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抢运】
解放军百万雄师渡江后，几以摧枯拉朽之势围歼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军队，4月23日即攻占首府南京，5月4日解放杭州，然后以南京、杭州为支点，迅速合围上海。国民党京沪杭兵团陷于重围之中，上海战役一触即发。5月初，城市外围解放军的炮声已清晰可闻。而此时已濒临失败的国民党军队的军费开支却越来越大，军费负责人、财务署署长吴嵩庆正匆匆忙忙给国民党各作战部队筹措、发放军饷。
4月23日南京解放后，吴嵩庆的工作地点主要在上海、厦门、福州、广州、重庆及台湾等地。
5月5日吴嵩庆日记（在广州）：
“……闻徐部长（按：此时财政部部长应为刘攻芸，6月刘下台后徐堪始兼财政部部长与央行总裁，此处应为徐堪原称）三次来电话，后知为银圆预算案，定明日开会讨论。晚先至（参谋）总长寓交换意见，决定人数为350万，经费恐在3500万（银圆）以上。”
上海保卫战前夕，国民党军队人数竟还有如此之“多”，“吃空缺”总在三分之一。军费开支惊人，以每人10元计，就需银圆3500万。军队腐败愈演愈烈。
5月6日吴嵩庆日记：
“……11时至徐部长处集会，讨论改币制后之预算，争执在3000万至3400万之间。”
这是预算以银圆券来取代无人要的金圆券，如以搭配一半的现银计，每月就要一千六七百万银圆或20万两黄金（1：80计算）。进入6月，为了维系军心，国民党军队就只好全以现银（金）发饷、购粮、制冬季服装了。
为了支应各地军费，吴嵩庆出行频繁，尤其是在台湾、厦门、广州（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在）之间。两周来他的体重竟掉了11磅，并于某一日昏倒过。而发放的这些黄金银圆主要是支应各省尚在国民党手中的亲信队伍，杂牌军则发放日益巨贬的金圆券。5月15日，即上海解放前的12天，他还赶到上海，与央行商量军费，“将全数数十万亿（金圆券）于三天内拨毕”。那时金圆券狂贬，一块银圆已近亿元了，这数十万亿金圆券只等于数十万银圆。而到上海弃守之后的七月，一块银圆就不止卖5亿金圆券了。
此时，解放军已在上海城外摆开阵势，而以黄炎培之子、央行稽核专员黄竞武为首的金融界左派人士，也正在竭力阻止国民党运走黄金。黄竞武在1949年2月就已成为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的党外人员。根据中共地下党方面安排，黄竞武一边监视着上海国民党秘运黄金行动，一边向新闻界披露内情，发动上海各界制止金银外运，还秘密发动银行部分职工采取抵制行动。作为一名亲共的左派人士，他当时就发表公开言论表示：“假使国库的财宝被盗一空，将来我们接管的上海成为一个空壳子有什么用？”
当中央银行转移黄金之事遭媒体曝光后，黄竞武就开始有意识地收集中央银行把库存黄金、白银、美钞、英镑偷运台湾的资料，并暗中和银行职工联合发动罢工拒运。当他获悉刘攻芸总裁已得蒋介石及俞鸿钧的通知，要把最后库存的20万两黄金及100多万块银圆运出上海时，便准备竭力阻挡。
由于黄竞武号召阻止黄金运台，更策动了国民政府财政部所属装备精良的税警团“在条件许可时弃暗投明”，甚至与上海国军某军长级别要人商谈“虚江湾闸北一线，俾共军入沪”，终于在解放军发动上海战役当天，即5月12日上午，在央行404办公室内被毛森指挥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逮捕。5月17日深夜，黄竞武被秘密活埋于南市车站路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此事令央行副总裁李立侠感到十分震惊、疑惧，而开始接受中共地下党的指挥，保护现存资产及账册档案不被转移到国府所在地广州，而留于上海迎接解放。
1949年5月12日，解放上海的战役打响了。战役的目的是消灭汤恩伯主力，并一举解放上海。陈毅、粟裕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命令第三野战军从两翼迂回，钳击吴淞口，封锁国民党军队的退路，在城市外围肃清敌军主力。
5月14日，国民政府管理军费的官方负责人吴嵩庆，奉蒋介石总裁之命，从广州飞抵上海，匆忙赶赴央行商拨军费（即把国库剩余金银移作军费）。于路所见，都是一片慌张忙乱景象。是日，他在笔记中记下：“多伦路已列入警戒线，出入不太方便。”次日晨，吴嵩庆同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乘军机飞到大场、龙华、浦东上空视察前线，只见到处都是火头，解放军已经在东面、北面、西面合围上海了。下飞机后，正逢蒋经国也刚由台北飞到。蒋经国此番也是奉其父蒋介石之命，要央行总裁刘攻芸（当时人在广州）将上海最后的存金存银转作军费运往台湾。此日，解放军攻打浦东，上海南面的川沙与南汇已被攻陷，上海陷于解放军的包围圈中，情势十分危急。如果有一团一营的国民党军队起义，造成一个小防卫缺口，解放军就可在几十分钟内进抵黄浦江边。蒋经国此行堪称勇气可嘉，如果为中共所俘，今天台湾的历史就要重写了。
当天，与吴嵩庆在周至柔家中便餐后，蒋经国即去面见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向其传达蒋介石运金意旨。在见过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及军费管理的官方负责人后，又经蒋总裁授意，一个巧妙的运金计划在汤恩伯头脑中形成了。
同日，中央银行收到一封令人哭笑不得的电报，此即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亲笔手令。电报称：
为适应军事，贵行现有黄金银圆，除暂留黄金5000两、银圆30万元外，其余即务存于本部指定之安全地点，需要时继续提用。此致
中央银行
汤恩伯亲笔（5月15日）
“为适应军事”一句及“需要时继续提用”，就是提出来让财务署管理，作为军费。中央银行是国库管理机构，隶属于国民政府，和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根本没有丝毫隶属关系；而汤恩伯竟直接下手令给中央银行，这是违背法理的。更加荒谬的是，电报中竟然还说“需要时继续提用”。这让央行人员哭笑不得，却也无可奈何；毕竟对方是手握50万重兵、负责保卫上海安全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国库局局长夏晋雄接到秘书处处长陈延祚的通知，说汤恩伯已有正式公文，将于当日夜间派人来中央银行，将业务、发行、国库三局的全部库存金银，用专轮运往‘安全地带’保管，并告诉夏晋雄一定要严守秘密。……接到汤恩伯关于提取黄金的指令，李立侠在电话中说：‘这件事需经过行务委员会开会决定。’……但此时，在险恶的环境中，李立侠等人也无可奈何。”
5月16日一大早，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即派人来到中央银行，声称必须于当晚提取黄金和银圆。而此时，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已避往广州，于是业务局局长林崇墉出面召开了临时行务会议。会议记录如下：
附件：行务委员会第14次会议记录
日期：（民国）三十八年五月十六日上午下午临时会议。
出席：林局长（崇墉，业务局）、陈处长（延祚，秘书处）、李处长（立侠，稽查处）、张处长、夏局长（晋雄，国库局）、金处长、高局长。
主席：林局长
讨论事项：
（一）奉汤总司令电话，即刻查报本行各局库存黄金银圆数字。
决议：由业、发、国三局即刻列表送陈。
（二）奉汤总司令亲笔手令：为适应军事，贵行现有黄金银圆，除暂留黄金5000两、银圆30万元外，其余即移存于本部指定之安全地点，需要时陆续提用。等因。请商讨。
决议：电总裁请示。
（三）业务局提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处长吴本一根据汤总司令5月15日亲笔手令，并持该部正式收据来局，声称须于即晚提取本局黄金198000两，银圆120万元（内半圆32万元），如何办理，提请公决。
决议：并由本会长途电话请示总裁，奉电谕交业局遵办。
16日中央银行致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代电稿：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汤总司令勋鉴：本行库存黄金银圆晨间奉电话应即列表密报备核。等因。兹将本行业务、发行、国库三局库存黄金银圆分别列表随电附奉，至祈密察为祷。
中央银行副总裁
因总裁刘攻芸不在上海，央行行务委员会还要致电广州，待其批复后方可提取。
是日上午，吴嵩庆送军费节略到周至柔公馆，让其转交蒋经国。在谈话之间，周至柔顺便问了吴嵩庆一句：“你的家眷呢？”周至柔与吴嵩庆是多年老友，在抗战前的航空委员会时代还是吴嵩庆的老上司，所以才会关心到吴嵩庆的家眷。吴嵩庆告诉他还在上海，周至柔就说：“赶快走，川沙今早已经‘陷落’了！”川沙在上海东南面海边，这表示上海的国民党军队除了海、空路以外，陆路已完全断绝，四周全被包围了。此时已近中午，吴嵩庆赶回家，与妻子商量要不要走。
妻子吴林熺却不愿意走，理由是前者因为吴嵩庆工作原因经常辗转迁徙，她已被这种不安定的搬家生活给搬怕了。八年抗战也是搬来搬去，生活苦不堪言，但那是躲避日本人；这次她似乎有意不再动了，因为她认为这次敌人是中国人自己。她的教育程度仅初中，是完全不懂政治的，甚至连共产党是什么性质都不清楚；然而这种单纯的认识水平却使她拥有了无比宽广的胸怀。吴嵩庆就说是周至柔劝的，吴氏知道周是个精明能干的人，最终临时决定走了。而吴嵩庆的长子、次子却宁愿留下来。他们当时都在上大学，受左派思潮影响，都认为共产党来只是“解放”，国家的前景会更好，老百姓的日子也会更幸福。而吴嵩庆的工作是保密的，且又守口如瓶，在家从不谈公事，虽已献身“党国”，跟着失败的蒋介石，自己将来葬身何地都不知道，又怎能劝服家人跟他去“吃苦”，走艰难的“流亡”之路呢？遂对子女的选择不作强求。而彼时，又有多少这样的亲人、家庭，因意识形态等各种因素，在历史关头作出这种艰难而无奈的选择！
不到两个小时收拾完简单行李，吴嵩庆家人坐上吉普车，在此起彼伏的炮声中赶往江湾军用机场。吴嵩庆的幼子吴兴镛时上小学四年级，还约略记得那天是淡淡的阴天，他们乘坐的是一架C—47型军机，除了他们这家人外，几乎是空机。在走道靠机门边上，都是小木箱，里面装的全是炮弹。
吴兴镛后来曾经谈到，这第四批黄金对他个人而言，也有着戏剧性的意义。如果不是运输这第四批黄金，他们全家都会留在上海。吴嵩庆“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似乎有些过分。他完全没有考虑到家人的安危与后果，“幸亏”蒋介石派其来沪转运第四批黄金做军费，借此出差机会，竟让别人提醒，到最后一刻才安排妻儿乘军机撤到台湾。而以其当时总管全国军费，手握实权，安排家属“早离危地”，本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事后，吴嵩庆也颇有感慨：“事之缘，信有之。如非此次偶然公差赴沪，则此次上海失守，眷必陷于彼矣！”
是日，蒋经国亦自上海返回定海，向蒋介石报告上海情况。蒋介石致函汤恩伯、周至柔、桂永清三总司令，激励之并指示运送物资举措。事见其5月16日日记：
“朝课后，经儿自上海回来报告沪情战况，尚佳，但南汇、川沙二县城已失；函汤（恩伯）、周（至柔）、桂（永清）三总司令，激勉之……并指示其运送物资……下午阅报及厦门存金分配各省办法……（明日赴马公岛）……”
5月17日，中央银行行务委员会致电刘攻芸，请示运金一事，电文如下：“广州总裁钧鉴：0517、315电奉悉。正遵办间，复准汤总司令0517平字1001号代电开：‘一、兹为适应军事，贵行所报现存黄金银圆除业务局必需准暂留黄金5000两、银圆30万元外，其余黄金198000两，银圆及半圆120万元，希即刻移送安全地点。二、除派员前来协运外，即希查照。’等由。经将业务局库存纯金17570.377市两，发行局库存黄金120750.531两，发局代部保管新疆省银行缴存发行准备金项下黄金50289.304两，发局代业局保管发还苏上达案黄金93.118市两，国库局库存纯金3317.413市两，合计黄金192029.743市两；又业局库存银圆88万元，半圆银币合银圆32万元，发行局库存银圆269000元，合计银圆1469000元。于5月17日照数拨交警备总司令提运，取有领据，并派行员李光朝、徐厚善、高光汉、杨炳熙、田家丰等五员随船协同照料。谨电呈钧鉴，并祈就近呈报院部核备为祷。行务委员会谨呈。（皓）”
刘攻芸复电回答得很明确，就是“照复”。
是日夜10时半左右，上海外滩戒备森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吴本一副处长率士兵数十人乘六辆卡车，来到央行提取黄金银圆。中央银行遵命将业务局、发行局、国库局全部库存黄金和银圆数量总清单，以及详细箱号、重量、数目分清单呈上，并依照清单逐一点交。吴本一指挥士兵直接进入金库，将整箱整桶的黄金银圆扛出库房，装上卡车，迅速消失在夜幕里。至此，中央银行国库被彻底掏空了。事见央行发行局出纳科、接管科签呈。
中央银行发行局出纳科、接管科签呈（1949年5月18日）：
谨密呈者：职等奉钧座面谕本局库存黄金……（数与17日同，略）……扫数点交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接收。等因，自当遵办。谨于本月17日晚留局候命，至十时半后，该部派财务赴吴副处长本一，率领官兵数十人随带卡车六辆，奉命来局提取黄金银圆。职等在钧座引导之下，先将黄金银圆数量总清单及详细箱号、重量、数目清单全份检呈，施由吴副处长洽收。当时取得该开具列明“黄金33箱又33桶（据称17万1141两9钱5分3厘），银圆62箱，附清单10纸”，盖有京沪警备总司令部防之平字第0351号领款收据一纸；并将本局存底之黄金银圆数量总清单，与该部所开收据拼合在骑缝处，由吴副处长加盖私章后，即分别在本局15号6库及本行24号库房内，依照清单逐一点交吴副处长接收，由其同来之官兵自行扛出库房运去。至18日晨2时许竣事。理合检将部所出平字第0351号收据一纸、盖有骑缝章之黄金银圆总清单一纸及详细箱号重量数目清单全份一并附呈，敬乞钧核。关于是项金银之交出应如何做账之处，并祈核示祗遵为祷。谨呈
局长
副局长
出纳科职 李友仁
接管科职 孙晓初
（民国） 卅八年五月十八晨四时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黄金有桶装与箱装两种方式。桶装应是以由金圆券兑来的民间金子为主，成色较差；箱装以美国金砖为主，约400市两一块，上铸有999（三九）成色。此外，18日警备总部的领据单，与17日央行行务委员会致刘攻芸电文中的金银量不符，黄金相差约2万两，银圆120万块。但大溪档案中6月5日由沪运台的192029两与17日致刘攻芸电文中的数量完全吻合（详见第七章）。
另据2006年1月1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载摘自《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2007年）的电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