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从中国带茶种回日本种植的时间，在我国历史文献中的记载是唐代中叶。最澄（即传教大师）于唐德宗贞元年间在天台山拜道遂禅师为师，于805年（唐永贞元年）回国时，从天台山、四明山带去了不少茶子，种植于日本滋贺县。空海（即弘法大师）是不空和尚嫡传惠果的十二弟子之一。不空在唐肃宗、代宗年间，是“尊为国公，势移权贵”的最出名的大和尚，被赐有“大广智三藏”法号，他曾在五台山上建有金阁寺、文殊阁，成为当时的国际佛教中心。空海曾几次往返于日本和中国，也带去了饼茶、茶子。最澄和空海可以说是日本栽种茶树的先驱者。
宋代两度来我国的日本高僧荣西（即千光国师），对日本的茶叶传播和发展，以及后来茶道的发扬都起过很大作用，有“日本陆羽”之称。荣西第一次入宋在1168年（宋孝宗乾道四年），从四月到九月，只有短短五个多月时间，他从宁波入境，经四明山、天台山，在参拜了育王山广利寺、天台山万年寺等有名寺院后回国。第二次入宋在1187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他已47岁，经当时京城临安入天台山，万年寺拜虚庵（怀敞禅师）为师。他于1191年（宋光宗绍熙二年）回国，也带去了不少茶子，先后在他主持的禅寺，如博多安国山圣福寺及脊振山灵仙寺（在今佐贺县神崎郡等地）试植。荣西除亲自推广栽种茶树外，还写了一本《吃茶养生记》，宣扬饮茶的功效，并传播了宋代各大寺院中僧侣讲经布道的行茶仪式，大大丰富了日本饮茶艺术，并促进了种茶事业的发展。
如上所述，在饮茶风尚的传播过程中，佛教僧徒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同时皇室贵族的爱好，文人学士的歌颂，医药学家的评价和推荐，茶商的宣传和推销，在各个历史阶段对各种不同阶层也都起过推广的作用，不过还应该着重指出，饮茶风尚之所以风行全球，是历代茶树种植者、茶叶制造者和茶叶工作者长期辛勤劳动的必然成果，这里所以提出佛教僧徒的作用，仅仅是从历史的一个方面着眼的。
五、饮茶的习惯
人们饮茶，大抵有这样几种不同的目的：一种是把茶当作药物，饮茶用以防治疾病。关于茶的药理功能，在第一章里已经加以介绍。由于饮茶确有健身和防治疾病的效果，很多人就把茶作为健身饮料，久而久之，养成了饮茶习惯。一种是把茶当作生活的必需品，不可一日或缺，甚至每餐必备，由于生理上的需要（一般是以肉食为主、缺乏蔬菜的地区的人，例如蒙古、康藏等牧业地区，茶叶成了该地区的必需品），从而代代相传下来。又一种是把茶视为珍贵、高尚的饮料，饮茶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是一种艺术，或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手段。这也有一定道理，生理作用与精神作用是密切相关的。《茶经》作者陆羽可说是一个讲求精神效果的代表人物，日本的茶道也属于这一类型。正是由于茶叶具有满足人们不同目的要求的特性，饮茶之风才有了它的物质的和社会的基础。
在《茶经》的写作年代，茶的种类，只有属于不“发酵”茶类的粗茶、散茶、末茶和饼茶，其中饼茶是主要的。在人民大众中，饮用前对不同的茶叶先作不同的处理（斫、熬、炀、春），然后用沸水冲泡，这就是《茶经》所说的“庵茶”；有的再加葱、姜、枣等添加物，用以调味，“煮之百沸”，然后饮用。前—种冲泡法现在还非常流行；后一种煮饮法在我国西南、西北地区以及中亚、西亚和非洲的一些国家也流行很广，仅在具体做法和饮用器具上有所不同。但陆羽把用这两种方法调制的茶汤，看作沟渠中的弃水，表明了陆羽饮茶的目的有着与众不同之处。
我国最早的饮茶方法，据《广雅》说：
“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复之，用葱、姜、桔子芼之。”
又据明慎懋官《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所记：
“唐李德裕入蜀，得蒙顶，以沃（浇的意思）于汤瓶之上……”
可见用沸水冲泡或加葱、姜之类的调味品早巳为一般人所试用。
《茶经》所提倡的煮茶方法，在《五之煮》中已有详细的说明。陆羽对茶汤的“沫饽”和香味都非常珍视，而冲泡和“百沸”都不能获得“沫饽”和香味鲜爽浓强的茶汤，这就是他反对民间习惯方法的原因所在。民间着重于茶的物质效果，而陆羽则重视精神效果，这是很明显的。
《茶经》作者是主张常年饮茶的，所以他说“夏兴冬废，非饮也”，这表明他认为饮茶并不仅仅为了在夏天解渴、消热，即使在寒冷的冬天，还应照样饮茶。为什么要常年饮茶，《茶经》没有加以说明。从现在看来，由于茶内含有多种有益于人体健康的物质，所以经常饮茶，确是既能健身，又能防治疾病。有饮茶习惯的人，无论中外，也不是“夏兴冬废”的。但从全文来看，“夏兴冬废，非饮也”，是对不重视饮茶的精神作用，而偏重于饮茶的解渴作用亦即饮茶的生理作用的批评，因为从生理上说，夏天天热，需要饮茶，冬天天冷，可以少饮或不饮，但在精神生活上并无冬夏之分，常年饮茶是必要的。
《茶经》作者所提倡的饮茶方式，也与众不同。《红楼梦》“贾宝玉品茶栊翠庵”一回中所说的妙玉泡茶款待宝玉的故事，对《六之饮》中所说的饮茶方式也是一个很好的注解。妙玉讥笑宝玉说：“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三杯便是饮驴？”曹雪芹笔下的妙玉，认为饮茶一杯已足，亦即她饮茶的着重点在于“品”，可说是领悟了《茶经》的饮茶艺术了。
《茶经》所说的“夫珍鲜馥烈者，其碗数三……”说的是煮一“则”茶末，只煮三碗，才能使茶汤“珍鲜馥烈”，如煮五碗，味就差了，所以，五个人喝茶，也只用三碗的量。在《四之器》中，煮水的熟盂，容积二升，越瓯（碗）的容积半升以下，两者大致是四与一之比，不能超过五碗是受熟盂容量限制的关系。直到现在，讲究喝乌龙茶的人，所用茶壶的大小，也随人数或盅数而定，他们先闻香，后品味，茶杯很小，饮茶的目的主要也在于精神上的享受。
《茶经》作者饮茶，特别重视茶汤的香和味（“珍鲜黪烈”），并说“嚼味嗅香，非别也”，就是说，“干看”不能鉴别茶叶品质，必须“湿看”茶汤，看汤的“沫饽”，品汤的香味。
到了宋代，在上层社会里风行“斗茶”（也称“茗战”），当时为了把最好的茶叶进献给皇室，千方百计地搜罗名茶，经过斗茶，评出“斗品”，充作官茶。斗品的要求，在蔡襄《茶录》中有详细的记述，主要是“茶色贵白”，“茶有真香”，“茶味主于甘、滑”，“点茶……着盏无水痕为绝佳”，“茶盏……宜黑盏”。当时的斗品虽也是不“发酵”的蒸压茶，但对茶汤的要求，却没有具体提到《茶经》所说的“沫饽”。
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的序言中，曾吹嘘斗茶的风气是“盛世之清尚”。其实，斗茶不过是一种茶叶品质评比的方式，与陆羽以精神享受为目的的品茶是完全不同的。由于品茶是以精神享受为目的的，所以我国古代诗人曾写下了大量的咏茶诗句，陆羽在《七之事》中，就引述了左思的《娇女》诗和张孟阳的《登成都楼》诗。饮茶与吟诗结下了不解之缘，说明了饮茶与精神上的享受的关系。
把饮茶或品茶作为精神上的享受，虽然是历代文人所提倡的，但在我国民间也颇流行。众所周知的闽南人和广州大小茶馆中的群众，就是用欣赏品味的态度来对待饮茶的。许多地方都有吃早茶或在清早上茶馆的习惯，这都不是为了止渴、提神，同时，除少数中上级的茶馆外，也不十分讲究茶的质量，只要一壶在握或一杯在手，就感到怡然自得了。
饮茶风尚传到外国特别是传到日本以后，把煮茶、品茶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艺术——茶道。茶道吸收了我国宋代大寺院中的行茶仪式，可以说它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产物。今天的日本茶道，已成为日本特有的文化，受到世界人民的重视。
日本的饮茶风气，在高僧荣西的倡导下，逐步地盛行起来。以后，在上层社会中，曾有一种用于交际的、相互夸比豪富的叫做“茶数寄”的茶会，这种茶会，不仅要评赏茶叶质量，还要夸耀从中国输入的茶具之类的所谓“唐物”。此外，在民间又有一种用于联谊娱乐叫做“茶寄合”的茶会。在寺院僧侣间，更普遍地利用茶会来布道传法，修禅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