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1年6月，蒙哥登上蒙古国汗位。接着，幸运之神又随之降临，忽必烈奉汗兄之命担起了总领漠南的重任。
总领漠南期间，忽必烈在延请四方文学之士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号称“金莲川幕府”的谋臣侍从集团。这个谋臣侍从集团，对忽必烈总领漠南乃至以后打造元帝国的人生历程，都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金莲川幕府”，其名源自于忽必烈奉命总领漠南军国庶务后的驻牧开府地点。该驻牧地在原金桓州附近的金莲川。
此地因夏季盛开美丽的金莲花，金世宗时由曷里浒东川易名为金莲川。这批藩邸谋臣侍从随而被称为“金莲川幕府”。
幕府侍臣有：刘秉忠、赵璧、王鹗、张德辉、张文谦、窦默、姚枢、许国桢、郝经、许衡、廉希宪、商挺、刘肃、宋子贞、王恂、李昶、徐世隆、李德辉、张易、马亨、赵良弼、赵炳、张惠、李冶、杨奂等。
这些人都是中州精英和贤能智士。他们大部分是较长时间留在漠北或漠南金莲川藩邸，一小部分汉地名士或因年迈即召即归，并不久留。
他们地域种族各异，技能职业有别，学术派别林立，志趣主张也大多不同。
他们大体可分为邢州术数家群、理学家群、金源文学群、经邦理财群、宗教僧侣群及王府宿卫群等若干群体。他们分别从自己的学术志趣出发，阐扬各自的政治思想，希望为忽必烈所采用，竭力在总领漠南的施政中留下一些属于己方主张的印痕。
邢州术数家群，这一群体的领袖是刘秉忠，成员主要有王恂、张文谦、张易、马亨等。
刘秉忠是邢州邢台人，于1242年随禅宗海云法师北上拜见忽必烈，留守于漠北。
刘秉忠学贯于儒、佛、道三教，尤其是“通晓音律，精算数，善推步，仰观占候，六壬遁甲，《易经》象数，《皇极邵氏》之书，无所不知”。
刘秉忠不仅“学术通神明，机算若龟策”，而且娴熟治国之道。到漠北之初，刘秉忠曾经屡次上书献策，“皆尊王庇民之事”。但忽必烈最欣赏的是其“阴阳术数之精，占事知来，若合符契”，而且有所谓“唯朕知之，他人不得与闻”的神秘约定。
据说，刘秉忠与忽必烈“情好日密，话必夜阑，如鱼得水，如虎在山”，这也是其他藩府旧臣无法企及的。
王恂是中山安喜（今河北定县）人，曾经拜学刘秉忠于邢州紫金山。以算术而闻名在藩府担任太子伴读。
张文谦是邢州沙河（今河北沙河县）人，与刘秉忠自幼是同窗好友，“年相若，志相得”，早年受刘秉忠的影响，“洞究术数”。
此后，又与许衡等交结，潜心义理之学。他被忽必烈“擢置侍从之列”，司教令笺奏，日见信任。
邢州术数家群的成员，多数是刘秉忠的同乡、同窗或门人，并且是由刘秉忠荐举进入藩邸幕府圈的。学术上也以阴阳术数为主。因为刘秉忠的缘故，邢州术数家群在藩邸幕府中称得上是最早投靠忽必烈、最受忽必烈信任的。
理学家群，这一群体主要由窦默、姚枢、许衡三位北方著名理学家组成。
窦默是广平肥乡（今河北肥乡县）人，最初以行医为职业，后来又专心学习伊洛性理之书，一度隐化大名，与姚枢、许衡朝暮讲习，1249年应召于漠北，首以三纲五常为言。忽必烈对此说有所感悟，亦称：“人道之端，无大于此。失此，则不名为人，且无以立于世矣。”窦默又说：“帝王之道，在诚意正心，心既正，则朝廷远近莫敢不一于正。”
忽必烈对此颇感兴趣，一日三次召见与之交谈，奏对皆称旨，自此，对窦默敬待礼加，不令暂离左右。窦默是理学家群中最早进入忽必烈藩邸的。曾奉命教授太子的真金、姚枢、许衡皆由他举荐。
姚枢是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人，曾从赵复处得程、朱二子性理之书，潜心研读，后成北方理学领袖之一，于1250年投靠忽必烈，上治国平天下及救时弊之八日三十条，“本末兼该，细大不遗”。姚枢所言讲究现实，也比较注重这位蒙古宗王的认同接受程度。忽必烈惊奇于他的知识渊博，有什么事情都要去咨询他，视姚为藩邸的主要谋臣。
忽必烈虽然对空言性理的理学不太感兴趣，但窦默、姚枢二人“诚结主知”，一直受到格外的眷顾和信赖。
至于许衡，因其被举荐的时间较晚，起初仅奉王府令旨教授京兆，又兼性情古怪，所言迂腐空洞，藩邸时期的忽必烈并不喜欢他。尽管许衡在理学家群中学术造诣是最高的。
金源文学群，这一群体大多数是前金朝辞赋进士出身，率以诗赋文章相标榜。王鹗是这一群体的领袖，成员主要有徐世隆、李冶、刘肃、宋子贞、李昶等。
王鹗是开州东明（今山东东明县）人，金正大状元。1244年召赴漠北藩邸，忽必烈对他格外优待，每一次晋见，都赐予他座椅，从不直呼他姓名，而是恭敬地叫他状元。他曾给忽必烈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常常到深夜。忽必烈颇为所论而感动，说：“我现在虽然没有立即施行，但怎能知道以后就不能施行呢？”
王鹗向忽必烈所举荐的多是金朝的辞赋文士。忽必烈还命令近侍阔阔、廉希宪、柴祯等五人以王鹗为师，学习汉文化。
徐世隆是陈州西华（今河南西华县）人，金正大进士。他“古文纯正明白”，“诗歌则坦夷浏亮”，“四六则骈俪亲切”。1252年徐世隆北上，见忽必烈于日月山帐殿，以孟子“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说，劝忽必烈不要去征伐云南。
李冶是真定栾城（今河北栾城县）人，金末进士。他收藏图书极多，人曰：聚书环堵。以做文章为乐，“经为通儒，文为名家”。1257年，随使者北谒，也是忽必烈问以治道的汉文士之一。
其他属于此群体的刘肃、宋子贞、李昶等，也都是喜好文学诗赋的进士出身者。
以上王鹗、徐世隆、李冶三人进讲治道时，言必称孔孟纲常就很能说明问题。
不过，他们在崇尚标榜诗赋文章的同时，兼学兼通的多是传统的孔孟儒术，而非程朱的性理之学。
经邦理财群，这个群体的人员，通常以治国经邦为直接任务，或喜好谋划经略，或善于理财会计。郝经、赵璧是其代表人物。
郝经是泽州陵川（今山西陵川县）人，金朝亡后，侨居保定，充世侯张柔家塾教授。郝经虽然“上溯洙泗，下迨伊洛诸书，经史子集，靡不洞究”，但又强调“不学无用学，不读非圣书”，“不为利益拘”，“不作章句儒”，立志“务为有用之学”，“以复兴斯文，道济天下为己任”。所以他平时不去理会朝政，常在家中治学。
应召赴藩邸后，郝经充任重要谋臣，上下千年，旁征博引，援据古义，为忽必烈进献许多救治时弊的良策。忽必烈极喜其所言，凝听忘倦，在日后的施政中多有采用。
赵璧为云中怀仁（今山西怀仁县）人。1242年被忽必烈召至漠北驻地，是忽必烈最为亲近的汉人侍从之一。
忽必烈让自己的王妃亲自为他缝制衣裘，派他驰驿出使八方，前去招聘名士王鹗、姚枢等人。还命其学习蒙古语，在马背上替忽必烈译讲《大学衍义》。
忽必烈称赵璧为秀才，那是因其颇善于草拟表章文檄，且教授蒙古生徒儒书。
然而，他“刻意吏学，以经济为己任”，后又“经画馈运”，“手校簿书”，忽必烈任命其为中书右丞，平章政事，制书中亦有“素闲朝政，久辅圣躬，柱石庙堂，经纶邦国”之语，所以更像是一位经邦理政的机敏儒吏。
除此以外，“能理财赋”“调军食”的李德辉；“博学有经济器”的张德辉；文武才兼备、“有经济略”的商挺；被忽必烈命为抚州长、“城邑规制，为之一新”的赵炳；担任邢州安抚司和陕西宣抚司幕官的赵良弼；“尽通诸国语”、后任治国用司副使的张惠；出身察必皇后斡耳朵媵人，又与李德辉“偕侍潜邸”的阿合马等，也基本属于这一群体。
宗教僧侣群，这一群体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吐蕃萨加派僧师八思巴、禅宗僧人海云、太一道教大师萧公弼等。
此群体人数不甚多，但对忽必烈的个人宗教信仰，以及日后元王朝的宗教政策和治理吐蕃，影响却颇大。
王府宿卫群，顾名思义，这一群体是由忽必烈王府怯薛宿卫士组成。如廉希宪、董文用、董文忠、贺仁杰、阿里海牙、许国桢、谢仲温、姚天福、高天锡、谒只里、昔班、阔阔等。
这些人都来自蒙古、色目、汉人等不同种族，平时皆负责王府的生活服侍和护卫工作。
除廉希宪以外，王府宿卫大多没有什么突出的政见主张，也很少参与藩邸的治道问答。但他们始终是忽必烈最信赖的藩邸人员。
以上六个群体，只是就其基本特征而进行的粗略划分。实际上，六群体部分人员在志趣流派方面常会有一定程度的交叉或复合。然而，六种类型或群体的划分，使我们对“金莲川幕府”内部构成及其与忽必烈的关系一目了然。尽管这种划分只是相对或粗略的，有其一定的局限性。
忽必烈对“金莲川幕府”及其他应召人员的态度也是比较理智的。这些侍从和应召人员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所持主张及所怀目的也各不相同：或希望获取赏赐，或希望免除本派别门人的劳役赋税，或希望改善民众的生活并恢复中国的统一与秩序，或主张以华化夷，促使蒙古人逐渐汉化。
此时的忽必烈，对这些人大致是礼贤下士，兼容并蓄，没有明显地抑此褒彼，以多听多问为主，择其有用有益之处而从之。即使是对个别不友好、不合作的人，也不发怒、不失礼。
“金莲川幕府”的形成，是忽必烈主动吸收汉法制度，与中原士大夫实行政治联合的一个良好的开端。它加强了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贵族与汉族士大夫之间的彼此沟通和认同，对忽必烈履行其总领漠南的使命，也发挥了极其深刻而积极的影响。
由于这些士大夫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汉世侯幕僚属吏，“金莲川幕府”的形成，又在一定程度上密切了忽必烈和汉地世侯之间的联系。
从长远来看，它又为元帝国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方略、社会支持以及官员储备。
中统至元间，这些幕府侍从“布列台阁，分任岳牧”，成为忽必烈政权的最主要班底。他们有关汉地统治方式的一系列理论，也为忽必烈君临整个华夏描绘了一幅行之有效的政治蓝图。
简而言之，此蓝图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一是以汉法治汉地；二是原有蒙古制度参考汉地等先进方式予以变通，以适应一君统治南北两方的形势需要。之后，忽必烈总领漠南以及其建立元朝的整个政治生涯，基本上都是基于这幅蓝图得以实践和发展的。
蒙哥初即汗位时，忽必烈便以皇太弟身份日侍圣驾，开始涉猎汗廷决策圈。他论奏时务之急，为汗兄出谋划策。
对皇弟忽必烈的上奏，蒙哥汗基本是言听计从，予以施行。而这些奏言多为藩邸谋臣刘秉忠和张文谦一手策划和拟定。
不久，蒙哥汗降诏：“凡军民在赤佬温山南者”，皆听皇弟忽必烈统辖领治。这是忽必烈总领漠南之初的管辖范围和权限内容。
蒙哥汗这样安排，是为了让其亲弟弟忽必烈替他执掌漠南军政大权，从而对付窝阔台系、察合台系诸王等敌对势力。
忽必烈及其王府官属更是为之欢欣鼓舞，大排宴席而庆之。唯有王府文臣姚枢沉默寡言，显得心事重重。
忽必烈觉得事出有因，宴会结束时，急忙询问：“顷者诸人皆贺，汝独默然，岂有意耶？”姚枢回答道：“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赋之阜，有加汉地者乎？军民吾尽有之，天子何为？异时庭臣间之，必悔见夺。不若唯手兵权，供亿之须，取之有司，则势顺理安”。
忽必烈一听，顿时大悟，深知虑所未及，未曾远谋，马上派人以姚枢的意见上奏，并获得蒙哥汗的批准。于是，忽必烈的权限和使命，就由军民兼领缩小为唯掌军事了。
自请唯掌军事，使蒙哥汗与忽必烈的权力冲突没能过早发生，从而也给忽必烈在总领漠南期间干一番事业带来了异常宝贵的机会。
另外它还说明：总领漠南的忽必烈已经十分成熟干练，他身旁的谋臣侍从也都是能臣智士，绝非等闲之辈。
在选择驻屯地点上，忽必烈也善于听取部下的正确建议，不拘泥于草原游牧的传统，从而作出理智的决策。
刚开始受命总领漠南时，忽必烈对木华黎孙霸突鲁说道：“今天下稍定，我欲劝主上驻跸回鹘，以休兵息民。何如？”
霸突鲁答道：“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
忽必烈听此言，非常感慨地说：“非卿言，我几失之。”
忽必烈将回鹘（畏兀儿）当做首选驻屯地，因为该地是突厥后裔栖居之处，在风俗和生活方式上与蒙古人都极为相似。
而“幽燕之地”，在辽、金两朝一直是国都和政治中心，木华黎国王受命经营汉地和燕京行断事官设立后，该地在极短时间内便成为蒙古帝国在汉地的大本营。
当忽必烈听到霸突鲁陈述驻屯幽燕更有利于经营中原和江淮等广大区域之时，便不再留恋或拘泥于回鹘（畏兀儿）地和蒙古草原游牧民的亲和性，毅然改变原来的主意，最终选定幽燕一带为自己的驻屯地。
1256年，忽必烈命刘秉忠占卜选择金桓州东、滦河北之龙岗，修筑开平城，以作为大军在漠南的固定驻所。开平，北连朔漠，南制中原，地理上十分适合于忽必烈总领漠南的政治军事需要。
忽必烈执掌漠南军事以后，对漠南的民事刑法，也予以极大关注。
其时，蒙哥汗新任用的燕京等处断事官牙鲁瓦赤和不只儿负责管辖漠南汉地的财赋司法。两人上任当天便诛杀二十八人。其中一名偷盗马匹的犯人，本已施杖刑而被释放。恰巧有人献上环刀，不只儿下令追回已释放者，亲执环刀而斩之。
忽必烈得知此消息后，严词指责道：“凡死罪必详谳而后行刑。今一日杀二十八人，必多非辜。既杖复斩，此何刑也？”不只儿听完，惊愕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还有一次，王府侍臣赵璧竟然敢在蒙哥汗驾前申斥燕京断事官牙鲁瓦赤以旧印妄请复用。还提议说：“请先诛近侍之尤不善者。”事后，连忽必烈都说：“秀才，汝浑身是胆耶！吾亦为汝握两手汗也。”
这些事情都充分说明，那段时期总领漠南的忽必烈与燕京断事官之间的关系，已经多多少少有些紧张了。
不久，依照蒙古帝国惯例，藩邸近侍孟速思也在忽必烈位下担任燕京行台断事官。
忽必烈远征大理途经六盘山时，许多地方官闻讯陆续赶来晋见，多为就自己“官资之崇卑，符节之轻重”，请求忽必烈开恩庇护。
只有延安路兵马使袁湘面陈本路军户困乏之弊并就之提出了相应的革除办法。忽必烈采纳了袁湘的意见，并给予极大赞扬。
而对其他官吏言私不言公的做法，一概责备训诫。
巩昌总帅汪德臣也来禀告新城益昌赋税徭役免除等事宜，忽必烈亦给予了批准。
如此一来，总领漠南的忽必烈在陕甘一带也留下了体恤百姓疾苦和秉公不徇私的好声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