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开封作为统一王朝的都城，仅见于北宋一朝，由此也标志着国都东移趋势的完成。那么，开封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成为都城的，北宋开国者又是如何选择其为京师的？这些问题古人有过议论，今人也曾谈及，但或失之于偏颇，或不够全面。本文拟对此重新加以探讨。
中国古代的都城是专制集权王朝的统治中心，所谓“天下之根本，九州之枢会，譬之一人之身，则京畿为之腹心，而四方乃其支末”。因此，都城的确立，深受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在选京定都时，“必相天下之势而厚集之”。就是综合当时各方面社会条件，作为定都的依据。在这些条件中，以经济、政治、国防及防御地形诸因素最为重要。
首先，从经济条件上看，所谓：“京大也，师众也，大众所系，故谓之京师，有食则京师可立”，优越的经济条件是建都的必要前提。秦汉时期，黄河中下游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其中又尤以关中平原最富，“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为当时全国经济重心所在。秦始皇正是在此基础上灭六国，刘邦也据此而称帝。而当时的南方地区尚未得到较多的开发，经济上相当落后。在此经济形势下，关中无疑具备了定都所必要的物质条件。其次，从政治和国防上来看，在古代交通、通信手段相当落后的情况下，国都应居于天下政治重心之区，以便“临制四海”。而政治中心又必须与国防重点相适应，都城既是国防的最终对象，又是国防的最高指挥中心。先秦以来，中原政权的外来威胁始终在西北，南方则很少构成较大的边患，故秦汉时的国防军事重点在西北。关中适应当时的国防形势，便于就近指挥，亦成为政治重心所在。第三，就防御地形而言，在冷兵器时代，天险地形在防御上占有极大的优势，从来受到防守者的重视，而这对都城安全是极为重要的，所谓：“建邦设都，皆冯险阻，山川者天之险阻也，城池者人之险阻也，城池必依山川以为固”。秦中“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占尽了防御上的地利。上述几方面的原因，使关中在当时作为都城是最为有利的，故当汉高祖考虑迁都洛阳时，娄敬和张良等人便竭力反对。地处关中腹地的咸阳和长安乃成为秦汉的国都。此后，都城虽一度东移，却不时有人要求西迁。到隋唐时，都城再度返回长安。总的说来，隋朝和唐前期的全国形势类似于秦汉：北方经济胜于南方，西北的突厥为主要的边患，“天下之势，其重在西北”。
但到武则天当政以后，上述局面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随着唐中央官僚机构的日益膨胀，关中的经济力量已难以应付，窘困的现象不时出现，唐代数帝就不得不到东都就食。“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安史之乱后，秦中屡遭兵燹，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剧。而与此同时，相对安定的江南经过长期的开发，经济力量勃然而起，出现了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东南漕运便直接关系到唐王朝的生存。但是，“关中寓内西、偏天下，劳于转输”。另一方面，中唐以后，契丹势力崛起于东北，国防重点也迅即东移，一时强藩重镇多设于河北，关东遂成为政治角逐的关键之区。显然，长安已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大有鞭长莫及之感。北宋宰相王旦即指出：“长安、洛阳虽云故都，然地险而隘，去东夏辽远，故汉之吴楚七国、唐之山东河北往往强悖，良亦远而难制也。加其转漕非便，仰给四方，常苦牵费”。唐末，便有人献议迁都。在此社会背景下，都城东移已成大势所趋，五代时，都城终于东出潼关。清代史家赵瓯北对此提出如下看法：“地气之盛衰，久则必变。唐开元、天宝间，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是时地气将自西趋东北，故突生安、史以兆其端。”“当长安夷为郡县之时，契丹阿宝机已起于辽……而气之东北趋者，则有洛阳、汴梁为之迤逦潜引”。赵氏的地气之说虽不足为信，但透过这些语句的神密色彩，却表明他已观察到了统治中心东移的必然趋势，并感觉到这种移动是与国防重点和政治重心的变化有关。
北宋王朝的建立，正是在上述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因而，都城的选择，就不能不受其影响、制约。一方面，东北的契丹势力不断发展，后晋时曾兵洗汴都、饮马黄河；另一方面，东南经济实力完全压倒北方，昔日的膏腴之区――关中，这时水利失修，“亡天府之利”，在经济上无力支撑庞大的都城。而沟通东南的漕运线除了距离过远外，又有三门砥柱等险阻，使漕运的规模受到严重的限制和影响。洛阳虽较长安偏东，但仍有以上不利之处，宋真宗曾对臣下说：“洛阳宫阙壮丽，然城北地隘，毂、洛浅滞，辇运艰阻，谅非久居之所”。从客观上看，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北宋所选的都城，既要适应当时政治、国防重心的要求，又要满足经济上的需要，具备这些条件而能被选为都城的地点，在宋初以开封显得较为优越。其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开封居天下中心之位，有利于控制全国、特别是广大关东地区，“大梁四方所凑，天下之枢，可以临制四海”；
其二，开封为前朝故都，历经五代时四朝兴修，城池宫阙完备，人烟稠密，在人们心目中地位非凡；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开封有交通之便，周围运河密布，“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会天邑”，尤其是处于联系东南的汴河之上，避开了三门等险阻，极大地缩短了漕运的距离，“宜乎建都立社，均天下之漕运，便万国之享献”。
总之，开封作为都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长安、洛阳的不足之处。但是，开封四周的平原地形，对其防御却是相当不利的。所谓：开封乃“天下四冲八达之地也，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里山河，形胜足恃”。在后晋丧失包括北方长城线在内的燕云十六州的情况下，这种防守上的弱点就显得更为突出，如宋人所说：“燕蓟以南，平壤千里，无名山大川之阻，蕃汉共之”。从而使开封“常有戎马在郊之忧”。
面对以上开封地理上的利弊长短，宋开国统治集团权衡之后仍选择定都于此。推究其因，主要在于开封便利的漕运及交通条件，满足了宋初加强中央集权政治的需要，从而打动了当政者。如所周知，中唐至五代时，藩镇割据，“外抗王命，内擅一方”，其结果是出现了内轻外重的政治局面，中央权威扫地。在此背景下建立的宋王朝，势必惩前之弊，全面强化中央集权统治，将全国牢牢地控制在以都城为中心的集权统治之下。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收兵权，“重兵在边，京师乃单。拂躯以尾，尾不可大，掉之不能，反为躯害”。于是，宋初在削藩镇的同时，又实行了“收四方劲兵，列营京畿，以备宿卫”的措施，调天下军之半常驻于京师，从而收到了“内外相维，上下相制”的效果。这也是名噪于史的赵宋“家法”。在实行募兵制的情况下，京师数十万常备军的供给，就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于是，漕运的迅猛发展便在所难免。“聚兵既多，所以漕运不得不详，大抵这两事常相为消长”。开封在运河交通上的优越地位，则完全有利于漕运的这一发展，所谓“漕引江湖，利尽南海”，“舳舻相接，赡给公私，所以无匮乏”。至于开封地理上不利防御的弱点，宋初统治者在主观上则企图利用京师屯驻重兵的措施加以弥补。正如当时人指出的：“不因山河之固，以兵屯为险阻”。也就是说，正好将收兵权与增强都城的防御结合起来。但在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的形势下依然安都于开封，事实上等于牺牲了都城的重要防卫屏障，诚如后人云：“无险难为国，云何此帝州？”不过，为了确保集权政策的执行，北宋统治者不得不以削弱国防为代价，在定都的问题上，以内忧为重，外患为轻，宋太宗就公然表示：“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由此而言，北宋之所以定都开封，直接根源即在于漕运。范祖禹说：“国家建都于汴，实就漕挽东南之利”，张方平更言：“汴河之于京城，乃是建国之本”。从整个北宋王朝的情况来看，开封作为都城，确无财赋之匮。宋初，汴河每年便可漕运粮食百万石，以后更达到六百万石，最多时则达七八百万石，加上其他几条河的漕运，就为宋集权统治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岁漕资粮溢于汉唐”，从而解除了其经济上的后顾之忧。开封作为统一王朝北宋的国都，也表明我国政治中心东移的趋势，得到了完成。
北宋定都于开封，由于面临防御上的不利因素，所以引起了长期的争议。据司马光记载，宋太祖曾有意迁都于有险可依的洛阳、长安，但遭到晋王赵光义（以后的太宗）以下王公大臣的一致反对，其中一个将领李怀忠谏曰：“东京有汴渠之漕，坐致江淮之粟四、五千（此误，当为‘十’）万，以赡百万之军，陛下居此（洛阳），将安取之？军府重兵皆在东京，陛下谁与此处乎？”赵匡胤只得作罢。当时人即指出其原因所在：“不还周汉之宇，而梁氏是因，非乐是而处之，势有所不获已者，大体利漕运而赡师，依重师而为国也”。以后，宋真宗两次巡幸洛阳时，当地父老都劝说迁都于此，真宗虽羡慕洛宅形胜，但考虑到漕运艰难，只得感慨而去。景？时，范仲淹又建议修缮西京，“太平则居东京通济之地，以便天下，急难则居西洛险固之宅，以守中原”，但同样也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庆历时，契丹大有南下之势，宋廷深感其威，韩琦又建议修西京，以备非常。类似的争论、建议在北宋很多，反映了开封作为国都，有其不利的方面。南宋人郑樵因此愤然喟叹：“宋祖开基，大臣无周公宅洛之谋，小臣无娄敬入关之请，因循前人，不易其故，逮至九朝，遂有靖康之难”。叶适也有类似的看法。其实，并非无人异议，几代皇帝也不是没有考虑迁都的问题，但在中央集权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和北宋立国之策的制约下，庞大的国家机器，特别是重军只得依附于漕运便利的开封，“则是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遂造成了骑虎之势。秦少游就道出了其中隐痛：“臣闻世之议者皆以谓天下之形势莫如雍，其次莫如周，至于梁则天下之冲而已，非形势之地也……臣窃以为不然……唐汉之兵皆在外也，故非都四塞之国，则不足以制海内之命，此所谓以地为险者也。本朝惩五季之弊，举天下之兵宿于京师……而衣食之给，一毫已上皆仰县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于农也。非都四通五达之郊，则不足以养天下之兵，此所谓以兵为险者也。夫以兵为险者不可以都周雍，犹以地为险者不可以都梁也”。北宋最终亡于为其所轻的外患，不能说不与都城的选择有一定的关系，而推究其源，则在于赵宋僵硬保守的“家法”。
综上所述，北宋定都开封，是在中唐以后政治、经济和国防军事形势变化的背景下出现的，主要原因则与空前发展的集权政治有关。从北宋一代的历史看，开封作为都城，满足了当时中央王朝对内集权统治的需要，但同时，也给其国防带来了相当不利的影响。
（原文发表于《历史教学》1996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