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最近公布的货币统计数字，流通中货币的增长率已经接近历史平均水平，一系列有关经济效益的指标也显示了止跌企稳的迹象，只有银行贷款增长率仍然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银行信贷紧缩对经济增长不利，在物价走低的时候，尤其会增大经济调整和失业下岗的压力，因此需要正确认识发生银行信贷紧缩的原因，寻求对症下药的措施，积极消除不利的影响。
根据统计分析和经验估计，中国的经济增长对银行信贷增长的弹性大约是 1∶1.8 的水平，即GDP增长一个百分点，银行信贷应该增长1.8 个百分点。1987~1991年，银行信贷增长率处在一个17%~23%的平台，1992年突然下落到12.3%，1993~1996年处在23%~25%的又一个平台，但是自从1997年开始基本上处在12%~14%的水平，其中只有1998年因为扩大财政开支的政策支持，银行贷款增长才达到了20%，此后又迅速回落到较低的水平，这就是我们当前面对的银行信贷紧缩的统计特征。1999 年末中央银行开始加大现金投放的力度，补充银行系统的流动性供给，但是银行贷款的增长仍然继续回落，这种信贷紧缩的趋势显然背离当前扩大总需求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
对于银行信贷紧缩的原因，银行界人士的解释是找不到好的贷款项目，企业界的解释是银行惜贷，有一种理论观点认为根本的原因是“银行系统在信贷管理和风险监管方面反而越发谨慎和严厉，对信贷发放甚至采取了信贷员无限责任的制度”。这些解释和观点在理论上都是十分片面的，试问：为什么外国银行可以在中国境内找到好的投资项目，中国的商业银行却找不到呢？为什么企业要把银行贷款仍然看成是可以借而不还永久占用的资金来源呢？风险负担和贷款收益的一致是商业银行的贷款原则，为什么国有银行在贷款审核的问题上就不能充分贯彻这个原则呢？对于严重和持续的贷款失误，为什么就不能追究银行信贷员和管理人员的责任呢？这些问题显然从上述片面的解释中无法得到解答，信贷员承担无限责任也不符合现行的法律实践。这些片面解释对于银行的业务实践也有害无益，因为根据这些解释的因果逻辑，克服银行信贷紧缩的对策，就应该恢复原来的计划贷款体制，放弃根据市场原则的贷款审核和风险控制，信贷员对于贷款失误不必负有任何责任，银行也不必对公众的存款负责。显然这些都是违背商业银行改革方向的，商业银行已经面对外国银行的竞争压力，正在准备迎接加入 WTO的挑战，放弃商业银行的贷款原则，等于是自寻绝路。
根据历史的分析和当前决策的考虑，对于导致银行信贷紧缩比较切合实际的解释是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中央银行金融监管的落后，不能适应加快银行业发展的要求；其二是商业银行面向市场和迎接国际竞争挑战的改革与调整。计划体制下的商业银行要承担很多政府的财政职能，支持政府的投资建设项目和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现在把商业银行推向市场，很多原来的政策性贷款变成了银行坏账。商业银行要完成面向市场的经营机制转变，就必须减少和停止很多政策性贷款；商业银行面对外国银行的竞争，需要降低风险增加盈利以吸引优秀的业务人员，就必须关闭一批长期亏损的分支机构，削减这些机构的贷款投放，正是这些变化导致了自1996 年以来银行信贷紧缩的趋势，根据当前的形势，这个趋势还在继续发展。根据 1979~1993年的金融改革实践，银行信贷高速增长，伴随的条件是四大专业银行的分支机构、人员队伍和总体规模的迅速膨胀，这种垄断扩张的模式，在当今市场已经比较开放和还要进一步开放的条件下，面对外国银行的竞争和挑战，是不可能继续再采用了。取而代之的办法应该是加快各类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和成长，通过他们的金融服务和信贷增长弥补四大专业银行信贷萎缩的市场空间，同时吸收民间和私人资本投入，形成一个国有、民营、股份、合作等各类所有制银行机构平等竞争的市场，根据国际经验和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只有通过市场竞争成长起来的银行业才有长期的生命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加快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又要防范金融危机的风险，条件是要有一个强有力金融监管体系和能够正确履行金融监管职责的中央银行，金融监管的首要原则是促进金融业的健康成长，但是我们的这套监管体制目前还很不完善，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措施也远不能达到市场发展的需要。
由于银行体制的问题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调整改革才能解决，为了减少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于银行信贷紧缩，国家采取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对抵措施，首先是1996 年开始的几次大的利率下调，然后是加快资本市场发展和国企改革的政策，最后是1998年开始的扩大财政开支的政策。三次大的利率下调，第一次的目标是回到1993年利率上调之前的水平，目的是为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分散银行风险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市场条件，但是当时的思想还没有现在这样解放，只能从国际经验和改善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论述下调利率的必要性。第二次的目标是接近国际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目的是鼓励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加快市场直接融资的发展，克服银行信贷不足的问题。第三次的目标是1999年达到低于国际金融市场和接近日本银行的水平，以此充分降低银行信贷资金的成本和借贷企业的利息负担，为商业银行提高贷款竞争力和金融市场开放做准备，也为国企改革创造有利的条件。因为国企减轻利息负担扭亏增盈可以产生资本增值的效果，对政府减持国有股份和国企股权流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现在利率政策已经到位，继续下调的空间已经不复存在了。1998年启用扩大财政开支的政策，最初的目的是克服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因为外汇改革之后，人民币发行已经同外汇储备的变动挂钩，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外汇流入减少，会直接影响我国银行体系的清偿力，只有增加财政开支才能抵消外汇流入减少对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影响。这项政策的提出，当时也有理论上的困难，IMF的专家给所有发生危机和受到危机影响的国家都开出了紧缩财政开支的药方，但是扩大财政开支的实践证明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现在我们还要继续扩大财政开支的政策，主要的任务是扩大内需加快经济增长，抵消银行信贷紧缩的影响，2000年上半年的一些宏观经济统计已经显示了止跌企稳的迹象。但是扩大财政开支的政策也有很强的体制约束，政府负债不能无限度增长，也不能达到极限不留任何余地，继续运用这项政策必须对财政预算和税收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消除体制障碍，才能避免不利的影响和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发展资本市场也是抵消银行信贷紧缩的有力措施，自1996年利率下调以来资本市场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很多国有企业已经可以依靠资本市场获取新的资金，不再依赖银行的信贷，但是资本市场发展和国企改革毕竟都有一个过程，政策上也要有一个度的把握，在企业调整引起失业增加太多的时候，就要更多地运用财政政策的支持，在货币发行太多的时候，还要减慢政府退出企业的速度，避免股市的动荡和发生通货膨胀。
应该看到上述这些政策措施都在尽力为银行改革创造积极的条件和争取时间，但是这些政策措施也有到达极限的时候，银行面对的是一个加入 WTO的时间表，只有摆脱落后的思维方式，抓紧时间积极推进改革才是正确的选择。首先是中央银行的改革，必须深入到内部进行干部用人制度、从业资格标准、经济利益分配、机构设置和组织的改革，形成一套同其履行金融监管职责相一致的激励机制，并在其外部建成一套强有力的立法监督和财政监督制度，促使其踏踏实实肩负起应尽的职责，彻底改变浮在表面虚做宣传的工作作风，积极改进金融监管的方法，提高市场管理和政府服务的水平，彻底改变金融监管落后的面貌。其次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对此我们已经在《防范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的课题中提出了改革商业银行贷款原则和推进银行股份制改造的政策建议，现在我们还要进一步强调商业银行必须树立为社区服务的经营理念。根据社区服务的需要决定银行机构和业务部门的设置、银行一线业务人员的招聘、内部激励机制、风险控制和管理等，作为银行改革的基本依据，积极扩大和改进银行的金融服务，从根本上克服银行信贷紧缩的趋势。面对外国银行的竞争压力和中国即将加入 WTO的挑战，目前商业银行只有扎根社区服务才是最有力的竞争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