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精心组织的“国际问题研究丛书”，就要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学术界的一件喜事。丛书内容丰富，涉及各个领域，意在与时俱进，追踪新形势，探讨新课题，论述新观点，显现新特色，在开拓创新上下功夫。
当今世界国际形势和国际环境已经发生深刻而重大的变化，正处于一个大转折的时期，因此，在国际问题研究和学科建设上既要与时俱进，更要转换脑筋。当前特别要注意三个至关重要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下面意见算是抛砖引玉吧！
第一、坚持国际问题研究的国家特色。
事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个性离不开共性，但共性只能寓于个性之中，这是人所共知的哲学常识。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应强调国家特色。何谓特色？它指的是独特、特质、开拓创新。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强调国家特色，就是突出鲜明个性，从各自角度，观察国际社会，依据与时俱进，探讨客观发展规律，说明新问题，提出新思维，得出新结论。特色是学科的灵魂。缺少灵魂的学科，毫无用处。特色总是同整体性和普遍性相联系而显现的。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强调国家特色，不是脱离整体和普遍性而凭空捏造，无中生有，而是要求在学习、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创造。它拒绝的是教条式地全盘照搬，也反对否定一切，要求在继承和比较中创新。
国际问题作为学科研究，英、美、法三国最早，距今83年。特别是美国的学科建设最为兴旺发达，仅国际关系理论，就有三次大的论战和无数次小的论战，创建了近十个主要流派和几十种有影响的理论，在探索国际社会发展规律上有新建树，但都反映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显现了美国特色。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特色，同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和美国国情、文化传统不无关系。美国原是英国的移民殖民地，也是欧洲资本主义的分店，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同欧洲列强一道将整个地球瓜分完毕，开始以强国身份进入世界舞台，直接控制和主导国际事务。美国文化是基督教文化，美国常强调上帝赋予的“使命感”，常常扮演“救世主”角色，以“拯救世界”为己任。美国的各学派和学者深受熏染，无不打上深深烙印，呈现鲜明的美国特色。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起步较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同步，但作为学科研究则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其标志是1963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文件。依据这一文件，全国各地兴建了一批研究国际问题的机构，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最早在中国设置国际政治专业，开始正规地、系统地培养专迦人才。应该承认，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作为学科建设晚于美国。同美国相比，中国的国力、国情和文化传统有重大的区别。中国曾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长期遭受西方列强的瓜分和掠夺，被迫卷入国际政治漩涡，经过长期奋斗，终以社会主义国家形象登上世界舞台。今天的中国，在经济上，是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基础上演变起来的发展中经济大国；在政治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奉行独主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文化传统上，是贯穿着“仁爱、和平”的“和合文化”主张的国家。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派和学者，应该自立于世界国际问题研究之林，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应有自己观察世界、认识国际社会的立场和方法。
第二、弄清“权利政治”核心，从新的视角研究国际问题。
国际政治，尽管纷繁复杂，但权利政治同权力政治的较量，始终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其中。长期以来，权力政治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冷战结束后才开始发生变化；权利政治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成为当前国际政治的新现象。权利政治，说到底就是反对强权，维护人权、主权与球权，充实完善人权、主权与球权，使三权相辅相成，实现完整的统一。
权利，主要表现为人权、主权、球权，均属合理合法的权力与利益，是现代文明的三大标志。人权是人的正当权利，主权是国家的正当权利，球权是国际社会的正当权利，具体表现为主权国家共同制定的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以及其他国际组织所共同制定的行为规范。
从历史渊源看，人权思想问世在先，主权法定最早，球权也因人权与主权的互动而随后登上国际舞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既法定了主权又宣布了球权的诞生。18世纪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正式法定了人权与主权。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维也纳和约》，到《国际联盟盟约》和《联合国宪章》，各国的人权与主权得到广泛的认同，从国内法扩大为国际法，国际社会的球权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涉及领域由少到多，不断拓宽扩展，都是由主权国家在清算战争罪行的大前提下，妥协、协调，既维护主权又对等转让主权的结果。一部国际关系史，既是战争与和平史、大国争霸史、主权国家关系史，也可以说是球权演变史。
球权管理的是国际事务，主权管理的是国家事务，虽然球权没有主权的权威性大，但当今世界球权的作用不可低估，且越来越大，它已使国际社会开始从无序变为有序。
迄今为止，在球权的制订与实施过程中，大国发挥了主导作用，获取了更多利益，各国之间只有形式上的平等，从没有真正平等过。
但应当承认，球权反映了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提供了维护主权，实现发展的强有力保证。虽然球权的局限性大，主要以实力为依据。但在公认的游戏规则面前，各国平等，国际行为规范在所有国家都适用，因而在一定时期内具有进步意义，其局限性是无法避免的。所以说，主权国家应当全面参与国际事务，行使球权，享有属于自己的应有权利，但要加强团结，努力发展自己，既遵循球权，按球权办事，又要改革球权，使其不断充实完善，用球权维护主权和人权。
当前，国际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政治多极化趋向明显，文化多样化争奇斗艳，其最大共同点是，既百花齐放，又日益走向统一。但不是统一于世界政府和霸权领导，而是统一于市场体系和国家体系之中，统一于共同的国际行为规范中。这就要求我们，在重视主权和人权的同时，必须承认球权，把它提高到一个重要地位，使主权既同人权，又同球权科学地统一起来。主权、人权、球权是紧密相联而活动于国际舞台的，既不能轻视其某一权，又不能相互割裂开来。三权的相互关系是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可以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现在是重视球权的时候了。任何损害球权的行为，都是违背历史潮流的。这就是说，必须把三权科学地统一起来，才能正确观察国际形势，研究国际问题。权利政治同强权即公理的权力政治完全不同，是研究国际问题的新视角。
第三、抓住首要问题，科学界定国际问题研究中的“三定”：定位、定向、定标。
孙子兵法中有句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讲的是军事，也是政治。推而广之，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的发展。有人据此将社会科学区分为“己学”与“彼学”两大类，颇有见地。己为彼用，彼为己用，彼己互通互联，互补互动，这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常见现象，也是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国际问题学，或国际问题研究，就是“己学”与“彼学”的结合，更需要知己知彼。国际问题研究中为什么要知己知彼？简单地说，就是给国家定位。因为这是国际问题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国际社会中，谁是敌国，谁是朋友？谁是竞争对手，谁是战略伙伴？同谁对抗，同谁合作？必须进行科学的定位，并适应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相互关系。当前，必须正确判断恐怖主义与霸权主义的危险，研究主要打击目标。同冷战时期的霸权主义相比，冷战后的霸权主义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不再同社会制度相联，作为世界敌国对待，而是属于践踏国际法准则的政策和行为。有霸反霸，不涉及其他，这是正确的做法。“9·11事件”后，恐怖主义上升为世界公害。它与世界各国为敌，肆无忌惮地残害人类，既践踏人权，又危害主权，也无视球权，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威胁，必须有恐反恐，有霸反霸。
历史是一面镜子。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把全球瓜分完毕，整个世界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区界限，最终联成一体，全球范围的国际问题开始出现在既对立又统一的国际社会舞台。迄今为止，国际问题的发展演变，均以世界经济政治为基础，紧紧围绕国家权益运转，主要表现为大国兴衰的历史活动，大体经历了五个时期：（1）殖民主义体系形成与反殖民主义斗争时期；（2）帝国主义瓜分世界与反帝国主义斗争时期；（3）法西斯主义猖獗与反法西斯斗争时期；（4）两霸争夺与反霸权主义斗争时期；（5）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并存与反恐反霸时期。从国际问题发展演变的五个时期中，我们发现有三个规律性的现象发入深思。这就是：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国际问题中没有永久的敌人和朋友，只有始终不变的国家利益；国际问题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但“永恒的主题”只有一个：战争与和平，只不过不同时期各有侧重；国际问题纷繁复杂，曲折常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始终是围绕国家利益运转，表现为权利政治同权力政治的较量。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从这些规律性现象中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定向”：当前正在进入一个大转折时期，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已成为新时期影晌全局的主要危险。不同文明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长期共存，‘求同存异’共同努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开创人类美好的未来。
中国人讲究“名正言顺”，“师出有名”，“讲话在理”，说话办事要有准绳。当今世界，观察国际形势，判断国际是非，需要新的“定标”。标准不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也不是强权即公理，实力决定一切，名正言顺的是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国际事务只能由世界各国共同协商解决，不能屈从于霸权，而砬遵循球权，因为球权是以主权和人权为基础的，最能代表世界各国的共同要求。世界上的事情，由世界各国共同管理，关键之处在于球权同人权、主权的统一。
国际问题研究的“定位”、“定向”、“定标”，从来就是“与时俱进”。为此，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破旧思想、旧认识、旧判断，破落后于实际或与实际不相符合的思想、认识和判断，又立与实际一致的新思想、新认识、新判断。与时俱进需要转换脑筋。
现在是转换脑筋的时候了！
梁守德
2002年6月22日于北大兰旗营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