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贾谊·《论积贮疏》
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晁错·《论贵粟疏》无工不富，无农不稳，无粮则乱。———陈云
一、波动中增长———甘肃粮食生产的基本规律
甘肃历史上就是个干旱多灾的缺粮省。长期以来，粮食短缺，人民不得温饱，始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解放后，党和政府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使粮食生产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50年—1952年三年间，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20．6亿公斤增加到了26．8亿公斤，增长了30％，年均增长9．16％，人均占有粮由212．5公斤增加到了251．5公斤，增加了39公斤。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虽1953年和1957年两年因受灾粮食减产，但粮食生产的总水平仍达到31．6亿公斤的水平，比1952年增长5亿多公斤，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3％。尤其是1956年粮食丰收，总产达到38亿公斤，全省人均占有粮食达到312公斤，比1952年增加60．5公斤。然而，从1958年开始，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无偿平调农民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办集体食堂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上严重的干旱，粮食生产出现了急剧下降的局面，“二五”后三年，粮食总产每年只有20亿公斤，最低的1961年仅有19．5亿公斤，人均占有粮160公斤，比1949年还分别减少5．4％和51．5公斤。从1963年起开始贯彻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刹住了浮夸风、平调风和共产风，使农业生产又有了恢复和发展，到1965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7亿公斤，年均递增20．9％，人均占有粮达到276公斤，基本上恢复到了“一五”末的水平。但是，十分遗憾的是，这种好的发展势头很快就被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所打破，从1966年到1976年这11年间，粮食生产总水平虽有一定提高，但始终处于波动不稳的境地，并且粮食产量在统计上打得很紧，有些地方甚至有大量虚报的情况，每遇一次大的自然灾害，粮食就十分紧张，造成大量人口外流，经验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上天时好，粮食生产出现稳步上升的势头，到1993年，总产量达到了74．6亿公斤，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但是，即使在这一时期，总产也不是直线上升的，小的波动仍在进行，这一状况我们可从建国以来全省粮食产量曲线图中看的十分清楚。
可以看出，建国以后，甘肃粮食经历了两个大的波动周期，一是从1956年到1975年这一波动周期，波动期长达19年，从波峰跌入波谷用了5年时间，处于波谷的1961年，粮食产量仅为19．55亿公斤，人均占有粮仅160公斤，波幅达18．5亿公斤，从波谷恢复到1956的水平用了9年时间，到1975年达到了一个新的波峰，峰值差为17．2亿公斤。第二次大的波动是1975年—1993年，这一波动期长达18年，从波峰跌入波谷用了6年时间，波幅达11．7亿公斤，处于波谷的1981年粮食总产为43．5亿公斤，从波谷恢复到1975年的水平用了7年时间，第二次波动期与第一次波动期的谷差达23．9亿公斤。第二次波动周期的峰值差为19．5亿公斤，比第一次增加了2．4亿公斤。从峰值差上可以看出，从1956年到1993年的37年间，我省粮食的综合增产能力实际只提高了36．6亿公斤，平均每年0．99亿公斤，其中前一个波动期平均每年增加0．9亿公斤，后一个波动期平均每年提高1．08亿公斤。按此推算，在没有大的增产措施的前提下，我省粮食所具有的年均综合增产能力为1亿公斤左右。由于考虑到前一个波动期到第二个波动期的波谷以前，主要受政策因素的影响很大，从1982年—1993年是我省在正常年景下的生产能力，那么在扣除恢复性增产的情况下，全省粮食所具有的年增产能力为1．6亿公斤。
而波浪式增长———这就是甘肃粮食生产的基本规律。
二、防旱抗旱———甘肃粮食生产的基本立足点
了对甘肃粮食生产的规律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分别用多元线性回归、自回归动平均、道格拉斯函数等方法进行了尝试，结果表明，从影响粮食生产的一些硬指标来看，其增加量与粮食产量具有正相关关系，并且在第一和第二个波动周期中基本相当。如化肥4．5万吨、农用电0．38亿度。在第二个波动期的18年中，虽然水地没有增加，但在前一波动期中新增的水地正处于最佳效益发挥阶段，所以，我们仍可以把700多万亩水地的增产效益考虑到这一时期。化肥增加了75．34万吨，地膜增加了2．4万吨，农用电增加了15．34亿度，亦即在水地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1亿公斤粮食共增加了化肥3．9万吨、地膜1230吨、农用电0．78亿度。由此可见，影响甘肃粮食波动的因素主要是气候、政策等。由于从80年代开始政策比较稳定，所以最主要的是气候，因此，只有彻底排除气候对农业的决定性影响，才能使甘肃粮食生产走上稳定发展的轨道。
在诸多灾害性天气中，干旱对甘肃粮食生产的威胁最大。据史料记载。自西汉（公元前206年）起至民国末的2155年间，共发生旱灾761次，平均2．8年发生一次。其中，两汉时期（公元前206—公元219年）425年中，共发生82次，大致每5年就有一次旱灾；魏晋南北朝时期（220年—580年）361年中，共发生78次，大体上4年半就有一次旱灾；隋唐五代时期（581年—960年）308年中，共发生117次，平均3年多就有一次旱灾，其中大旱灾、特大旱灾和毁灭性旱灾共36次，平均10．56年就有一次；宋辽金元时期（960年—1368年）409年中，共发生旱灾127次，大体上三年发生一次旱灾，其中大旱灾和特大旱灾共40次，平均10．25年发生一次；明朝（1368年—1644年）277年中，共发生旱灾154次，平均每9年中5年有旱，大旱灾以上旱灾共51次，平均5．43年一次；清朝、民国时期（1644年—1949年）306年中，共发生旱灾203次，平均三年两旱，大旱灾以上旱灾共55次，平均5．56年一次。伴随着每次大的旱灾，必然造成粮食的极度恐慌，大量人口死于饥饿。如1928年—1930年（民国17—19年）的三年毁灭性大旱，仅甘肃和宁夏的固原地区灾民约457万人，死亡200万人。经过对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我们认为90年代中后期，是一个新的干旱时期，将对粮食生产构成严重威胁。其理由是：
1．据有关专家研究，西北地区的旱灾有准3年、5年、8年、11年、15年、30年和56年的周期性规律，且经过一段旱灾低发期之后，会产生一个旱灾高发期，从隋朝至民国时期共发生43个较大的旱灾期，平均31．84年有一个，若看明朝至民国时期，较大旱灾期有24个，平均24．25年一个，也就是说每百年有3～4个较大旱灾期。如果我们把1928年—1930年大旱作为一个干旱期的起点，到60年代初发生了一次，约30年，到90代初又30余年了，从1994年起，很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干旱期。
2．据世界气象组织研究，从1995年开始，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亚洲出现，部分地方将出现3～4年的持续干旱。
3．国内的有些专家也研究认为，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西北地区是一段湿润期，从90年代中期开始将进入一个大的干旱期。
4．从1949年—1995年甘肃粮食总产量曲线图中可以看出，在第一个波动期中，从波峰跌至波谷用了5年时间，粮食产量下跌18．5亿公斤。在第二个波动期中，从波峰跌至波谷用了6年时期，粮食产量下跌了11．7亿公斤。从1994年起，甘肃粮食又开始了第三次波动，假设1995年的产量为60亿公斤，那么两年的波幅已达10亿公斤以上，按照前两个波动期的规律，在今后两三年内，很有可能还会因灾害性天气的加剧而下滑。
上述说法是否准确还有待于时间来检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对于甘肃这个十年九旱，而64％的耕地又是雨养农业的省份来说，防旱抗旱将是发展粮食生产的基本立足点，只有从根本上解决雨养农业问题，才能彻底解决甘肃粮食生产不稳的问题。
三、购销平衡———甘肃粮食发展的基本目标不论粮食生产的形势如何严峻，在一定时期内社会对粮食的需求却是衡定增长的，供给必经满足最低限度的需求，才能保持市场和社会的稳定，否则将会导致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不仅与粮食相关产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而且会造成社会的不稳。
回顾和分析全省粮食购销调返情况，不难看出，甘肃粮食始终处于严重的短缺状态。从1949年—1994年的45年间，购销顺差或基本平衡的只有15年，从1953年至1959年的7年间，购销均为顺差，从1960年开始，除1970年、1974年、1975年、1984年、1989年5年购略大于销以外，其余年份均为逆差，并且逆差逐步拉大，其中“一五”期间购销顺差10．96亿公斤，“二五”则变为逆差2．09亿公斤，三年调整时期逆差又扩大到4．95亿公斤，“三五”期间逆差达4．47亿公斤，“四五”期间达4．27亿公斤，“五五”期间购销逆差一下子跃上了10亿大关。“六五”期间差距最大，为29．96亿公斤，“七五”比“六五”有所下降，但逆差仍高达13．3亿公斤。从1992年开始，虽然做到了购销基本平衡，其中最好的1993年顺差达2．96亿公斤，但“八五”前四年总体上仍为逆差（见附表）。其中销售最多的1991年达19．08亿公斤，逆差达6．3亿公斤，从1992年开始，随着粮食形势的好转，市场份额不断增加，粮食系统的销售也在减少，所以出现了顺差，为此，我们认为，要做到购销平衡，必须保持20亿公斤左右的商品粮。
从附表还可看出，伴随着购销逆差的不断扩大，粮食调入和农村返销的数额也在增加，调入粮“六五”期间达到极值，为197683．5公斤，“七五”比“六五”有所减少，但幅度不大，仅为2．5％。“八五”前两年仍调入2亿公斤，后两年才基本没有调入。农村返销粮“五五”达到142080．5万公斤，“六五”虽有减少，但“七五”又增加了上去，返销额高达148796．5万公斤，“八五”前4年返销额也高达89361万公斤。
从社会需求来看，农民人均口粮按最低标准300公斤计算，1994年全省1930万农民共需58亿公斤；籽种需8．5亿公斤；饲料粮最低需7．5亿公斤；城市人口口粮按目前水平计算，需9亿公斤，工业用粮最低需5亿公斤（其中啤酒大麦省内需2亿公斤），以上共需88亿公斤。也就是说，目前要维持全省粮食最低水平的自给平衡，最少需88亿公斤粮食。到2000年，要达到这种低水平的自给平衡，最少需95～100亿公斤粮食（其中人口增加200万需6亿公斤粮，工业和社会需求增加2～4亿公斤）。如果实现不了上述目标，必然会带来以下四种不良影响：一是贫困地区农民口粮短缺，农业销售粮增加（包括返销、牧菜民口粮、种子、饲料等），全省420多万人的脱贫目标受到严重影响。二是饲料粮短缺，以畜牧业为主的支柱产业将难以得到大发展。三是工业和城市用粮短缺，以粮食为主的加工工业受到限制。四是省内商品粮短缺，以啤酒原料为主的出省商品粮减少，农民收入难以增加，率先奔小康的目标受到严重影响。
所以，必须把实现粮食购销平衡，通过市场调节和提高粮食基本生产能力来满足社会对粮食的基本需求，保证全省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作为甘肃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基本目标。
四、改变生产条件＋科技———甘肃粮食生产的基本对策
粮食生产是一项系统工程，针对影响甘肃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我们在确定粮食生产战略时，必须把握两点：一是在适度扩大水地面积的同时，如何提高现有水地的单位面积产量。二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雨养农业区的抗旱能力，降低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程度。为此，应采取以下十项对策措施：
1．丝毫不能放松粮食生产。尽管我省近两年的粮食购销形势较好，但这是在连续几年风调雨顺的基础上实现的，从中长期看，粮食短缺仍然是制约全省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瓶颈，所以，任何时候对粮食生产都不能有丝毫的松懈，把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摆在国民经济的首位，从组织领导，资金物资、计划等方面都要体现粮食这一特殊产业的重要性。
2．继续下决心改变农业生产基本条件。一要坚持大中小并举，以小为主的方针，努力扩大水地面积，在继续搞好民勤调水、东乡南阳渠、疏勒河、引大配套等工程的同时，突出搞好小型水利工程建设，每年新增水地40万亩，力争1998年达到1720万亩，2000年达到1800万亩。二是继续坚持兴修“三田”，每年保质保量完成80万亩，到1998年达到2010万亩，2000达到2170万亩。三是搞好小流域综合治理，大搞植树种树活动，保护植被，保护生态。四是搞好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的保护工作和防风治沙林带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