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天下和治理天下都需要大批的人才。太宗“唯才是举，任人唯贤”是对历史的继承和发展。太宗的用人之道使李氏家族的统治基础变得更加广泛，统治力量变得更加强大，为盛世“贞观之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太宗李世民非常重视人才，这一点使李氏家族的政权从根本上得到了巩固。一个新的政权建立之后，需要拨乱反正，面对的是百废待兴的局面，这就急需大批优秀人才共同治理天下。太宗李世民不愧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他以宽阔的胸怀、气魄和胆识，即位后知人善任，选择、提拔和破格任用了各类人才为李唐王朝服务。所入选的有识之士，大都发挥了他们的智慧，对唐初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们与太宗一同创造了“贞观之治”的盛世。
太宗李世民即位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稳定局势，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最高决策层。李世民在晋阳起兵和统一全国的战争中，收罗了大批谋臣猛将，逐渐组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政治集团。太宗征战南北所依靠的骨干力量是他作为秦王时府上的那些旧属，他登上皇帝宝座后自然还要依靠这些力量以巩固其政治地位。因此，在上层统治集团中，秦王幕僚占有一定的数量。但如果他还完全依赖秦府原有班底，就不能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势必会影响新政权的安定和巩固。为此，处理好各方面的问题，成为李世民能否稳定和巩固全国最高统治权的关键。
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门兵变中虽然杀掉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两人，但东宫和齐王府集团的残余势力还分散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在山东地区，他们有着较强的势力，这成为社会不安的重要因素。东宫集团的党羽及其武装力量，也有逃散在长安周围四处活动的。秦王府将领中有些人主张乘胜杀尽，并抄没他们的家。于是，秦王府中有许多人四处搜寻东宫集团的成员和兵将，争相捕杀邀功，这使东宫集团的人惶惶不安。李世民在尉迟敬德的提醒下，及时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采取宽大安抚和任用东宫属僚的政策，消除了东宫集团余党的对抗情绪，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李世民一方面下令禁止秦王府人员滥捕滥杀，一方面以高祖的名义下诏大赦天下，称“凶逆之罪”只是李建成、李元吉两个人，其余的人一率不予追究。赦令一公布，果然起到了很大的安抚效果。太宗李世民公开提出，东宫旧属是在为主子效命，都是忠义之士，并当众释放了散亡在长安附近的东宫兵勇。看到李世民如此宽大处理，很多人放下武器主动向朝廷投诚，有些人则躲起来不再参与政治活动了，长安附近的隐患随之迅速消除。玄武门兵变后，东宫集团想谋害太宗李世民的有数百人，都被他引置左右为近侍，此举深得舆论的赞扬。他们中最杰出的人才如王畦、魏征、韦挺等，后来都成为太宗朝的枢要大臣。由于太宗的宽宏大量、真诚信任，魏征尽心竭力，敢犯龙颜，坦荡直言，成为贞观时期最有作为的大臣之一。太宗选拔人才“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他的标准就是“唯才是举，任人唯贤”。凡是有才之士，他都不计较资历地位和亲疏恩怨，兼收并用，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对于自己的旧属和亲信，太宗也不滥加任用，而是量才授予官职。原秦王府有些旧属，对太宗的这种以德报怨、化敌为友的做法并不理解。
如何处理武德时朝廷的宰相，特别是支持太子和齐王元吉的大臣，成为太宗李世民面临的又一个难题。李世民亲政以后，要实施自己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得依靠和使用武德时期的宰相们——高祖李渊统治的中枢核心集团，他们协助李渊进行最高的决策，并将其施政方针推行到全国。太宗必须对这个集团进行调整和改造，逐步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心的核心集团。调整中枢核心集团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玄武门兵变刚刚结束，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也刚刚平息，如果将旧臣大批裁掉，进行大规模的调整，恐怕会引起政局的动荡，因此必须采取逐步解决的方法。李世民被立为太子时就已敏锐地意识到了中枢机构的重要，李世民命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长孙无忌、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率，程知节为右卫率，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并任魏征为詹事主簿。这样就形成了一套他自己的太子官属。这套班子以原来秦王府属为主要成员，也任用了原东官集团的人物，如魏征。当时，高祖李渊已经下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也就是说李世民已经掌握了军国大政的实际权力，那么此时的太子官实际上就成了李世民处理军国政务的决策集团。组建这个决策层就成为李世民整顿和改造高祖李渊中枢核心集团的第一步。身为太子的李世民于七月初加紧了对中枢机构人员的调整。七月六日以太子左庶子高士廉为侍中，右庶子房玄龄为中书令，尚书右仆射萧瑕为尚书左仆射，太子左庶子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右庶子杜如晦为兵部尚书，罢免杨恭仁相位。七月七日又以太子詹事宇文士及为中书令，封德彝为尚书右仆射；裴寂仍为尚书左仆射加司空；陈叔达仍为侍中。
太宗朝的宰相构成通过对中枢机构人员进行调整后形成了有别于高祖朝的特色，贞观时期的宰相班子与武德时期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高祖李渊的门第观念很重，他看不起布衣出身的朝臣，深为自己的贵族出身而得意。因此，高祖朝中枢层的人员基本上都出身于关陇贵族。比如裴寂、裴矩、萧竭、封德彝、杨恭仁、陈叔达、窦威、窦抗、宇文士及等，只有刘文静一人出身庶族。太宗李世民虽然也有门第观念，但他在青少年时期便了解到人民的疾苦，又经历过长期的战争，这使他接触并熟悉了下层社会并善于与各种人物交往，于是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个阶层的人才。这些杰出人才，既有世族出身的也有庶族出身的，如房玄龄、魏征等为庶族出身，长孙无忌、杜如晦等为世族出身。李世民所营造的这样一个中枢班子，能够广泛地团结地主阶级各个阶层，从而也扩大了统治基础。
太宗本着“唯才是举”的原则，只要能有才干为其所用者，他都兼收并用，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使他们在治理国家方面起了良好的作用。张玄素原出身于流外小官刑曹令史，被太宗任为太子左庶子等要职。张亮出身农家，贞观时官至刑部尚书，参与朝政。唐朝初年，承袭魏晋以来崇武轻儒的风气，官吏大都由武将充任。这些人虽是有功之臣，却缺乏处理政务的能力。太宗李世民认为，要实现天下大治，就必须选拔大批真正懂得治政方法的人才，充实各级政权机构。因此，他处处留心访求有才之士，一旦发现就会破格提拔重用。而对那些推荐人才不积极的大臣，则加以严厉批评。太宗用人在地域方面基本上克服了“关中思想”。本来，太宗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不能不受西魏以来“关中本位”思想的影响，但整个贞观时期居相位者二十五人，不是关陇出生的共十八人，占总数十分之七还要多。其中，山东的寒族地主出身的人占多数，如魏征、戴胄、侯君集、马周、张亮、李世勋等，他们多数卷入过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洪流，在山东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对这一地区复杂的社会问题有较深刻的认识，政治上富于革新精神，敢于当面指出和纠正太宗的错误。江南地区的寒族地主，如刘洎、褚遂良等，也是敢于直谏廷诤的人物。
太宗李世民坐拥天下，作为一个优秀的帝王，他深谙用人之道。他知道，想要管理好国家，安抚好百姓，不是要亲自去做各种各样具体的事情，而是要将合适的人选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使他发挥作用。这便是领导者之道，李世民正是把握了这一点，才有了被后人称道的“贞观之治”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