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李世民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除了笼络天下百姓之外，还借用儒学来教化百姓，可谓煞费苦心！
道教在唐代以前虽然也盛行，但其势力一直赶不上佛教。武德三年，有一晋州人向李渊报告说，他在浮山县羊角山见到一位白衣老者，老者对他说：“为吾语唐天子，吾是老君，即汝祖也。今年无贼，天下太平。”听到此言，李渊顺水推舟，利用道教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他宣称老子为唐先祖，遣使去往羊角山立庙致祭，并将浮山县改为神山县。武德七年十月，李渊又到了终南山拜谒老子庙。次年，又亲往国子监宣布道教第一，儒家第二，佛教最后。道、佛二教盛行造成了社会弊端：寺院道观占据了大量土地，聚敛了大量财富，许多人为了逃避赋徭，纷纷出家当和尚或者道士；政治上，上层僧侣、道士可以随意出入宫廷，与内宫和大官僚们广泛交结，肆意活动；他们为造寺院道观，刻像写经，更是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一些有识之士都纷纷呼吁要求革除这一弊端。
太宗李世民与高祖李渊对于道教的看法一脉相承，他也将老子尊为唐皇室先祖，将道教地位摆在佛教之上。他曾说：“老子是朕祖宗，名位称号，宜在佛先。”太宗重复了高祖的一些措施，他一方面借此抬高李唐皇室的家世；一方面借机抑制佛教势力。但实际上，在他看来道教与佛教都是一样的，如果放任其发展起来，都不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在太宗李世民的心目中，需要效法的既不是佛、道，也不全是黄老无为之术，而是儒家思想。
两晋南北朝儒、佛、道并行，随着庶族地主的兴起，在中下层地主阶级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文人。至隋唐，儒学的地位又逐步上升。太宗一面批评佛、道的祸国害民，一面再三对大臣们宣称：“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他在重新确立儒学的尊崇地位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太宗没有做皇帝以前，便喜欢与士大夫结交朋友。即位之初，他在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又将原弘文馆搬到正殿之左；还精选天下文儒，充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值”，听朝之后，即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太宗打天下最先依靠的是骁武之士，到天下稳定后，便转而重视士大夫的作用，而注重文治。弘文馆学士大多为东南儒生。太宗深深懂得，守天下除了要有武功之外，还需要大量依靠地主知识分子阶层。为了培养更多通晓儒学的士大夫，太宗大力兴办学校。规定京师学校直接隶属于国子监，称为国学。贞观六年，在隋时所设国子、太学、四门、书学、算学等五学的基础上，又增设了律学，扩大为六学。为了充实国学的师资力量，太宗又广泛招集儒士，赐给经费，令他们到京师治学。又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增加生员三千二百六十员。国学的兴盛，还吸引了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地贵族的子弟入学。太宗也十分重视地方州、县兴办学校一事。在太宗这一思想指导之下，各地纷纷建立孔子庙。后来，还根据官员的建议在州县设立三献官，专门管理祭奠孔子一事。
在兴办学校的过程中，私学与国学并存。国学、州（县）学，都是官办的学校，明文规定主要招收大小官僚子弟。而这些子弟家世贵宠，并不以学业为重，真正深造成才的，少之又少。因此，官办的学校往往有名无实，白白的成为贵族子弟猎取官禄的途径。与之相反，民间私学则主要招收庶民子弟，随着庶族地主经济力量的发展，私学也兴盛起来。隋唐之际的著名人物如李密、杨玄感、窦威、王世充等皆入过私学。太宗的大臣如虞世南、张行成等也是私学门生，颜师古、王恭等人则兴办过私学。私学注重实用，讲授内容并不完全限于经学，兼及文、史及其他，文学如《昭明文选》，史学如《史记》、《汉书》，特别是讲《汉书》的很多。这正是庶族地主及新兴士大夫阶层在学术上的特点。私学的兴盛，为唐代培养了大批有作为的地主知识分子，这给唐代儒学及其学风的变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当时学术上学派各异，空气是活跃的，可以说，这与私学的兴盛有极大的关系。
从今天看来，太宗李世民既不信仰道教也不崇拜佛教，唯独尊崇儒学，在尊崇儒学时又不拘泥于经学及其章句之学，而是广采博收，兼收并蓄，鼓励各种学术、学派的发展，这种特点正反映了他在政治上讲究实用、励精图治的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