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港不同的港口功能
港口的功能有多种，最基本的有三种：（1）货物装卸和转运功能：这是港口最基本的功能，即货物通过各种运输工具转运到船舶或从船舶转运到其他运输工具，实现货物在空间位置的有效转移，开始或完成水路运输的全过程；（2）商业功能：在商品流通过程中，货物的集散、转运和一部分储存都发生在港口，港口介于远洋航运业与本港腹地客货的运输机构之间，便利客货的运送和交接，港口的存在既是商品交流和内外贸易存在的前提，又促进了它们的发展；（3）工业功能：随着港口的兴起，临港工业越来越发展，通过港口，由船舶运入供应工业的原料，再由船舶输出加工制造的产品，前者使工业生产得以进行，后者使工业产品的价值得以实现，港口的存在是工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在许多地方，港口和工业已融为一体。
对于近代上海港的功能，有学者认为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上海港基本上只有单一的运输功能，以简单的、非竞争的方式装卸城市的进出口物资。在这个阶段中，港口只是流通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以实现货物的装卸、堆存、转口和旅客的进出为主要目的。而港口的生产功能、贸易功能和服务功能则处于从属地位。然而从本章第一节可知，上海港的临港产业（包括港口直接产业、共生产业、依存产业和关联产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在1895年之前，上海港主要依靠蓬勃发展的对外贸易，货物的运输和装卸功能占主要地位。1895年之后，外资在中国通商口岸投资办厂成为合法，外国人在上海的投资方向已由以辅助内外贸易为重点转向以在中国市场销售产品的轻工业为重点，棉纺织业、缫丝业、面粉业等快速发展。1907年前后上海“工厂甚多，而以高昌庙之制造局为最大。他若虹口之船坞、董家渡之造船厂，则为西人之产业；更有缫丝厂、纺织厂，往往托洋商之名，实为华人之产。又如舂米、药水、造冰、造纸、肥皂、玻璃、干面、自来火等厂，名目繁多，不一而足。此种工厂，或用男工，或雇女工，资本既巨，收利自厚，工业可称进步矣”。
上海开始从贸易中心向工业中心转变，1902年至1911年的《江海关十年报告》认为：“近几年来上海的特征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以前它几乎只是一个贸易场所，现在它成为一个大的制造业中心。”刘大钧认为国际贸易和工业中心都首先在通商口岸兴起，有一个因果关联的关系：“通商口岸皆因国际贸易而设立，而我国工业中心亦以通商口岸为多，或与之甚为接近。上海之所以成为最大工业城市者，因其为最大贸易港之故。通商口岸中人民与外国势力接触最早，故在他处尚未发展工业之时，通商口岸中已有工厂之设立。”上海在开埠后的前50年，主要以商业中心著称于世，其工业主要是在后50年发展的，而且侧重于轻工业。
学界普遍认为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已经成为中国的工业中心。上海不仅“为中国之首要商埠，抑亦为世界最大商埠之一，不仅为伟大之商务中心，伟大之运输及工业中心，抑亦为一蒸蒸日上之大城，大概每日皆有进步可见”。墨菲认为在1860年至1930年间，上海起初是作为中国经济体制商业化的首要中心，后来作为中国经济体制工业化的首要中心。张忠民的研究显示，在1895年之前，上海城市最重要的经济功能是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口岸以及商业贸易中心。进入20世纪以后，上海迅速成长为中国以至远东的工业、商贸、金融和经济中心。唐巧天的研究也表明，到20世纪上半叶，在国内埠际贸易中，随着外贸埠际转运地位的下降，上海外贸中心的影响力渐趋衰微，但工业中心地位的兴起，使上海仍在全国埠际贸易中对其他口岸保持着强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随着工业的发展，与工业发展相关的原料、燃料、机器设备等的进口量大增，而机制品如棉纱、面粉等的出口量日渐增加。上海的工业大多数建在港区或港区附近，利用便捷的水道与外界保持沟通，从国内外进口原材料，又把制成品输往长江流域、沿海地区或南洋等地。港口的存在对这些工业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些工业可以称之为临港工业，而这些临港工业的发展也是港口工业功能的体现。上海地理位置的优越在于“一方面便于得到国内的原料，另一方面又便于得到进口原料，而且两者可以互调余缺。从某种意义上说，地处口岸就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当然必须强调的是，学术界当前所讨论的临港工业是包括石油、化工、钢铁等重化工业，而近代的临港工业是以棉纺织、缫丝、面粉等轻工业为主的。但是无论是何种工业，都位于港口或港口附近，都需要充分利用港口的工业功能。
20世纪后，上海港的工业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港口规模的扩大形成规模效应，导致综合运输成本的下降，运输成本的下降又促进临港工业竞争力的增强，工业的市场扩大，进而需要更多的原材料和制成品进出港口，这就吸引更多的轮船公司挂靠上海港，由此又能为临港工业提供更加便捷和廉价的运输服务，港口和临港工业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港口发展更加快速，大约在1920年至1930年，上海港已经跃居全球十大港口之列。
和上海港不同，近代宁波港的工业功能并未发挥。宁波的工厂“始于清光绪末年，迄今（1932年——引者注）大小厂家亦仅百许，而略具规模之工厂更属寥寥。资本总额为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五百元，营业总额一千零九十八万八千二百十八元”。而据《上海近代工业史》的估算，1936年上海全部工业产值为118225.5万元是宁波的108倍。包括土布、席、草帽等手工艺品在内，1932年宁波工艺品总值为1569万元，和上海的工业产值相差甚大。1922年至1931年的《浙海关十年报告》把宁波和上海的工业进行了比较，“现在本埠工业制品，为数固属甚繁，但视诸沪埠，则不免瞠乎其后。查从前出版之最近十年各埠海关报告，曾谓本埠工业规模、制品及所用机器，若至本期可与沪埠媲美，但迄未实现，未免过于乐观”。
探究近代宁波工业不发达的原因，重视商业是其原因之一，宁波人“俗轻侻，夙称善商，行贩坐贾遍于海内，况其在故乡乎”，“鄞之为县，介在山海之间，农产不甚丰富，民性通俗，多向外发展。其上者，出而为商，足迹几遍国中；下者远棹捕海，常穷南北洋面。至如制作工事，业此者固属不少，但大抵皆开业各大埠，而在境内用土产制造者，除草席、草帽、土布、土绢及陶谷类外，可谓绝无仅有矣，其数量又不多，要以草席输出额最巨”。宁波人“习性在经商，图速利，无有营工业者”。宁波的一些工厂企业，大都依赖钱业界的贷款，其流动资金基本上仰仗于江厦钱业界，但是钱业界宁肯把资金投放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商业上，不愿把资金投放到风险大、周转慢的工业上。因此要取得钱业界的贷款，往往要通过私人交情才能办到，即使如此，条件也是极其苛刻的。
上海的存在也是宁波工业不够发达的很重要的原因。一方面正如时人所说，即使有投资工业之人，“亦多在上海，不屑小试于家乡”。孙中山也认为“宁波地方之实业，非不发达，然其发达，多在外埠”。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工业生产开始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一些低增加值的产业逐步向外地特别是江苏省迁移，正是因为有了上海提供的最重要的资本支持，南通才在张謇的领导下，崛起而为一座新的工业城市，无锡才从20世纪初的小市镇，成长为30年代中国的第五大工业城市。前，宁波近代工业的绝大部分有上海甬籍同乡的投资，如永耀电力公司、恒丰布厂、万信纱厂等。然而总体来说，上海向宁波的工业转移不如向南通、无锡那样多，而宁波人在上海从事工商业者的更多。据1941年的不完全统计，由宁波人在上海开设的大小工商企业，就有2746家。
另一方面，由于宁波港是上海港的支线港，大部分进出口货物都需通过上海港转运，“甬埠工业不能充分发展，原料缺乏，当为最大原因”。1932年宁波工厂所需原料，大部分由上海转来，即使从国外进口的人造丝、火柴厂所需的化学药品等还须通过上海港转运而来。原材料通过上海港转运，必然增加了时间成本和运输成本，削弱了制成品的市场竞争力。
此外，制成品的输出大部分也须通过上海港进行中转。是浙江三大纱厂概况，可以发现三大纱厂都在上海设立了批发所，进行批发业务。位于宁波的和丰纱厂所产之纱，行销于四川、广西、广东、香港、天津和浙江本省。销纱方法由各纱号按月向厂家预买，销售的缴款法有两种：在上海，用五天庄票；出货如在宁波，用十天期，过账洋出货。运输大部分由轮船运至上海转口或由火车运至内地。
从宁波工厂设立的情况看，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宁波只有两类工厂，即一类像纱厂等，为了接近原料产地，把工厂设在宁波，因为宁绍平原的三北地区盛产棉花，如和丰纱厂所需原料中，73200担为姚花，6167担为陕花，16461担为印花，来自余姚的棉花占总量的76.39%。另一类工厂如电力厂、榨油厂、火柴厂、玻璃厂等，其产品大都属于日用消费工业品，把工厂设在宁波，是为了接近销售市场，并且其主要的客户对象就在宁波地区。但像两头都在外的工厂，即原料要从沿海或国外进口，制成品市场也在沿海或国外的工厂，在宁波几乎很少设立，其原因就是由于宁波港是上海港的支线港，原料进口和制成品出口都需要通过上海港中转。如制成品的市场也在沿海或国外，再通过上海港中转出口的话，无疑增加了成本，还不如在上海地区设厂更为经济，这也是宁波人即使想投资工业，上海是其首选的原因之一。
美国经济学家胡佛在《经济活动的区位》中将运费分为场站作业费和线路运输费两个部分，港口作业费是场站作业费的一种。由于场站作业费用与距离的变化无关，则运输距离越长，每公里分摊的场站作业费用就越少，每公里的平均运输费用与距离的增加不是按等比例增加，而是呈递减的趋势。这就要求在工厂的区位布局中，尽量避免原料和产品的多次中转。然而，正是因为宁波的原料进口和制成品出口大部分需要通过上海港中转，从工厂区位布局的角度看，在宁波设立工厂并不是很经济。
综上所述，与上海港的临港工业不同的是，一方面宁波的工业规模小，分布较为分散，并未形成临港集聚；另一方面，宁波港和工业产业并未形成良好的互动。各种生产活动聚集在港口周围，主要是因为港口能为运输和中转提供便利，但是由于宁波港规模较小，缺少直接外洋航线，工业原料进口和制成品出口都需要通过上海港中转，导致工厂的时间成本和运输成本上升，在宁波的工业竞争力不足，大多只能面向宁波地区销售。而工业竞争力不足又导致通过港口的货物数量不大，不能更好地发挥港口的工业功能，港口功能仅限于基本的装卸与转运功能，未能实现向多功能港口的转型。
二、两港不同的发展阶段
当前学术界往往以港口的功能为重要指标，来划定港口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学者从较长的时段来考察港口的发展过程，认为从世界港口发展历程来看，港口主要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发展。在18世纪以前，港口仅是作为从事船舶装卸活动的场所；从18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港口的功能已扩展到贸易领域和转口功能，即港口不仅是为船舶从事装卸活动的场所，而且也是贸易活动的领地；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着工业技术革命的发展，港口工业迅速兴起，出口加工工业、自由贸易工业不断借助港口优势在港区内建设起来，将港口与城市发展、港口与出口加工工业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港口成为集运输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工业中心为一体的综合性区域。
1992年1月，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形成的《港口服务销售和第三代港口的挑战》（贸发会秘书处报告）对现代港口功能发展进行了代别划分，它第一次对港口功能代别形成年代、主要货物、功能战略、活动范围、组织和生产特征等作出明确的阐述）。
第一代港口以单一的货物装卸为主，是水陆运输或水水运输的中转点，其基本功能是货物转运、储存和接发。第二代港口以临港工业为特征，成为工业原材料和制成品的进出通道，其基本功能是各类货物的跨国海运、储存及能动地开发港口产业以求实现货物在运输和存储过程中的加工增值。第三代港口的基本功能是以资源配置为突出特点，港口成为集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于一体的国际贸易综合运输中心和后勤基地。
以上港口功能代别的划分被诸多学者所接受，成为衡量港口发展阶段的权威标准。然而正原注所说明的，时间并不是划分某个港口属于哪一代港口的确切依据，划分的标准应当是港口所具备的功能。结合上文的分析，近代上海港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临港工业获得快速发展，上海港的工业功能得到发挥。
港口的工业功能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在港区内或附近建立临港工业，二是进行与船舶等有关的服务，如船舶的维修、救助等。这一时期上海已经成为中国的工业中心，上海“之为制造中心，虽尚在幼稚时代，但实为中国之最要制造城市，上海有大宗工厂出产品，以分销中国全国，并输出至他国”。这些工业大部分位于沪东、南市、闸北、沪西等临近港区的地方，其原料的进口和制成品的出口大部分是通过上海港运输的，也就是说，在港区内或附近已经形成了临港工业。从货种上看，上海港进口货物中已经包括了大量杂货、成组件货和大宗干液散货。上海港的煤、煤油等大宗干液散货和棉花、机器等成组件货大量进口，据海关报告统计，1915年进口煤为468万海关两、棉花629万海关、机器及零件为210万海关两，1923年进口煤为771万海关两、棉花4639万海关两、机器及零件1271万海关两，1930年进口煤增长至1172万海关两、棉花为11809万海关两、机器及零件为2552万海关两。
就港口工业功能的另一方面即与船舶有关的服务如船舶的维修而言，上海港的轮船修造在远东地区也占有一席之地。位于上海港港区的耶松船厂公司于1900年合并之后资本总额增至557万两，职工达4000余人，拥有新老船坞6个，合并后的第二年，即获利规银近185万两，是当时远东地区数一数二的大型船舶修造企业；1905年4月，从江南制造局划分出来的江南船坞修造船业务也迅猛发展，在1905年至1926年的22年间，共造船舰达505艘，总排水量达16.5万吨，每年平均造船23艘，排水量近8000吨，修船总数在4000艘以上，已经赶上和超过了当时在上海造船工业中处于垄断地位的耶松船厂。因此，这时大量工业开始向上海港集聚，同时工业发展需要发挥港口的作用，这样上海港就已经具备了工业功能，开始从第一代港口向第二代港口转型，这一时间比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港口服务销售和第三代港口的挑战》中对第二代港口出现的时间提早了三四十年。
由前述宁波港的临港产业和港口功能分析可知，近代宁波港一直以货物装卸和中转为主要功能，工业发展较为滞后，且分布较为分散，并未形成临港工业的集聚，港口的工业功能并未显现。因此，港口发展还是停留在第一代港口阶段。上海港已向第二代港口转型，而宁波港还是第一代港口，这既是两港不同地位的体现，也是宁波港成为上海港支线港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