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同时也是在借鉴其他国家、主要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近年来，在总结苏东剧变的原因和教训中，理论界、特别是从事苏东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中的绝大多数，坚持冷静观察、实事求是、全面总结的科学态度，使我们的认识逐步合乎客加实际，为党和政府借鉴苏东经验教训作出重要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过某些片面的不正确的观点。今天，我们要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坚定地、全面地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进一步地、全面地总结苏联东欧以高昂的代价换来的历史教训，消除在这个问题的研究和宣传中曾出现过的某些不正确的观点。这些不正确的观点、片面的认识主要有：
一、在内因和外因的关系上，把外因的作用夸大到起决定作用的地步，没有如实地承认苏东发生剧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执政党的工作没做好——经济发展不尽如人意、民主不充分、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伤人太多等等。外因决定论在东欧剧变刚发生时很是盛行，后来基本得到纠正。但在有关的研究著作、文章中，对执政党的“失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病，总是一笔带过，或者把这只看成是为敌对势力“提供可乘之机”，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得出内因起决定作用的结论。有的则把内因说成就是执政党内出了叛徒和修正主义者，而忽视了体制问题。按照这种观点，就很容易把反和平演变放在不适当的、甚至是压倒一切的地位上，把它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对立起来。
二、在近因和远因的关系上，只强调近因而忽视远因，即历史原因。有的甚至认为研究苏联解体不宜涉及斯大林，只能追根到赫鲁晓夫。如果把这种意见作为科研的指导方针，那显然是非科学的。苏东剧变的根源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一个“系统”，而且是“立体”的，不是一个横断面。忽视客观存在的历史原因的结果就是使人们不能从苏东剧变中进一步认识斯大林模式的严重弊端和危害，从而也不能看清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这一道理。苏东剧变的直接原因，是在变革中推行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泛滥；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泛滥的重要前因则在于斯大林模式（它在历史上起过重要的积极的作用）的弊端引起的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和危机。把问题只归结于历史根源，容易得出“剧变”是历史的必然性的不正确结论。只讲近因的结果就不能把批判民主社会主义同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统一起来，似乎防止苏东剧变在中国的重演只有放弃改革，特别是放弃政治体制的改革。前些年对市场经济、股份制、权力的相互制约观点的否定就反映了这种倾向。
三、在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的关系上，过分地强调前者而没有把后者放在应有的地位上。其实苏东演变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几十年来经济建设没有搞好，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落后于今日世界整个经济发展的新水平，使广大劳动者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提高。承认不承认起决定作用的说到底是经济问题很重要。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承认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和把经济搞上去对于防止“和平演变”的决定性意义。其必然结果就会走到把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放在中心地位，搞“空头政治”的老路上去。有的甚至把我国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看成是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矛盾，是阶级斗争问题。如果真的如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自然也就不正确了。当然，否认或忽视政治思想上的原因同样是不合乎实际的，也是十分有害的。它会使人们埋头搞经济，忽视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从而也影响甚至损害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
四、在上层原因和下层原因的关系上，离开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孤立地把个别领导人的作用抬高到决定一切的地步，似乎苏东剧变仅仅是这些国家及其执政党的新的领导人、他们的观点、主张所导致的恶果。人们应该去追究一下，为什么他们的思想和主张会有那么大的市场？为什么一个掌握着庞大的国家机器的党一下子就丧失了政治权力，甚至溃不成军？诚然，在某个历史关头，对领袖人物的叛变群众是无所作为的，如同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批判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时所指出的那样。但是，苏东国家共产党人失去政治权力恰恰是在重要的历史时刻多数群众不投共产党代表的票。这里当然不是说“和平演变”是群众造成的，而是说，反和平演变的工作基点应该放在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上。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关系到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不勇敢地正视这种最为平凡的真理，不从这里去研究执政党丧失政权的教训，不以“人民”为问题的核心来作反和平演变的文章，实质上等于没有吸取教训。“接班人”、“领导权”确实是问题的关键。但是如果孤立地片面地强调个别领导人的作用，离开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去谈“接班人”、“领导权”的重要性，可以说没有搞清楚苏东剧变的症结，不懂得或只是口头上懂得共产党的宗旨、无产阶级政治权力的真正基础。至于那种把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对立起来或颠倒过来，把群众当成防止和平演变的“防”的对象，更是同共产党人的主义风马牛不相及，如果按那一套去做，只能使执政党在脱离人民群众的歧路上越走越远。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是清醒的。在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之后，很快就做出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决议。
五、在反“左”和反右的关系上，只讲右的思潮在剧变中的作用，忽视或回避“左”倾错误、教条主义等与苏东演变的关系，尽管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阵地明明是由于“左”的错误而丢失的。或者把右的思潮、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当成敌对的最危险的思想体系，而“左”的代表人物、“左”的思潮，被当成是内部问题。“左”与右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左”比右好，这是一种至今仍然很有市场的思维方式。“宁‘左’勿右”则成了一些人自觉不自觉的行动准则。“左”的造成损失谓之“失误”，包括齐奥塞斯库这类专制独裁者的所作所为，也只是一些令人不愉快的问题而已。根据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的情况来看，我们的确要警惕右的，否则就会重蹈苏东的覆辙，但主要是防止“左”，因为“左”带有革命色彩，拿大帽子吓唬人，好像越“左”越革命；还因为我们搞改革开放，就要探索和开辟新的道路，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观念，而这里的阻力主要来自“左”的方面。在总结苏东教训上，同样也是要防止右的观点，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影响。
现在把问题集中起来说。有的文章说，苏东演变的“最基本”的教训，集中起来就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一种有典型意义的片面观点。这里不符合苏东的实际是显而易见的。把这个看法引申开来就更有害了。因为在这里，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中心”没有地位了，“两个基本点”也只剩下“一点”了。这样看待苏东教训，就难免要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旧轨道上，回到“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旧的思维方式上。
问题涉及搞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如果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离开改革开放，离开改善党的领导，离开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来谈反“和平演变”，我们所讲的社会主义不正是人们并不陌生的贫穷社会主义、闭关锁国的社会主义、缺乏民主的、甚至是齐奥塞斯库式的独裁专制的社会主义吗？这种社会主义正是人民群众已经不欢迎的社会主义、缺乏生气和活力的社会主义，也是容易为西方资产阶级提供实施其“和平演变”战略的条件的那种社会主义。
原载《国际政治研究》199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