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前四章的分析可以了解到，在艾米利亚产业区地方生产系统中，“弹性专精”生产方式带来的“范围经济”是产业区竞争力的源泉。维持产业区竞争力必须依靠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不断提高的企业国际化水平。区域产业网络提供的各类政策激励和真实服务是产业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制度保障。但是，作为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全球化的压力下，艾米利亚模式也处于不断的调整中。近年来，在意大利的一些重要产业区，特别是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产业区中，产业区模式的发展、变化引人注目。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这些产业区中，企业集中趋势明显，核心企业的作用得到迅速加强，真实服务供给也逐渐趋于市场化。少数学者对艾米利亚模式的发展前景流露出悲观的论调，甚至提出上述变化将奏响“第三意大利”产业区经济的“安魂曲”（Humphrey et al，1995）。
与这种悲观论不同的是，约翰·汉弗雷在对艾米利亚产业区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精辟地提出没有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是一成不变的。与此相反，成功的经济发展路径会呈现持续的动态调整；衡量一种经济模式是否有效，不应为短期的经济、社会现象所困扰，而应依据经济的整体发展轨迹进行考察。具体到艾米利亚产业区经济的发展，汉弗雷特别强调，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第三意大利”仍属未实现工业化的经济落后区域。经过30多年的发展，该地区现在已经成为意大利乃至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区域，这本身就是对产业区发展模式的最佳论证。与此同时，专业化产业区在德国西南部的巴登—符腾堡和丹麦的西日德兰地区，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获得了成功，说明了这种经济模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实际上，早在1979年，贝卡蒂尼在其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就已经提出应该对原有的产业区模型进行不断的调整、修正。他援引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论述来阐明这一观点，即经济学家必须通过对实际情况进行密切、细致的观察和分析，不断地对其理论模型进行修正才有可能获得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讲，艾米利亚模式的某些局部调整反映的正是这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会为产业区经验的推广带来有益的前瞻性启示。当然，到目前为止，这些调整还只能说是初露端倪，仅在一些发展成熟的产业区表现得较为明显。但是，鉴于推动此类调整的制度环境和经济条件已经形成，可以预料，艾米利亚模式出现全面演进将是一个必然趋势。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产业区经济的变化表现得最为明显。有关研究显示，尽管一些产业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放缓，但产业区经济在总体上仍旧保持了强大的竞争力（Rinal-di，2002）。产业区社会经济网络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严峻挑战而做出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是推动产业区模式调整的最直接动力。
经济全球化对产业区地方生产系统造成的冲击首先来自跨国公司区域生产系统。全球化意味着“国家间各种屏障的减少，并由此推动各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开展更为紧密的互动”。跨国公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也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吉尔平，2001）。20世纪70年代之前，以美国企业为代表的跨国公司主要采取“横向投资”的方式，在海外市场建立与母公司自主权结构相仿的子公司。这种横向投资形式造成子公司主要从当地供应商而不是从母公司购买零部件，跨国公司内部贸易量有限。进入80年代后，不同国籍的跨国公司纷纷从横向投资战略转向纵向投资战略，“广泛实行‘全球性对外采购’，使全世界的生产工序一体化和合理化了”。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形式的转变相适应的是生产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的调整。为此，罗伯特·吉尔平认为：
美国横向对外直接投资时代是以某些学者所谓的“福特主义”——标准化产品的大规模生产体系、严格的劳动分工和单一的制造地点为基础的。但是，这种工业生产体系已经没有什么竞争力了。从大规模生产向“精干灵活”的制造方式（即“弹性专精”生产方式——作者注）的转变，这意味着如果一家公司想参与国际竞争，它必须提高技术的先进程度，尽最大努力地灵活经营，按照客户的要求生产产品，并建立广泛的供应网。结果，公司越来越频繁地通过一系列公司外部的广泛联盟，例如通过合资企业、分包、许可证及公司间协议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互相合作。跨国公司已经不再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而是通过建立错综复杂的国际联盟及研究、生产和销售网络，以促进出口和在国外建立生产设施。
跨国公司间的战略联盟关系使有关企业能够将生产重新配置在靠近最终消费者的地方，形成跨国公司区域生产体系。企业间战略联盟采取多种形式——合作开发新产品、信息资源共享、原材料大宗采购和产品联合销售等。例如，可口可乐公司2001年初宣布与宝洁公司结成战略联盟，组建新的合资企业共同销售“品客薯片”等产品，通过合作，可口可乐公司产品中增加了原来不具优势的快餐食品和非碳酸饮料，而宝洁公司则利用可口可乐公司遍及全球的1600万个分销渠道销售自己的产品。有关研究进一步显示，这种战略联盟甚至大幅度减少了跨国公司间频繁的企业并购（王传英，2003b）。
经济全球化，使以产品出口为导向的产业区经济直接面对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区域生产体系的冲击。产业区经济是一个地方性生产系统，无法依靠自身实力建立靠近不同目标市场的全球性生产系统。一方面，跨国公司区域生产体系充分利用全球采购和战略联盟带来的优势，在扩大销售业绩的同时，使产品获得更高的性能价格比和差异性，这就对艾米利亚产业区的产品造成巨大的市场压力；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又越来越倾向于将有竞争力的东道国的当地企业纳入本企业的供应链。现在，国际投资通过企业并购等形式，已经开始在一些艾米利亚产业区出现，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产业区地方生产系统来迅速完善跨国公司企业供应链（Rinaldi，2002），但是随着跨国公司市场的迅速拓展，国外直接投资有可能促使艾米利亚产业区地方生产系统出现分化。
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基石，贸易自由化将迫使艾米利亚产业区直接面对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竞争。正如吉尔平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提出的那样，对于像意大利这样经济依靠产品出口的发达的工业国，贸易自由化确实是一柄“双刃剑”。市场准入原则导致越来越多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该国市场。在这些产品中，有70%以上是纺织品和农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值得注意的是，艾米利亚产业区在产品结构上与来自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品具有很大的相似性（Helg，1999）。这样一来，吉尔平的“双刃剑”效应就表现得更加明显：一方面，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可能夺走一部分产业区企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居民财富的增加又为产业区那些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开辟了新的出口市场。
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严峻考验，艾米利亚产业区依托社会经济网络对原有运作模式做出了必要的调整，主要表现在产业区开始出现产业集中趋势，而且公共部门的作用也开始发生转变。可以认为，这些调整是在政府的产业政策的引导下，由产业区企业自下而上地在组织结构、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机制等领域对地方生产系统进行的重要变革。
在艾米利亚模式的演进中，区域产业网络的作用不可忽视。20世纪90年代后，意大利各级政府为了执行新自由主义的施政纲领，对产业政策进行了调整。意大利作为欧盟和欧元区的重要成员国，其国内经济发展同时受到本国制度环境和欧盟政策框架的双重引导和制约。这二者作用的结果就是产业区公共部门的真实服务更加突出专业性，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得到加强，而企业间的协作也出现了新形式。这就构成促进艾米利亚产业区模式演进的重要的制度环境。不可否认，产业区经济的发展、成熟，在客观上也为产业区模式的调整创造了必要的经济条件。
区域政策是政府部门干预市场经济的产物。一方面，它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克服市场失灵（母爱英，2003）；另一方面，区域政策又有“时间动态”性，即该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期政策目标的侧重点和政策手段并不一定相同。为了修正市场调节失灵、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提高产业区整体竞争力，意大利各级政府对产业区企业的扶持力度一直较强。随着艾米利亚产业区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政府部门支持企业的内容和手段也发生了变化，有关真实服务的供给将会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这一政策的调整与近年来意大利政坛的风云变幻密切相关。
一、意大利政府调整经济干预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第三意大利”的艾米利亚—罗马涅、托斯卡纳和翁布里亚等大区，地方政府一直由左翼的意大利共产党控制。而“第三意大利”的其他大区，除马尔凯外，则由天主教民主党控制（Triglia，1989）。这两个地方政党在执政期间，均大力推动产业地方化的进程，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努力为产业区企业的发展提供各类真实服务。在干预经济的程度上，意大利共产党又要明显强于天主教民主党。意大利共产党在1991年被改组为左翼民主党，随后又在1998年被再改组成左翼民主人士党，执行中左翼的政治路线。总的来讲，通过提供各类真实服务来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是包括左翼民主人士党在内的意大利各左翼政党重要的施政纲领。
1.左翼政党通过提供真实服务，帮助产业区中小企业克服市场失灵。
根据布鲁斯科的观点，造成市场失灵的原因有三：首先，产业区社会环境大多不具备提供各类真实服务的专业资源（知识技能和人力资源），因此，该服务应由政府领导的公共机构提供；其次，即使产业区社会环境具备这种专业资源，因为提供真实服务需要巨大的投资，投资的回收期又很长，容易造成专业资源利用率不高，经济效率低下；再次，各类真实服务具有“公共品”性质，私营企业部门一般不愿将宝贵的经济资源用于开发、提供此类服务（Brusco，1982）。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支持产业区中小企业发展的各类真实服务只有借助公共资源，利用真实服务中心等商业性中介服务机构来供给，这已成为左翼政党的施政理念。为此，左翼政党曾积极支持各类真实服务中心的建设。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艾米利亚产业区真实服务中心已经初具规模。仅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在该大区区域发展委员会的直接推动下，各类真实服务中心已经成为提升产业区企业竞争力不可或缺的外部资源。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区域发展委员会（ERVET）参与了该大区8个主要真实服务中心的建设。
但是，左翼政党所推行的产业区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必然造成公共资源的高投入。ERVET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8个真实服务中心认缴的股本占全部股本金的比例。
毫无疑问，ERVET在真实服务中心认缴的股本金比例越高，其承担的资金负担就越重。一方面这可以提高真实服务的水平；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地方政府部门执行经济干预政策的能力。这是因为ERVET的最大的股东就是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政府。但是，这种情况在1994年意大利大选后出现了较大的变化。
2.中右翼政府上台后，区域经济政策得到调整。
媒体大亨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组建的“意大利力量党”在成立后不久，就联合其他右翼党派共同组成了中右联盟，并赢得了1994年大选。意大利力量党成为全国第一大党。尽管左翼民主党在1996年击败意大利力量党再度成为第一大党，但后者在2001年5月大选中以高于左翼民主人士党12.8%的优势重新夺回第一大党地位。另外，在意大利20个大区中，中右翼联盟“自由之家”掌握了12个大区，势力范围得到明显的扩张（郑秉文等，2002）。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意大利政坛上占垄断地位近50年的左翼政党的失利有着深刻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企业税收负担过重制约了产业区中小企业的发展（Boari，2001）。为了使意大利能够加入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1996年，中左翼政府征收了“特别欧洲税”，使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42.2%上升到44%。尽管1997年政府返还了该税，但自1998年税收收入又再度攀升。据统计，到2002年，意大利税收收入仅低于法国，高于德国、英国、荷兰、希腊、西班牙等欧盟成员国。税收负担过重给中小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大。它使中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被大幅削弱，并使90年代中后期产业区经济的发展受到影响。
贝卢斯科尼领导的中右翼政府上台后，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其施政纲领包括放宽限制、大胆改革、大幅降低税收、促进竞争、降低工会作用、减少社会福利等（郑秉文等，2002）。在产业区层面上，中右翼党派的崛起和执政党新的施政纲领构成了推动其演进的制度环境，这一点在原先由左翼政党独家控制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表现得最为明显。
90年代以前，左翼的意大利共产党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议会50个席位中一直稳居多数。然而到了2000年，尽管改组后的左翼民主人士党仍占据了议会多数席位，但其得票率已经大幅下滑，而且党员人数也由1989年的373437人大幅度地下跌到2000年的162861人（Rinaldi，2002）。另外，意大利力量党在具有深刻的左翼思想传统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议会所占议席虽然居第二位，但已极大撼动了左翼政党的优势地位。再考虑到意大利力量党是国家执政党，并且在全国大多数大区中占有第一大党地位，因此，即使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原来左翼政党的经济政策也必定会被调整。
除左翼政党受到来自中右翼势力的政治压力而被迫调整经济干预政策外，20世纪90年代，天主教民主党也被改组为天主教民主中心，并被归入由中右翼党派组成的“自由之家”。由此可见，由执政党的更替造成的对经济干预政策的调整将不可避免地对艾米利亚模式产生影响。经济政策调整主要表现为：政府部门对经济的干预程度降低；真实服务中心系统的服务内容更加突出专业性，特别侧重对企业创新活动和国际化的支持，其他的服务内容则被逐渐市场化；鼓励企业通过集团化的方式加强国际竞争力等。与此同时，在制定、执行区域经济政策方面，各级地方政府的作用得到强化。
二、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
1991年以前，欧洲共同体基本执行了一条具有浓厚保护主义色彩的产业政策，通过扶持领导型企业，并对落后企业进行保护、补贴来推动成员国经济增长（Bianchi，1997）。1991年底，《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正式启动。1993年11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开始正式实施，欧洲联盟成立，并迅速对其产业政策进行了改革。意大利是欧盟的重要成员国，欧盟产业政策的调整必将对艾米利亚模式造成一定影响。
欧盟产业政策改革的目标可以概括为两类，即：（1）提高成员国中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2）保持市场竞争机制并逐步建立一个开放的大市场。为了实现改革目标，欧盟首先通过“结构性基金”（structural funds）对各成员国中经济落后区域进行直接援助。该基金的援助对象分别被列入五类援助目标区域。
另外，欧盟还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第130款明确规定，欧盟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推动成员国的产业政策改革，并且该政策改革将由不同层次的公共部门共同完成。这些公共部门既包括了欧盟组织和各成员国中央政府，也包含了有关区域的各级地方政府和制造商协会、商会等机构。这就意味着，欧盟成员国中央政府影响产业政策的能力已经下降，权力的再分配由成员国中央政府流向了各级地方政府，区域已经成为执行欧盟产业政策的中坚力量（DelNet，2002）。
欧盟产业政策改革促使艾米利亚产业区发生演变。这种作用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1.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通过确立适合的“经济开发项目”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由地方政府自行决定经济发展项目是基于以下理念，即：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条件，对有关经济发展目标进行更为合理、准确的选择、规划；地方政府能够更好地把握本地企业的实际需要；地方政府还能够引导、鼓励本地区的各类经济行为体都积极参与制定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DelNet，2002）。
意大利各级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产业区地方生产系统对区域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因此将鼓励企业间的协作作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很多地方政府都通过建立所谓“引导项目”（pilot projects）来鼓励产业区企业彼此加强协作。此类引导项目一般包括：建立各类企业组织、参加专业博览会、印制包括本产业区所有企业产品的集合样本、原材料统一采购等。引导项目的成功建立，使企业可以通过更为广泛的专业分工进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性项目合作”阶段（Ceglie et al，1999）。这意味着，一方面产业区地方生产系统的竞争力得到切实的加强；另一方面，一旦企业间的协作达到了战略高度，以地方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的控制、引导作用应逐步让渡给产业区企业（含制造商协会），实现“淡出”（phase-out，Ceglie et al，1999）。
由地方政府负责设立的“引导项目”不但鼓励产业区中小企业之间进行协作，也支持中小企业与较大型的、发展迅速的核心企业进行协作。实现这种协作的重要手段就是鼓励生产最终产品的核心企业与生产中间品的中小企业建立长期的供货关系（Humphrey，1995），这就为产业区产业组织的调整创造了条件。
2.欧盟援助经济落后地区的“结构性基金”缓解了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为产业区模式的调整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
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有关区域在1994～1999年期间使用该基金的情况。
据统计，近年来，艾米利亚产业区企业向意大利政府部门和欧盟申请创新活动资助的成功率保持在70%左右，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来自欧盟的有关援助计划（Boari，2001）。但是迄今为止，意大利的资本市场仍不能为艾米利亚产业区的中小企业提供有效的融资渠道，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小企业缺乏通过上市等直接融资手段在资本市场募集资金的意愿。例如，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仅有12家企业在罗马证券交易所上市，而当地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至少有300家，但是这些企业却更希望通过“传统渠道”来募集资金（Heidenreich，1996）。意大利加入欧盟和欧元区后，为了遵守“稳定与增长协定”中的年财政赤字不得超过本国国内生产总值3%的限制，意大利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手段扶持产业区中小企业发展的能力势必受到较大削弱。与此相反，以“结构性基金”为代表的欧盟援助项目强化了各级地方政府干预、管理经济事物的能力，从而间接地推动并影响了传统的艾米利亚模式的演进方向。
三、区域产业网络对真实服务供给进行调整
依据区域产业网络对专业化产业区的推动作用，约翰·汉弗雷将产业区的成长分为两个阶段：自发性成长阶段（spontaneous growth）和通过制度性扶持措施提升竞争力阶段（institutionally en-hanced growth，Humphrey et al，1995）。艾米利亚产业区公共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政府部门为了进行经济干预而设定的政策目标随着产业区竞争力的提高而不断调整。
意大利经济学家比昂奇在1997年发表的一篇有影响的论文中，则将艾米利亚产业区的成长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初创阶段、成长阶段和成熟阶段。他指出，公共政策的侧重点和经济干预方式在产业区成长的不同阶段应有所不同（Bianchi，1997）。产业区成长周期理论显示，区域产业网络的政策调整是产业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根据比昂奇的产业区成长周期理论，艾米利亚产业区在“初创阶段”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在相关区域内，生产相同或相关产品的企业集群开始出现，而且这些企业集群的产品生产表现出相当的专业化水平，成为大企业的分包商。然而，处于初创阶段的产业区是其整个成长过程中最脆弱的环节，有关专业产品仅能满足本地市场的需求，或者只是作为分包商来满足本区域外企业的有限需求。但是，一旦地方生产系统能够形成紧密的企业间协作关系，在有利的制度环境的影响和推动下，处于初创阶段的产业区会得到迅速成长。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为了支持初创期的产业区发展，应该积极干预、扶持，并将政策目标设定为：
（1）消除阻碍企业扩大生产及创立新企业的各类制度性障碍。
（2）支持产业区企业为了开拓新的产品市场而进行的在产品营销、推广方面所做的努力。
为了实现上述政策目标，政府部门应该简化各类行政审批手续，完善产业区基础设施，同时应该率先发起、成立有效的区域产业网络。在产业区初创期，区域产业网络的服务应该着重于：
1.提供完善的市场服务，为产业区企业产品扩大市场提供有力的信息和技术支持。
2.积极为产业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便利。
3.在产业区企业产品市场范围不断扩大的基础上，鼓励、引导企业加强协作，全面提升产业区生产的专业化水平。
从上述区域产业网络的三个重要服务内容可以看出，在产业区初创阶段，区域经济政策的侧重点应该放在切实提高各类能够直接影响企业竞争力的真实服务的水平上。
初创阶段的产业区进入“成长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在有效的政策干预下，产业区企业能够积极开展自主创新活动。此类技术创新活动不仅涉及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制和开发，也包括产业组织的完善和新的产品营销战略的建立。因此，区域产业网络在产业区成长阶段进行干预的目标应该被设定为鼓励、支持企业的创新活动，努力做到：
（1）帮助产业区企业获得针对产业区整体形象和专业产品的广泛认可。
（2）为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提供市场信息和技术指导，通过职业培训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人力资源。
（3）建立有效的技术转让机制，完善支持企业进行技术转让的各类市场服务。
在成长阶段，产业区区域产业网络中的各类真实服务中心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真实服务中心的工作目标是在产业区地域范围内，建立具有外部性的创新资源，其服务对象是整个产业区地方生产系统，而并非某一特定的单个企业。
进入“成熟阶段”的艾米利亚产业区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不断提高产品国际化的水平上，其意义在于进一步提升产业区地方生产系统的专业化水平。比昂奇特别强调，在这个阶段，本产业区地方生产系统有可能会与区外（包括国外）的生产系统发生联系。同时，随着产业区国际化水平的提高，区内企业对有关真实服务的专业化要求会越来越高，并且对服务的内容和质量要求也会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而呈现明显的差异性。这就会对区域产业网络的服务体系产生直接影响，促使该服务体系为了适应新的市场情况而对自身的制度和组织进行调整。例如，仅就提供更加专业化的真实服务而言，在成熟的产业区，制造商协会和私营咨询机构有可能会比真实服务中心更有效率。另外，为了加强地方生产系统的专业化水平，企业间的协作会比以前更加紧密，并会对原有产业组织形态进行改进。
比昂奇在对艾米利亚产业区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意大利南方的产业区仍处于初创阶段；南方以外的大多数艾米利亚产业区处于成长阶段，仅有帕尔马食品产业区、波洛尼亚包装机械产业区、萨斯索洛瓷砖产业区和普拉托纺织品产业区等四个产业区已经进入成熟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在比昂奇列举的成熟产业区中，除普拉托产业区外，其他三个产业区均位于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
毫无疑问，比昂奇的理论有助于解释产业区模式的调整率先出现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原因。但是，比昂奇的这种产业区成长周期的划分过于侧重产业区企业从事有代表性的经济活动的能力和强度。实际上，处于初创期的产业区的企业也会开展技术创新和产品国际化活动，不过，它们开展这些活动的能力普遍较弱。
综上所述，意大利政府和欧盟产业政策的调整，以及产业区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都构成了推动艾米利亚模式发生演进的客观条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艾米利亚模式的转变可以被认为是产业区社会经济网络为了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而做出的制度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