们看来，同志们建立的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生活基地。
除此之外，小组成员还打算依据劳动组合的原则，建立更大规模的联合组织。因此，他们把目光投向了莫扎依县一家停工的棉织厂，打算恢复该厂的生产，不过要按照劳动组合原则加以组织。小组成员彼得·叶尔马洛夫曾得到一笔雄厚的庄园遗产，大约有将近1200俄亩土地的样子，他应允拿出这笔资产来购买这家工厂。他们的设想是，将来从工厂得到的进项，可用来支付革命活动的开销。В.Ф.安东诺夫：《革命民粹主义》（АнтоновВ.Ф.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68页。但由于实施购买的谈判未获成功，就不得不取消了这个计划。
1865秋天，伊舒金曾打算在莫斯科建立一个合法组织——工人互济会，但因得不到彼得堡方面的允许，也以失败告终。在这之前，即1864年秋，小组也曾试图按新的办法开办一所学校，学校开设在莫斯科一个贫民区里，以贫寒子弟为招生对象，担任教师的就是小组成员自己。按照伊舒金的意图，是从这些孩子中造就革命者，但学校只开办了一年，就在1865年遭到了查封。
小组在1865年也曾计划出版一份面向民众的合法刊物，借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但后来同样未曾得手。
采取上述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企图以和平合法的手段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但都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效果。这样就促使他们转向了急进的手段。于是在1866年2月，利用吸收新成员、扩大小组之机，便建立了一个取名“组织”的秘密团体。新组织在讨论任务和章程草案时，分成了极端派和温和派两个派别。极端派打算通过鼓动和口头宣传的方式进行革命；温和派则希望通过办学校、建联合组织和传播书籍等等较慢的方式开展活动。但两派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通过宣传的方式加强民众的社会主义思想倾向，建议“政府用社会主义原则建构国家，如果它不同意的话，就一定要以革命手段达此目的，按社会主义原则建立新政府”。《红色档案》，第17卷，第119页；转引自В.Ф.安东诺夫：《革命民粹主义》（АнтоновВ.Ф.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66页。
按照设想，小组曾打算把这个秘密组织发展为俄罗斯革命力量的中心，在外省设立分支机构；同时，还在该“组织”内部建立一个更机密的、取名“地狱小组”的核心组织，准备刺杀沙皇。但是，这个建立“地狱小组”的计划还未来得及实施，“伊舒金小组”成员德米特里·卡拉科佐夫便自作主张，先行实施了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
德米特里·卡拉科佐夫出身于一个破落贵族家庭，平扎文科中学毕业后，升入喀山大学法律系读书，不久，便因参加学潮被开除学籍。社会上谋生的艰辛，使他几经曲折又恢复了学籍。转入莫斯科大学后又贫病交加，终因不堪学费重负而退学。他不肖于追逐文凭，但却为社会主义理想所吸引，力图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为人民服务。他为人内向、沉默寡言，在伊舒金小组内几乎默默无闻。种种情况表明，“组织”内酝酿的“地狱小组”计划，曾对他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但是，卡拉科佐夫的刺杀行动并没有得到批准，他实际上是违背组织意志，擅自行动的。为准备这次刺杀行动，他曾寻找借口，多次来往于莫斯科与彼得堡之间。不过，他的行动也不完全是个人行动，实际上他得到了“伊舒金小组”彼得堡分部领导人И.А.胡佳科夫及其小组的支持。1866年4月6日，卡拉科佐夫利用沙皇在夏宫散步的机会，向皇帝瞄准射击，但子弹打飞了，他自己被立即抓获。为此行刺事件，卡拉科佐夫被判处绞刑，其他小组成员也被判处了各种不同期限的流放和苦役。
此前，“伊舒金小组”也曾制订过计划，试图从西伯利亚流放地营救车尔尼雪夫斯基，但也未获成功。
“伊舒金小组”由于卡拉科佐夫的行刺事件而遭到破获，从此便一蹶不振，停止了活动。
二、涅恰耶夫及其“人民复仇”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