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回顾你脚边的黑影，
请抬头望你前面的朝霞；
谁爱自由，
谁就要付予血的代价。
茶花开满山头，
红叶落遍了原野；
谁也不叹息道路的崎岖，
我们战斗在茅山下。
一
周俊，中学生，那长而瘦削的年轻人，从乡长的屋子里匆匆地跑出来，在拥挤不堪的人群中听到郭元龙的凶恶的叫声，他心急得要死，脚步都有些紊乱，天已经很冷了，他的背脊还是出着汗。他故作镇静的一步一步很沉重，很吃力的走，不时把面庞猛扑在旁人弯曲而突出的膀子上，把整个脑袋都震得发晕。他丧然地、困惑地走到郭元龙的面前，看着郭元龙结实而英武的坐在一张矮凳子上，让许多的人：中队长谢伟谋，分队长彭杰，以及来自各方的队士们团团的围着，这些人越是靠拢他、越是显见沉默，在最外层的人发出的声音都低扼至几乎听不见。
“参谋长！参谋长！”
他们叫郭元龙参谋长。
天委实很冷了，月亮的白色亮光凛然地照临在禾町上，屋顶上，以及南边池岸的白杨树上。高高的天体蕴蓄着深度的冷气，令人们望着它牙齿打战，浑身发抖。周俊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挤进了郭元龙周围的圆圈里面，一个顽强的难以突破的圆圈表示了对郭元龙所怀抱着的一个新的高度的信念，周俊相信。但郭元龙必然因此而引为骄傲，郭元龙原就是一个骄傲的家伙！周俊这样对自己说。
郭元龙已经开始在分析敌情，他指出敌人必然大举扫荡的企图，摹拟着敌人进攻的路线和方向，很有自信地像看到了似的摹拟着。他鼻子稍微向上翘起，眼睛深陷，瞳仁收缩到几乎看不见。当他的话得到一个小小的结论的时候，他的闪电一样的目光就发出一种威力去镇慑众人，叫他们突然陷于一种惶惑不能自主的骚乱。
分队长彭杰，那木匠出身的高大的中年人像做了郭元龙最亲信的朋友似的站在郭元龙的身边。他穿一件褪色的日本大衣，用皮带把腰束得很紧，两只手掌交叠着搁在那短而破旧的日本马枪的枪口上，修长的背脊稍微弯曲着，目不转睛地注视郭元龙凶恶可怕的面孔，他尊重郭元龙，爱惜郭元龙，仿佛郭元龙是他自己所有的一样。
“你能够懂得日本人这一次出的是什么诡计吗？”他带着很钦佩的口吻对郭元龙发问，“如果今日到达九里的日本骑兵就一直驻在九里，又怎么办呢？”
“什么？彭杰同志你刚才不曾听见么？我什么都说过了。如果到达九里的日本骑兵，就一直驻在九里，又怎么办呢？如果敌人这次的进攻并不止西旸一路，宝堰、直溪桥以及珥陵的敌人也正是眯着眼对我们望着呢！如果到达九里的日本骑兵是敌人预先安下来的耳目，是一种侦察的性质，他们的分进合击还在后头。他们拷问了九里的市民，用鞭子，用洋油灌他们的鼻管，这样从他们嘴里得到关于新四军和延陵常备队的消息，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又怎么办呢。”
郭元龙比一切随便什么人都懂得更多，他能够把从各方面得到的零碎的消息一点点的累积起来，就从中迅速地加上自己的判断，然后传达给别的同志，令人听来要比原来都更确实，更可靠些。
郭元龙于是分配了他们的任务。
彭杰心满意足的走了。
郭元龙从那矮凳子上站立起来，非常舒适地摆动着两手，叫周围的队士向两边分开，群众窃窃私语的声音逐渐的升高起来。
“日本人的大扫荡就要开始了！”
“参谋长怎样告诉你的呢？他说的叫你受惊了，是不是？唉，我的小宝宝！”
“算了，算了，大家都一个样，这一个不会比那一个更伟大些。”
群众慢慢的散开去。一种紧张而令人忧郁的空气像铅块似的沉重地紧压在心头。凭着紧张而激发的情绪，人们悄悄地一再从一种孤立无援的情景中把自己唤起，一再把自己的意志坚定起来，用单薄而缺乏锻炼的灵魂去正视将必到临的严重的战斗局面。
莫回顾你脚边的黑影，
请抬头望你前面的朝霞。
从那慢慢地散开去的人群中，发出了低微的歌声，仿佛散播着轻淡的忧愁，令人幻梦似的从那凛然的空气的紧压下得到片刻的解脱和安慰。
谁爱自由，
谁就要付予血的代价。
茶花开满山头，
红叶落遍了原野；
谁也不叹息道路的崎岖，
我们战斗在茅山下。
“够了，英雄们呀，现在就出动了吧！”郭元龙一派洋洋得意的样子，他用一种温和而热烈的声音这样叫，“…周俊同志，原来你是躲在这里，我怎样都不能把你喊出来，怎么样？你很胆小吧？我什么都计划好了，队伍马上就要出动了。但是我还要给你一个任务：你马上就出发，目的地是我们司令部，你的任务就是带一个报告到司令部去。嗯，这样说，你什么都清楚了，那么，你的笔，本子，都拿出来吧！”
周俊默默地听从着，他蹲下来，用电筒小心地照着，靠着膝盖上开始在写。
“今日下午四时半，”郭元龙说，“敌人骑兵一百二十余，从西旸到达九里。写吧，就这样，这是敌人预先安下来的耳目，是一种侦察的性质，他们的分进合击还在后头。他们在九里庙挖枪眼，有预备据守的模样。依据香草河方面群众的报告，在黄昏的时候，黄土庄桥发现了敌人的八个哨兵，当然都是一样的骑着马……”
月亮的白光泛着浅绿，周俊垂着头，默然地无灵魂地跟着通讯员的背后走。通讯员，那中年男子的黑灰色的影子仿佛要突然消逝了似的浮幻地在他的眼前十分尽着戏弄的作用。周俊低低地叹息着，他觉得什么都莫名其妙，什么都不能了解。而郭元龙的凶恶的面孔——那骄傲的家伙……这些对于他都无异是给予了一个总的否定：他开始觉察到自己的低劣与无能，在郭元龙的面前除了发见自己的弱点之外可以说一无所用。
通讯员喃喃自语着。他告诉周俊关于黄土庄桥那八个日本哨兵的消息。
像一个小孩子似的兴高采烈地怂恿周俊到桥的附近去打枪，最后把周俊带进一间卖炒米糖的草蓬子里。
“在这里歇一歇吧！”通讯员说。
周俊疲困地、狼狈地倒在土灶边的草堆上，闭着眼，把身体缩成一团。
“你冷吧？”通讯员从路上保持下来的兴高采烈的情绪不稍低减，他关切的问，“你饿了？弄两碗团子吃吧。你吃不吃团子？”
周俊勉强地点了点头，随即剧烈地呛咳着。他要那卖炒米糖的老婆子给他一支洋火，因为他是外省人，老婆子一点也听不懂。
通讯员低低地哼着，学着服务团同志的抑，扬，徐，疾，有节奏的调子，随着那调子给周俊一支卷烟，他的有节奏的手简直是在跳舞。
挂在壁上的洋油灯摇摇欲灭，间或一阵寒风带着辽远而悲戚的狗吠声从那破烂的门缝里吹进来，令人冷得发抖。周俊丧然地吸着烟卷，每一次口里喷出烟来，每一次使自己紧张着，眼睛锐敏地然而绝望地凝视那豆大摇摇不定的火焰，半声不响。
停了一会，他用一种矜持的颤抖的声音对通讯员这样问：“同志，你认得郭元龙那个人吗？”
“郭元龙……”通讯员回答，“我们的参谋长怎么不认得呢？怎么样，他很坏吗？不怎么坏吧？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家伙……”
“…我怀疑这个人，我害怕他，”这末后的一句声音很低，至于几乎听不见。
接着周俊又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家伙，是的，他参加过三年游击战争，他的身上有七个伤疤，打仗，他是一个能手，但是我怀疑这个人，我害怕他。同志，我是刚刚从学校里出来的，我怀着满腔的希望，希望自己在战斗中也锻炼成为一个有用的东西。但是我现在已经开始发现自己完全失去了作用，失去了一切能力；战争没有我的份，我变成了什么都不懂，变成了废料！这是什么缘故呢？同志，这样说，你能够听得懂吗？”
“我不大懂得你的话。我知道你和郭元龙同志的意见不合。”
“没有这回事。”
“你和他发生了冲突。”
“你一点也不了解我，你完全说错了！”
“我觉得我们革命同志应该团结，不要闹脾气，你应该和郭元龙同志赶快和好。”
“不，不，完全不是这回事！你的话对于我简直没有半点意思！”
第二天的早上，大约八点钟的时候，他们到达了司令部。
昏浊的太阳光软弱地照着那波浪式的起伏不定的山岗，句容南乡的富于战斗意味的村落，错落地和苍翠的松林混杂在一起，在山岗与山岗间的罅地里隐蔽着、潜伏着，或者峨然高据在山岗之上，仿佛突然地随风而起，升腾到山岗的高处，而以雄健的姿势俯瞰全境。天更冷了，北风骚乱地刮过山岗，冲激那苍翠的松林。苍翠的松林在远处成为黝黑的散乱而交叠的碎片，在北风的冲激中，阴暗地、忧郁地显出不明的深远而渺茫的色调。东边二十五里远，被北风卷起的尘雾，晕濛地、薄薄地掩蔽了茅山高傲、爽朗的峰峦。
离开了昨夜紧张而激发的情景，离开了郭元龙，周俊，那脆弱的不堪一击的年轻人仿佛恢复了固有的热情和勇武，忘记了疲劳，忘记了其他，元气十足地有礼貌地与别后数月又于今天偶然重见的同志们握手，问好，而且恋恋不舍，至于“同志”和职位的称呼都不能使自己满足，而必须深心地叫之为“朋友”，一间阔而光亮的房子。
左边壁上挂着大得要命的五万分之一的战区的地图，靠近写字桌子那边，又是一个比较小的江南敌人据点兵力分配图。公路、铁道、河流、封锁线、交通网，把茅山地区划成了棋盘格子，敌人的据点星罗棋布，排成了很密的梅花桩。扬子江像一条被猛力敲击的又粗又重的镣铐，痉挛地卷旋着、寸断着……新四军，布尔塞维克所领导的小小的队伍，以游击战争的飘忽、淡然的姿影，带着热炽如火的战斗冲动，在那棋盘格子与梅花桩之间，千百次的往复不断的回磨、穿插。就在这地图上面，普遍地写着“我军袭击五次以上”“兵车颠覆”“桥梁爆破”“日本守备军六百四十名全灭”“伪军反正八次”“伪警个别反正十三次”……等等红色的胜利的记号。而在接近窗口那边，在另一个江苏全省的地图上面，敌我盘旋，烽火漫天的茅山地区，竟是突然地缩小，小到一个指甲片子都摆不上去了。谁都知道，顽固派是不准这地区扩大的，而且要把它缩得更小，他们以十万大军占据着广德、郎溪、高淳一带的地区，占据着整个的黄山山脉和天目山脉，到处制造磨擦，捕捉新四军的通讯员，袭击没有武装掩护的新四军的工作者……顽固头子总指挥冷欣在装腔作势的说：“和你们新四军一道，事情总是不断的发生，你们还是去远一点吧！把你们的司令部搬到瓦屋山上去吧！”十万大军蹑手蹑脚的躲在新四军的背后，等候新四军什么时候从敌人的手里夺回来政权（以政权归返人民），他们就吞食这政权，为的政权应该从那个剥削者交回这个剥削者。然而新四军战斗着，千百次的往复不断的回磨。于是就在那对面的壁上，像商店里陈列他们高价的货物似的炫耀着，有意夸张地挂着无数的胜利品：军刀、日本旗、望远镜、掷弹筒，有三角皮盒子的拳铳，以及装着自动枪刺的漂亮的日本马枪……
外面，苍翠的松林，遮着天空，掩蔽着整个村子，饥饿而力乏似的、阴沉地、悠久地在北风的冲激中发出吼叫，长长的红脚草和松针的浓烈的气味到处交流……
生活在这个房子里的司令员，学生出身的年轻而壮健的四川人，从十年战争，三年游击战争中锻炼出来的老布尔塞维克，那惊心动魄的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他已经成为一个单纯的概念式的人物，他的坚定的眼睛给予人们一个单纯的概念：清醒！一点不能懈怠！时刻的警觉着！看来，他的影子是辽远的，辽远得几乎不能辨认，辽远得变成了小的黑点，像一只鹰，在句容、京郊、镇江、丹阳、金坛、溧水，在整个大江南北战区的高空中飞翔着，精细地从百仞的高空把地上的松鼠和落叶都加以判别，找寻袭击的目的物，袭击它，和它发生凶恶而可怖的战斗；他的正确的领导使一个战士当伏在草莽中还感觉着他的热的视线的迫射。而另一边，那飞翔的鹰，他要谨慎地防备着从背后，从黑暗中射来的阴谋的猛箭。
丢开了手里握着的笔，他站了起来，离开了他的写字桌子，他穿的是一件有着风帽的昭和式的簇新的日本大衣，嘴边衔着烟卷，一只手摸着大衣上金黄色的发亮的铜钮扣，在房子里踏着阔步乱踱着，等待周俊的发言。
周俊把报告交给了他。
他接了报告，随即用高兴的欢迎的调子，一字一句的诵读起来。
“今天下午四时半，这报告是你写的吧？”
停了一会，他又一字一句从头开始的诵读：今天下午四时半，敌人骑兵一百二十余，从西旸到达九里，不！不，同志哥，从南镇街经过许塔山，然后到达九里，而且只有八十七匹马。这是……
一种侦察的性质，他们在九里庙挖枪眼，有预备据守的模样。那里！那里！
“他们就要走的。没有别的吗？那边的常备队怎样了？很恐慌吧？”
“没有。”周俊回答，“那边的常备队很好。最近洗刷了几个坏蛋。”
“郭元龙怎么样？他叫你回来干什么？就是带这报告吗？他把你当作通讯员一样只是带信。你告诉他，以后不要这样动不动就叫你回来。你们按照决定的计划去做吧！最近没有什么要来问我的，我也不要看你们的报告。你这样告诉他吧！还有……”
他把烟尾挟得很扁，用力地从嘴边摘开，抛在地上，小心地踩灭那火末，他的声音在那凛然的肃静的房子里重压着，萦回地作着缭绕，沉默都不能把它驱散……
北风骚乱地刮过山岗，冲激那苍翠的松林，苍翠的松林又开始了它阴沉，悠久的呼喊。
“为了加强茅山以东的工作领导，”他继着说，“你们那边必须成立工作委员会，由郭元龙、你、林纪勋三个人组织，书记是郭元龙，你告诉他要马上召集开会。我给他一封回信吧。”
他坐下来开始在写。
“就这样，”他把回信交给周俊，“吃了中饭就回去，路上怎么样？”
“路上完全没有问题。”
“那很好。”
二
周俊从司令部回来的第二天，郭元龙就把他派到九里方面去郭元龙把九里最初的三个青抗会的领导人介绍给周俊，他们的名字是黄荣新、陈炎和朱雅。
周俊第一次和黄荣新见面的时候，黄荣新请周俊在哥哥开的馆子里吃喂喂（一种很好吃的贝类）。
“人类有什么聪明呢？”黄荣新的哥哥，那小饭馆的老板殷勤地眨着红肿的双眼，满口喷着酒臭，他用一种悲切的调子这样说，“我读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晓得世界上有一个声誉显赫的农家子叫华盛顿，是一个创造世界文明，推动人类向上的人物。先生，据说这样的英雄往往是从一个茅蓬子里生出来的呢，并且我相信有这么回事！可是人类的聪明也不过如此：那只是在书本上记载一下，写一写，说是有教育意义云云，其实都是一些骗人的鬼话，像这样的英雄原来在世界上就不曾有过，倒是日本人到九里街上来的时候，他们捉鸡、杀人、找花姑娘，谁也比不上他们的威武。”
他发脾气似的叱责他的女人，那面孔像柿子一样又红又肿的老板娘，叫拿更多的喂喂来。接着举起了一大碗的酒，用一种半睡眠的朦胧的动作简单地默默地作一回礼让，于是有五十秒钟的时间把那阔大的面孔完全浸溶在酒碗里，幻梦地发出痛苦的呻吟。
他对他的女人作了个鬼脸，凶恶地发出命令来，用力地抓住她的头发，重重地殴打她，举起满是青筋的手没命地敲击她的后颈。
“现在说吧，说‘饶饶我’吧，像那一天给日本人抓住一样，说出那样不要面孔的话来！”
“饶饶我……饶饶我……”
“你这个贱胚！”
“你放了我，你放……”
那小饭馆的老板放了手，于是拍拍周俊的肩膀，很抱歉似的对周俊解释着：同志，我就是要这样的来处罚她，是的，处罚她，我是每天都这样处罚她的。
“是的。”他继着说：“我每天都要重重的打她一回。为什么？我告诉你，这个贱胚，这个不要面孔的东西，前一次日本人到街上来，她给日本人抓住了，从此以后她就低下头来，就连我也跟着低下头来。”
说着，他挥着手，叫他的女人到别的看不见的地方去。他好像发了一个疯痫，此刻正复了原，随即很有礼貌地和周俊握了握手说：“我这个人是很爽快的。我处罚了这个女人，并且有你先生在座，作我的见证（证明他已经从被污辱的情景中挽救出来了！）——这就是我最大的荣幸。”
于是头也不回的走他的去了。
周俊很激动地对黄荣新提议，最好叫他的哥哥去参加抗敌自卫队。
黄荣新衰疲地摇着头，淡漠地这样说：“随他去吧，这疯鬼，不要理他，在我们九里没有一个会相信他的。”
黄荣新把他哥哥的胡闹搁在一边，他报告周俊关于九里青抗会的工作情形，着重赞扬青抗会——他自己所领导的歌咏活动。他驼背，瘦长，镶一个金牙齿，一对窃贼一样的狡猾的眼睛装着商人的伪善，有时候垂头丧气，悲哀地叹息，像一条死蛇似的使人厌恶和怜悯。饭馆里潮湿而油腻的地上爬着无数的水虫，太阳光从盖满灰尘的窗纸透射过来，黯淡地照在屋子里的地上和黑的桌板上。黄荣新于是给周俊介绍了他的一位叔父。他的叔父名叫黄南青，在上海念过大学，而且当过了警察，现在是九里镇上谁都知道的一位有地位的绅士。
下午，天下着倾盆的大雨，粗大、密集的雨点猛击着屋顶和外墙，像河水似的发出吼叫。单薄、败坏的房子微微地发出颤抖，用一切的力气排除容积在屋顶的水量。天气骤然变冷了。间或一阵更大的密集的雨水像驰骤的马似的在屋顶上奔过，使屋顶的瓦片发出异样的响声，从瓦缝里落下来的潮湿的尘土，混着水沫，带一种令人窒息的气味充塞着整个屋子。
黄南青先生穿着黑灰色的破烂的棉袍，尖头，小颈，不戴帽子，灰白的头发稀疏地直竖着，耳朵短而带三角形，面孔瘦黄。他每天要用三块钱以上的鸦片治疗疾病。
黄南青先生说：“如果今天不提到在我们九里镇上做出一番大事业来，那么什么都用不着讲，否则的话，我们却不能忘掉一位杰出的人物。这是一个什么人呢？如果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就用不着去探究他的底蕴，在我们九里，要探究一个人的底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我们九里，随便什么人到来看看，都要觉得复杂、纷乱、茫无头绪，谁如果想要把它改造一下，谁就要觉得头痛，甚至说不定要碰破鼻子，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原因是简单得很的。在我们九里，什么事情都已经有人在做，并且都已经做得很好了……这不但现在是这样，而且将来也是这样，脚底下踩着别的人，或者自己又被另一个人踩在脚底下，都是舒舒服服的过着的。就每天每人的收入来说，什么人应该拿五毛，什么人应该拿一块，或者什么人应该赔钱出去，都是用天平称好了的，谁也用不着论争，谁也不会怪谁。当然，人是不能没有好坏的，一个好人和一个坏人在一件事情上发生纷争，结果谁得谁失，正像冥冥中的主宰，可以决定全九里的运命……”
黄荣新坐在他叔父旁边的凳上，热心、诚恳而毫无成见，用一种坦然的态度尽可能帮助周俊。只要遇到一个难以理解的题目，不管是一个人名、物名或者村落的名称，都要使周俊能够立即透切地加以了解，并且他是那样善于忍耐和等待，只要有一个适当的时候，他就对周俊作关于九里的某种问题的珍重的说明。
雨下得更大了，天色都变成昏暗。周俊疲乏地倾听着，在一种令人困倦的情调下继续着和那绅士的谈论。当周俊提出意见的时候，黄南青先生平静地半声不响，紧闭着嘴唇，合着双眼，用叱退一切骚乱、惊扰的庄严的沉默，在那破烂的黑而发亮的安乐椅上像一具死尸似的静静地躺着。周俊的发言显见琐碎、繁冗而缺乏宗旨，从那绅士的议论中他只得到关于九里的一个难以理解的复杂的印象，这使他仿佛受了打击似的感到一阵阵的头昏。
周俊对黄南青先生提出了关于抗日的问题，黄南青先生仿佛已经厌烦了自己的说话，他像指点一个路人到河边去喝水似的冷冷地说：我介绍你去找李孝良吧！李孝良，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人。组织抗敌会，减租减息，破坏桥梁等等的事情，都可以找他商量。如果日本人来了……
唔，也可以去问他，他是有办法的。对付日本人比对付一个九里人容易得多，日本人有时还可以骗一骗他，可是九里人你就是要骗他也骗不了，所以我劝告你们新四军的同志，最要紧的是要和九里人说真话，比方就减租减息来说，种田的人得到了利益之后和抗日有什么关系？种田的人如果舒服了，九里会不会造成旺盛的赌风？田里是不是还有人去拔草？并且种田的人就是得到了利益，也不会就相信你们的，特别我们九里人不会这样轻易的去相信人……
周俊开始懂得对一个人抱着一种高傲和轻视，从这高傲和轻视中他感到一种新鲜无比的快乐。用光耀的傲慢的目光居高临下的去俯瞰一个人的灵魂，而对之加以透视，这使他发生出一种愉快的心理来。然而从一个混蛋的身上去找出一点好处来是要得的，而且工作所需要的正是一点好处。在统一战线中周俊有这样的一种惊喜的灼见。他相信，只要有这样的一个适当的，具有特殊条件的人物在眼前出现，就会在工作上取得许多便利，就可以在许多的道路中去找出那最短最便当的捷径来。
他驼着背，显得有点懒散和疲乏，和李孝良——那绅士所推荐的杰出人物——相欢相得，亲昵地、肩并肩地在那高高的河根上走着。他愉快地吹着口哨，分析目前的政治形势，开始对李孝良作着鼓动。他热心地在自己的论述中提出了许多问题，同时解答了那些问题。遇到那潮湿泥泞的罅隙地，就耸着上身，跨着长脚，像小孩子似的作着快乐的一跃。李孝良，那稳重、有见识而且有礼貌的少年人，穿着大成蓝的袍子，长长的头发顺其自然的向两边披，显得聪慧、洒脱，带着三分的才子气，像小姐似的珍重着自己的一笑一颦。他告诉周俊，有一次从宝堰来的日本人占领了他们的村子，他能够很简单的对他们使用一些日本话，而且非常慎重地小心地注意日本人在谈话中的语意，发见他们中间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和善、诚挚的友情，日本人曾经慎重地说明，如果他们杀人不遭受反抗，他们是会发出一种无限的原宥来的，他们已经原宥了不少的中国人。周俊诚恳地然而不客气地指出他的说法的错误。他丝毫不作任何辩解，只承认自己对于一件事情看法的不同，而他对周俊所怀抱着的浓烈、亲切的友谊却始终不稍变改。末后他告诉周俊，他有一个哥哥是“共产党员”，在上海的巡捕房里当一个探目，他知道上海共产党活动的一切情形，并且抓了很多的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和他个人之间曾经发生了很小的误会的缘故。
李孝良在九里买了猪肉和喂喂，把周俊带到九仙他们的家里，和他的母亲、妻子一道，诚恳地客气地招待周俊。要周俊到楼上去参观他的新婚的房间，那里有檀木的高大的衣橱、图画、风琴，灵巧的歌唱的百灵鸟、坐立不一的各种肖像和玻璃镜子……又在母亲面前把周俊作了简单的介绍，示意给他的母亲，叫对着客人诉说当年他的父亲——一个廉洁而有盛德的县长如何被他的仇敌狙杀的故事，孝敬地侍立在母亲的侧边。母亲则在这时候尽情而悲切的哭泣，眼眶里籁籁地落下泪来。
周俊征求李孝良对于九里的抗敌工作的意见，李孝良带着怀念父亲的深沉的悲哀，凄然地这样说：“没有一个人愿意过问九里的事情，他每天看到九里，每天想着九里……怎样把九里变好一些，结果呢，只有我自己弄得心劳力拙。而九里街上的复杂、纷乱，竟是自然而然的造成一种生气勃勃的繁荣的气象，为日本人占领的城市所不及，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南京失陷以后，大陆公司和茅麓公司打起来了，把九里做他们的战场；从南京败退下来的广东人，他们在这里落籍，买田地，娶老婆，并且互相的残害；延陵给日本人放火烧了，倒了很多的房子。九里比延陵烧得还要早，在九里放火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自己。自然，到延陵来的日本人是很凶的，可是有一次日本人也到九里来，到九仙来，在我们这里，日本人只是对人们说说笑笑。日本人走后，我们到处看看，的确，连一根木板都不曾拿走我们的，足见日本人虽然坏，可是在我们九里人眼中却有另外的看法，我们九里人的看法和延陵人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
晚上，周俊歇在黄荣新哥哥的饭馆里。黄荣新又请周俊吃了很好的饭菜，周俊变得脾气很坏，他好几次想把黄荣新和其他的人们都痛骂一顿。
而当他想到从今日起要和这些混蛋家伙一道去负担起抗战的大事业来的时候，就痛苦得不能入眠。
隔着一重芦苇做成的墙，小饭馆的老板伴着他的女人在那屋子里洗澡。
他沉重地用拳头把她殴打，两个人一块儿哭泣着，饭馆老板的哭声很粗，像拉锯一般的抽搐着；有时候这哭声突然发出一种爱慕，仿佛对女的作着亲切备至的环户，至于使他的哭声也变了……直到两个哭声都完全静止下来之后，就听见用手轻轻地在浴盆里拨水的声音。
过了一会，饭馆老板用一种滑稽的调子这样唱：
……到了明天的清早，
我一个人走下茅山。
他压缩着嗓子，把声音弄得又尖又哑，有时候像遭受了猛力的一击的狗似的从鼻子里发出败破的二弦琴的声音来。
茅山的日本鬼子对我说，
——请到顶公来呀，
吃吃罐头，做做和尚，
高兴的时候就把枪口对着九龙坞，
砰——放他一枪……
他边唱边踏出那屋子，欢欣地走来敲周俊的房门。
“那小鬼在这里吗？”他低着声音，完全变成了沙哑。
“他已经走了，”周俊回答，“他不睡在这里。”
周俊开了门，让饭馆老板走进来，并且拉着他的手表示欢迎。
“同志，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可是等了很久，都等不到和你说话的机会，你知道我的弟弟是一个什么人呢？那鬼东西——你这样信任他，是要吃亏的。”
“可是你为什么这样疯疯癫癫的样子？你是不是可以变冷静些，用正经的话告诉我？”
“喔，我疯么？我一点也不疯。我的弟弟告诉你些什么呢？”
“他总是在我的面前推崇你的叔父……”
“不错，他依靠那老鬼过活的，他希望能够让他的叔父当理事长呢！那老鬼吃了我的东西不少了，又叫那小鬼来偷我的钱，还有呢，他有没有在你的面前骂我？”
“骂的，他骂你是疯鬼！”
“他骂，他怕我和你亲近，他知道我会倒他的台的。”
“他为什么和你弄不好呢？”
“这说来长呢……他帮助那老鬼去勾结日本人，把日本人引到街上来，占据了我的饭馆，把我的锅都敲碎了，又奸淫了我的女人。”
“现在他们和日本人还有来往么？”
“他怕死，不敢到宝堰去，日本人有时认不清儿子，会向他开枪的。”
周俊很同意他的说法，笑了笑。分给他一支烟卷。饭馆老板亲热地把烟卷吸起来，他神采焕发，双眼晶亮。
“明天就要开会了，”周俊说，“抗敌自卫会要改选，要换掉那姓杜的家伙。我正为着这事情苦恼，在九里，除了那姓杜的坏蛋之外你知道还有什么人呢？”
“没有，简直没有一个好东西，他们许多人都是半斤八两，我们九里人不会比别处人傻，我们知道他们的底细，这些人都是恶鬼！”
“那么为什么你们自己不起来呢？”
“我们自己？唔，这是不行的。我们有什么呢？我们也不是英雄好汉，我们立不出章程来，我们只会胡搅……”
“你错了，英雄好汉正是你们，在明天的大会上，你，还有别的人，都叫他们来吧，叫他们都起来说话，他们反对什么人都可以说的，这正是老百姓说话的时候呢！”
不，这是不行的，如果是这样，老百姓会连那开会的地方都不会去的。
我们有什么好说的呢？老实告诉你，我们要不然就当土匪去，当土匪，是的，当土匪是很好的，我们有什么要向他们说的呢？要不然，岂不是一样的每天进进澡堂，上上茶馆，马马虎虎的过日子算了……
那饭馆老板起初进来的时候表现得很好，可是在谈话中间慢慢的也就变得狡猾起来。他会怪异地嘻嘻的笑着，或者紧闭着红肿的双眼，默然地半声不响，像在弄什么鬼，他的冒冒失失的变幻莫测的表情起初给人一种空虚的感觉，可是慢慢的又会令人对他发生一种爱好。他好像乘兴而来，败兴而去，最后竟是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溜出了周俊的房门。
他边走边唱：
……请到顶公来呀，
高兴的时候就把枪口对着九龙坞，
砰——放他一枪……
我笑着——回答那鬼子：
——多谢，多谢，
你还是守你的顶公，
我还是上我的茅山，
我们两个眼对眼的望着，
（哼，你不要太凶了呀！）
我们还是讲和的好呵……
要不然——
隔着那芦苇做成的墙，周俊清楚地听见。他叹息着，又开始对他的女人发出詈骂。直到很久之后，周俊在梦里仿佛还听见他的声音，他好像又在哭，并且怀着更大的仇恨。
改选开始了。这已经是周俊到九里来的第五天的早上。
在统一战线的整个斗争过程中，期望着一次改选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把工作的前途寄托在改选上面，因而孜孜于在人群机械地去辨别善恶，幻想着从千百个坏蛋中去找出一个杰出的人物来，把革命的重任付托给他……
这一切都弄得很糟，就连改选这事情本身都是糟透了的……
周俊以丹、句、金、镇四县抗敌总会的特派员的资格来出席这改选大会，这改选大会在九里的季子庙举行。
全九里的乡、保、甲长、村的抗敌会、学校的代表都到会了。季子庙拥满着九里的市民。李孝良、黄南青都到会了，还有九里的镇长……只有抗敌会的主任理事杜荣秀先生不曾来，听说杜荣秀先生是病了。
在季子庙东边的一间茅蓬子的门口，黄荣新的哥哥，那饭馆老板把周俊拉住了，他秘密地严重地对周俊这样说：“今天九里的老百姓说不定会做出一件事情来的……”
“什么事情呢？”
“…我们都说过了，我们必得给杜荣秀那混蛋吃一些亏。杜荣秀那混蛋带的自卫队都不是好家伙，在九里街上大摇大摆走着的人都不是好家伙。”
“你搅鬼？”
“是的。你明白我们九里人说的什么话，九里人不是傻瓜，九里人是顶会搅鬼的……”
他狡猾地嘻嘻地笑着，像一个奇怪的黑影似的隐身到茅蓬子对面的狭巷里去了。
开会的时间快到了。群众来得更多，把季子庙拥挤得紧紧地。周俊驼着背，满头是汗，一来一回的在主席台上跨着他的长脚踱着。他失悔这个改选大会召集得太快了，一切，一切都没有准备好，在上层统一战线方面，他如果单纯的给予杜荣秀严厉的打击，这有什么意思呢？结果杜荣秀给打垮下来之后，又是第二个杜荣秀起来代替了他，那么他就只能够在这个小派别的纷争中可怜地尽了锤子的作用。在下层群众方面，他们是起来了，可是也只是到会场里来玩一玩，看一看，在他们的眼中，周俊还不过是一个特殊的、超等的、新鲜有趣的人物吧了。
“现在好了，九里来了一个‘有权力的人’。”
“他会拿出主张来的。”
“杜荣秀哪里去呢，这混蛋……”
“要请他出面才对呀！”
群众平静地很能够守秩序似的，然而非常严重地保持着缄默，虽然他们之间还免不了要交头接耳。他们仿佛在作着一种欣喜的等待，他们决不使自己发生任何骚乱。在季子庙的门口徘徊着的人，兴奋地、趾高气扬地走到南街，走到东街，又回到季子庙来，带来了更多的人，把季子庙拥挤得更紧了。
他们听到说，那“有权力的人”是专为解除九里市民的痛苦而来的。
……九里的市民处在从宝堰方面开出的日本兵直接的威胁底下，而又为那些维持治安作借口，实则盘剥、抢劫、不务正业、蛆群一样生活着的人们所穿蚀。这些人把持着地方的政权和武装，自成为一个法庭，在自己的家里附设牢监，他们压迫市民，随意的把一个人拘捕，给他镣铐或者更重的蹂躏。
同时他们彼此也互相弄鬼……现在好了，九里来了一个“有权力的人”。
这权力寄托在一个人的身上，他要对所有的混蛋执行一种惩罚，令人们欢快、满足，从而便于他自己重又无忧无虑的走进茶馆，走进澡堂，把日本人的杀戮，汉奸亲日派的横行，绅士流氓的盘剥、抢劫摆在脑后而置之不闻不问。
群众厌恶抗敌会，厌恶青年团体——因为他们厌恶与这些抗敌会并存的许多穿蚀人民的混蛋。
在南街的一间食物馆的门口，有一个市民殴打一个青年抗敌会的会员，这就是黄荣新的哥哥，那冒失鬼，他殴打和黄荣新一道走的那个小家伙，黄荣新的友人。
那饭馆老板唱着歌，张着阔大的肩膀，把那小家伙撞倒在地上，而且野蛮地踢了他一腿。
饭馆老板昏蒙地着红肿的双眼，两手交叉在胸口，镇静地看着那小家伙从地上爬起来，而且等候着当他爬起来之后又要做些什么事情，同时唾骂着黄荣新：“哦，看你这样子，快当理事长了，人家会选举你的，你这个不要面孔的东西！”
黄荣新狡猾地很快地溜到别的地方去了，可是他带来了好些个自卫队。
自卫队严重地把饭馆老板抓住了，反剪了他的两手，用鞭子鞭破他的脸孔。
黄荣新对着自卫队这样说：“你们把他带到杜荣秀先生那边去吧，杜荣秀先生今天手里还有权力，我是拥护他的。你们告诉他，这是黄荣新的兄弟，一个讨厌的疯鬼，你们要把他监禁，要把他吊在脊梁上，都可以的。”
另一个市民夺下了自卫队的步枪，而且用斧头砍坏了被缴械的自卫队的手。别的自卫队开枪了，赶走了那夺枪的市民。在纷乱中，有三颗子弹一同射中了饭馆老板的头部，整个的脑袋完全炸得粉碎。
群众骚乱起来了。有企图的人在人群中大声地叫着“日本兵！日本兵……”
“不要乱跑……同志们，静下来，要注意汉奸的捣乱！”
只有周俊一个人叫出这样的单调、生硬的语句，而且他的声音是那样微弱，谁也没有听见他。
庞大的堆叠的人群从季子庙崩陷下来，整个的会场完全陷于可怕的纷扰。队季子庙崩陷下来的人群向着东街，向着南街，小孩子和女人作着惨叫，油团子的油锅、糖果摊……被推倒下来了，野菜、荸荠、蚕豆、鲫鱼和喂喂，在那坚实的石板上跟着人的飞奔的脚步在滚动，巷子里从大呼大喊迅速地变成了死的寂静，由于被践踏而受伤的人们的呼喊声也停止了。整个的九里镇完全在一种纷乱、愚昧、不能冲洗的恶浊中屈服地低下头来。
三
周俊，那中学生在九里的短短期间的工作完全宣告了失败，他最少已经是劳而无获。他得到了什么呢？在九里那个晕黄色的池塘里，他不过天真地投下一个石块，鲁莽地、毫不经心地叫那池塘里的水翻腾了一下吧了。
但是郭元龙不能没有责任。
郭元龙不召集开会，由于对周俊怀着敌意和轻视，他是采取放任和不管的态度，他完全放弃了对周俊的领导。另一边，他自己却弄出了许多的名堂来。
没有战争，就没有了他的事；只要日本人不来，他就空着。
他集中精神去弄表，弄手枪，弄马……
宝堰的维持会长突然不送情报来了，把关系弄断了。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郭元龙同志没注意他的环境，要他买东西。
常备队被洗刷的分队长成德铭，那个狡猾卑劣的家伙，送给郭元龙一对黑度鞋，而巨是已经穿底的、破旧的。郭元龙老老实实收下，得意洋洋的穿了起来。在延陵难民救济委员会的门口，穿着皮鞋走过去。成德铭那个坏蛋以及他的徒弟们，做了郭元龙很好的从属。
九里抗敌自卫会被杜荣秀那个鸦片烟鬼把持着，整日里不做别的，只借新四军的名义在街上乱抽捐税；但是有一支卜克手枪送给了郭元龙，郭元龙为了答谢他，用一种永远不能打破的沉默掩护着他。当改选大会的那一天，杜荣秀假说有病，实则为了逃避责任，为了捣鬼，他从九里走到延陵来了，在郭元龙的房间里躲藏着。
周俊垂头丧气的从九里回到延陵来了。他要郭元龙召集开会。郭元龙回答他：“这不关你的事。”
“为什么不关我的事呢？”
“这是一种秘密，你最好不要去过问。”
“哦！这是工作委员会的秘密吗？”
郭元龙检查周俊的入党登记表，决断地说：“同志，请不要发脾气吧，你只有六个月的党龄，还没有资格参加工委。”
周俊问他看过了司令员的信没有，郭元龙一句话完全加以否认。
这天下午，周俊又回到司令部来，要求司令员解决他们的问题。司令员立即派总支委书记和他们一道回到延陵，向郭元龙开展斗争。
郭元龙变得和善得多了，面孔也没有怒容，深陷的眼睛狡猾地转动着，仿佛很容易陪人家作一个笑脸，跑起来一拐一拐的，好像下了决心，抛绝了那些终久要引起人家攻击的事，既然抛绝了，也就没有什么别的牵挂了的样子，看到周俊的时候，很客气的点着头。不过这不是说他已经没有了骄傲，他正在时刻的给周俊警示着：“请不要误会吧，我们共产党员是有礼貌的，可是这礼貌主要的是对从长远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同志，而不是对你……”
晚上，和郭元龙作了个别谈话之后，总支委书记好像把一件事情处理完妥了似的轻松地说：“怎么样，周俊同志，林纪勋同志，是不是要开一个会呢？我已经和郭元龙同志谈过，郭元龙同志完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接受了党对他的批评。”
“这样说，是不是事情就算完了？”
林纪勋同志提出这样的问题。
总支书记一面看了看周俊，征求周俊的意见，一面开始作着解释。他说话很慢，北方人的牙音很重，语调拉得很长，总是在很确定、很决断的语句底下接上了疑问号。
但是他并没有答复林纪勋刚才提出的问题。
林纪勋、周俊一致提议用会议的形式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总支委书记同意了他们的提议。
郭元龙穿着自制的中央苏区时代红军的军服，双手插在衣袋里，挺着胸脯，腰带束得很紧，他不要坐凳子，喜欢在地板上一步一步的走，回转头，又走，把他的黑皮鞋的声响掩盖了总支委书记关于这会议内容的说明。他第一个发表意见。
他首先说明自己在延陵地区工作了三个月之后，已经引起了敌人和汉奸的注意，因而他现在所住的房子是一个有着前后门的房子。接着他分析溧武路以北整个地区的敌情，连带说明了他在延陵的工作计划，关于常备队的行政工作的建立和反游击主义习气的斗争也说了。以后呢，他告诉了周俊和林纪勋目前的工作方针，顺便教训了他们一顿。
而总支委书记的关于这个会议内容的说明，在他的黑皮鞋的激昂的音响下已经变成了一点影子也没有。
“还有呢？你对他们两位的意见呢？”总支委书记问。
郭元龙的话一讲完，就坐下来，可是他又觉得在地上一步一步的走要来得好些，当大家沉默着的当儿，就让他的黑皮鞋声轰然地响着。“有什么意见呢？这就是我的意见。”
“既然没有意见，那么就请你对自己执行自我批评吧！”总支委书记说。
郭元龙突然停了脚，凶恶地、忿怒地禁止似的说：“什么？自我批评？是不是要我对他们两个承认错误？”
“不，是对组织，并不是对他们。”
“那么首先应该由他们执行自我批评，周俊同志你说吧，思想斗争是站在教育同志的立场上，而不是攻击一个同志，但是你不是教育而是攻击！你反对负责同志的领导！在统一战线中你做了人家的尾巴，你联合青红帮头子黄南青来攻击我！你和林纪勋同志进行小团结！”
镇静些，准备着斗争吧，为了做一个共产党员！当郭元龙雷电交加的强烈地发扬火力的时候，周俊这样对自己鼓勇着。他时常对林纪勋说：“痛苦的时候，就望着列宁和那金黄色的星！”但是他开始纷乱了，脑子胀得简直要炸裂开来，他愤恨郭元龙，像愤恨一个仇敌，他觉得自己在理论上并不是不能够把郭元龙打垮下来，但是郭元龙的骄傲把他整个的否定着。他想到好像自己这样的人是不能和郭元龙有斗争历史的同志相比拟的，这时候他就失却了斗争的勇气。郭元龙的凶恶的声音在他的耳朵边一轰过，他就慢慢的软弱下来，至于像小孩子似的要求着哭喊一场……
他坚定地、矜持地回答郭元龙，指出郭元龙骄傲，看不起新同志，对工作不负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郭元龙沉默地听着，眼睛更加深陷下去。他倚着桌子，泰然地、神采焕发地把上身微向前伸，用两只指头敲着桌子，一面计算着周俊说出的字句，一面表示自己接受或反应的程度。
当周俊在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作着申辩的时候，郭元龙插嘴说：“这是尾巴呵！同志！你知道么，这是右倾机会主义——老牌的尾巴主义！”
“不！这是毁谤，这是诬蔑，这是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郭元龙同志你说吧：你的表呢？你的卜克手枪呢？还有你的黑皮鞋？这些是从哪里来的呢？都是统一战线的成绩么？”
周俊逐渐的镇静起来，他已经能够在发言中整理自己的材料，而且开始用诉苦的音调盘问着郭元龙。
郭元龙暴跳起来，他咆哮着，甚至野蛮地推倒身边的桌子。他否认这个会议的意义，挺着胸脯，头也不回的走了。
四
元龙、周俊、纪勋三同志，你们的“斗争”已经陷在无原则的纠纷泥坑中，现在决定你们停止这个“斗争”，对于你们暂时不作任何结论，因为在组织上，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都不能从这斗争中得到什么益处，而且现在没有时间可以让我们的同志在这些问题上去进行有趣的辩论。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鄙弃这种胡闹的行为，立即丢开这种行为，但是你们必须把工作紧张起来，一切服从工作的利益，也就是服从党的利益。工作是太重要了，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用一切的力量去对付它吧！要注意着在那一处工作存着弱点，党就要在那一处遭到损害。日本人的扫荡就迫在眉睫，工作的成功失败要考验着全军、全党，同时考验着每一个人。战斗的胜利，将根据工作上努力的程度……决定寄托于那一种人的身上……
一个大雪纷飞的早上，郭元龙的房子给许多的人：常备队、彪塘和柳茹的抗敌自卫队，以及眭巷里的冬防队的同志们挤拥着，快要把房子挤裂了。
人们尽力的挤，没命的挤，也不怕把队伍弄乱，因为你是彪塘人，我是柳茹人，不管乱到怎样，他们还可以彼此区分出来。挤着，望着郭元龙住的那房子，都拉长着颈脖，雪花当着脸飘下来，只是用手一抹，鼻子都冻红了，张开着的嘴巴喷着白气。穿军服的，没有弄到军服的，穿长袍子戴军帽子打绑腿的。郭元龙住的那房子的门口，在无数惶然、焦急、带着无限忧愁的视线的迫射之下快要冒火了，都拉长着颈脖，都还是尽力的、没命的挤。
从那门口出来的人，又茫然地望着那些在挤着的人，他们满足了，却还是茫然，于是随着人的波浪向两边分开，走向北街，走向南街，南街，北街都挤得满满的了。
郭元龙把司令员的信抓在手里，看了看，又把深陷的眼睛向着人群。
分队长彭杰，那“老木匠”，还是穿着日本大衣，把腰束得很紧，这日本大衣增加了他不少的威武，这是他亲自从日本人身上剥下来的。他爱惜自己，爱惜战士，更爱惜郭元龙。他站在郭元龙的身边，只要郭元龙怎么说，他就服从，而且立即把郭元龙的意思用来代替自己的意思。
群众还是簇拥着，把门口弄得水泄不通……在两个人的腑下挤出了一个散乱的头发撒满白雪的头，滑溜着眼睛看了看郭元龙，满足地用舌头舔去了从头上滴下来的雪水，又缩回去了。雪在下着，没有风，还是鹅绒一样的飘着，在半空里卷旋着，快乐地在飞舞，有时像一致地喝彩似的撒下来，在白的天空中缭乱地闪着白的暗光，像最轻的金属物似的簌簌地发出微声，撒下来，撒下来，在帽子上，头发上，刺一样的胡子上，红的湿漉漉的鼻子上，在那各式各样的衣服上。人们有时会觉到怪异似的互相凝视着，一种原恕的善意的微笑在嘴角边掠过，于是拍着手，捣着衣襟，摸着湿漉漉的鼻子。他们和分队长、中队长、政治战士、指导员以及更多的一天一天选拔出来或配备上去的新的干部，而且和郭元龙一块儿在等待着，是的，好像是在等待着，等待着什么呢？雪是不会停止的，还是下得更大。郭元龙——人家会信任他的，因为他勇敢，粗卤而又精细地了解一切，他是从三年游击战争中出来的，他的身上有七个伤疤。他懂得作战。在战场上，当许多人心惶意乱，或者吓得不敢抬头的当儿，他的凶恶的深陷的眼睛会不可思议地给他们无限的鼓舞和安慰，而且自始至终的领导着他们。如果郭元龙不叫“干”，不叫“出动”，却老是缄着口，那么他们为了表示爱惜和尊敬，他们会对他发出询问的。不过只要跟着郭元龙在一块，他们就懂得干的时候干，出动的时候出动，等待的时候等待了。郭元龙是不是已经分析了敌情呢？新四军到底又消灭了一个什么据点呢？还有那配合着日本人从背后攻来的顽固派……大家都说，“是不是请他们到这里来，在距日本人一里半的地方住一住，看一看茅山的雪景？”忿恨着，可是也不免发生一种松懈，觉得回到家里去的好，或者由他们来试试看，也可以让自己休息一下，而从日本人的手里转到中国人自己的手里，也正如以前从中国人自己的手里转到日本人的手里，都是半斤八两，而且都是惯了的！新四军不答应吗，还是打他的游击去吧！至于……如果有谁下了命令叫回到家里休息的话，那么，即使得不到鼓掌，大家互相沉默着，装出那腼腆的怪难为情的面孔，也还是一种拥护。
雪下得更大了，从瓦砾场上重新草率地建筑起来的瓦房子或草蓬子的屋顶都盖上了厚厚的雪，都有一个清晰的令人一看而觉得愉快的图画一样的角度，都显出美丽而均齐的轮廓来。在那破烂的，处处重新建起，处处显得草率，显出准备着敌人一来就把整个的商店抬着走的样子的。那破烂的街上，那狭窄的两边的屋檐互相衔接的巷里，无数的战士们的粗硬的脚，从破鞋子，从草鞋（连草鞋和破鞋子都没有的就从脚底直接）发出热力来，在那杂沓的布满着全街道的黑色的大大的足印上把热力保留着，使鹅绒一样的雪慢慢的增加重量，往下面陷落，冒出黑的石子，变作一丝丝的流水，混着泥浆，成为黑的沟渠，流动起来，无穷尽的散发着冷气。
周俊无力地，衰颓地沿着破烂的街的屋檐下走，踏着从雪里冒出来的黑的石块，跳过去，倾斜着上身，踉跄地然而矜持地用全力控制那快要跌倒似的剧烈地摆动着的身体，好几次被固定地阻遏在拥挤的不能冲破的，而且一个个都野蛮地、凶恶地以盛怒的目光相向的人群中。郭元龙呢？郭元龙的凶恶的叫声以及他们一派洋洋得意的样子在他的心里倏忽的一掠过，他就要悲哀地感觉着难受的寂寞，他害怕这人群，甚至要从这人群远远的避开，因为这些战士们为什么而来，为什么而集合成为这样的庞大的队伍，恐怕也是为着装饰那骄傲的、不可一世的郭元龙，是这样的吧？不错，他心里会是这样的想的。
当周俊挤进了郭元龙的房子，在郭元龙面前出现的时候，那些等待着而且跟着郭元龙一起等待着的战士们，都惊愕地对着周俊那异样的长而瘦削的影子投射了一眼，都屏息着、静待着郭元龙要和那仿佛第一次见面似的很生疏的学生子说些什么，并且从而分别出他们彼此之间是一个怎样的关系。郭元龙的鼻子总是稍微的向上翘起，眼睛依然是深陷，瞳仁依然收缩着。
郭元龙把司令员的指示信交给了周俊。
在许多人的怀疑和焦急的目光的迫视中，周俊开始读着那指示信，接受着司令员在那上面的指责和鼓励。奇迹地像受了慰抚似的恢复了镇静，恢复了固有的热情和勇武，也敢于张开着眼睛去正视那簇拥着的众多的人群。人群的目光却还是非常的严峻，仿佛在嘲笑着：受教训的应该是周俊吧？至于郭元龙，群众是会把他除外的！
“怎么样？把信看完了没有？”
“看完了。”
“看完了？”郭元龙仿佛善意地微笑着，“现在我要来分配你的工作了。你是欢喜打仗，还是喜欢什么？是的咯，打仗，你是不来的，那么还是到九里去吧……”
“苦闷呀！苦闷呀！我的心里老是记着郭元龙！”周俊这样对自己说。
雪在下着，没有风，还是鹅绒一样的飘着，在半空卷旋着，快乐地在飞舞。白的屋顶，白的树，白的田野，发射出电青色的艳丽的白的光焰，直刺着眼睛，愈看愈觉得缭乱了。周俊垂着头，尽力使上身向前倾斜，沉重的包裹像一个怪物似的用痛苦的爪捕捉着他长而驼的肩背，叫他的身体无可奈何地、空洞地在空间里发出剧烈的捣动。
“苦闷呀！苦闷呀！让我从心里丢了吧！丢了郭元龙那怪样子！让我时刻的感觉着：我并不是为郭元龙个人而工作，让我麻木；让我减少一份痛苦！”
“你看雪！”周俊继着说，“雪是严酷的，它是那样冷，那样洁净，它象征着灵魂的一种苦难，一种冷的洁净的苦难，就好像一个革命者的灵魂所受的苦难……”
他停了一停。
“我读过一篇小说。那小说里所描写的是一种黯淡的、荒凉的，革命者所遭遇的事件，也是雪一样的既严酷又鲜丽的。我喜欢革命的痛苦的一面，我同意那种既然做了一个战士就没有了笑的说法。笑如果不是轻浮，不是秽亵，也将是一种雪一样的冷的洁净的、痛苦而庄严的笑。同志，斗争是残酷的，我们呢，痛苦的时候就望着列宁，望着那金黄色的星！”
他走得变慢了些。雪不停的落下来，鹅绒似的飘着的雪，在他的坚决而绝望的眼睛的迫射中幻梦地一片片的落下来，落在屋顶上、树干上、田野上，用它们的冷而洁净的闪光璀璨地相互辉映。
“革命，”他激动得几乎要发狂了似的说，“它要拯救人，可是在某些问题上面有时也委屈人。被革命的裁判委员会宣布死刑的人对于自己的死是默不置辩的，因为他知道，他的死也还是为了革命。因此我喜欢斗争的残酷，我喜欢斗争的坚决和无情！”
林纪勋年纪比他小，他面孔发红，尖尖的鼻子，黑的很长的睫毛，一对热情的眼睛火一样的燃烧着。他穿一身短而合称的棉军服，把腰束得很紧，在走过那小小的田径的时候，不时的有意地叫自己因了雪的陷落而跌倒，使结实而漂亮的姿影在雪的照映中发生闪动。周俊善感而悲戚地转回头伸手去搀他，眼眶里簌簌地滴下了眼泪。
“再会吧，同志！不，你不但是我的同志，而且是我的朋友！让郭元龙去说我们是小团结吧。受了委屈，算得什么好啦……再会，好好的工作，不要学我老是记着……痛苦的时候，就望着列宁……”
于是和林纪勋紧紧地握手了。
射击开始了，在九里。
枪声坚实地，尖锐地飞散在河的西岸，低空里闪电似的流射出铁的令人目眩的光焰。一堆堆掩藏在墙边还未参加开火的战士们，持着枪，佝偻着背脊像中午的猫似的眯着双眼，朝着一个单一的方向，对那年轻的指挥员怀着无限深情似的珍重和作着等待，等待他的派遣，等待他在自己的行动上作出好与坏、坚定与动摇、勇猛与懦怯的结论来。用毕生的注意力在等待着，在那狭窄而破烂的街的两边，指挥员的命令叫他们敏感地小心地接连不断的变换掩藏的位置，却还是持着枪，佝偻着背脊，用毕生的注意力在等待着。
短而肥胖的机关枪的射击手，戴的日本钢盔，忧郁地、灰暗地使自己沉醉在机关枪的木柄上面。他把机关枪架在桥和街口中间的石板上。短而肥胖的身体和机关枪构成一条直线，机关枪像狼似的凶恶地迫视着前方，喷火口两边的空气混着尘土、铁一样坚强地作着卷旋，子弹壳子流水似的哗朗哗朗地在石板上发响。这边的射击一停止，那边日本人的机关枪就接踵的向这边的机关枪阵地作反击。戴日本钢盔的射击手侧着身子让他一大串的子弹用无比的强盛的威力击落了他头上相距约三分米的柳枝，柳枝一节节在寸断，在纷飞。
九里街上的市民都退到九仙和冈村方面去了。周俊离开了人群，独自个在那寂寞的街上匆匆地走着，紧张、无聊而且懊恼。他还是最初第一次参加这战斗场面。他要在杂乱的枪声和掷弹筒的吼声中极力地使自己镇静，而且尽可能有意识地明白清楚地在战斗中认识自己的岗位。枪声紧密地接连不断，战斗在继续着。一间关着门的商店被掷弹筒击中而起火，战士们冒着敌弹在河边取水，扑灭那熊熊地燃烧起来的火焰。周俊被夹在那为了灭火而忙乱的战士们的群中，泼水，努力击碎门上阻隔着的木板，处理从商店里搬出来的凌乱的货物和用具，最后看着那火在一缕缕的白的浓烟中慢慢地熄灭下来。
群众散布在田野里，像潮水似的涌动着，他们仿佛被赋予着一种可笑的异样的敏感，一声叫喊，一个谣风，一颗小小的开花子的炸裂都可以叫他们发生严重的惊惶，顷刻之间被提心吊胆的惧怕心理所支配，通通作一个向后转，又是鸡飞狗跳的奔得四散。新四军……给打垮下来了！严重的提心吊胆的惧怕心理这样提出发问……可是新四军与日本军隔河相处，中间发生的事情是流血，是惊心动魄的残酷的战争！战争，历史上虚幻地……或者从别的处所远远地传闻着的，如今发生在吃饭、作息，普通的日子中间。一种新奇而欣幸的战栗的情绪在面孔上掠过，彼此之间仿佛作了一阵鼓勇，于是紧缩着上身，踮着脚，慢慢的又向着九里街上靠拢。战争殷勤地千方百计地向他们作邀请，叫他们不管怎样的难为情，怎样的格格不相入，怎样的企图躲闪都不能辞退自己的位置。这是血的严重的邀请，这邀请给予他们疾病似的绝大的怅惘和痛苦，要他们改变自己，牺牲自己，以流血、残酷的战争行为造福广大的人群……
香草河静静的流着，像一条……带子，累累地联结着数不清的村落。这些村落永远是那样平淡、单调，单调得几乎从他们之间不能区分出彼此。小河流、牛车篷、木桥、瓦屋，以至那云雾似的、从远到近、处处散布着、堆叠着的茅草蓬，都只能够给予人们单调的印象。那是比之地图上所指示的它们的名称、位置和方向都还更单调些的吧。新四军的兄弟们，在战斗中熟习这些村落，犹如熟习自己身上的钮扣。这些小河流、牛车篷……这些村落，在他们脑子里成为活的地图；他们如鱼得水的在自己的土壤上面俯仰自如的游泳，叫这些村落以及生活在这些村落中的人们也熟习他们，人们将惊异而叹服的巩固了自己的信念。目击新四军作战的英勇而感动，至于亲挚地称为自己的队伍，而且叫自己也成为这队伍的一个。因而战争不断的发生于这一村落和那一村落之间，战争将令人们提高自己，使他们骄傲而自尊；一个战士的入伍以至战死将令人艳羡得滴下泪来。
年轻的指挥员客气地很抱歉地作着笑脸，从桥的那边一拐一拐地走下来，他低声这样问：“你是在郭元龙同志的工作队那边的吗？”
“是的。”周俊回答。
“那很好。这里……马上就要解决战斗了，这是很快的事情。可是宝堰方面日本人的增援队要开到这里来也不会很久，你马上去动员群众，要群众赶快把我们的伤兵抬走，快些，去吧，去吧！”
年轻的指挥员——这个中等身材的漂亮的湖南人微笑的有趣的声音，非常诚恳地、亲昵地对周俊作着无限鼓勇。这微笑的有趣的声音传出来铁般的一种坚凝的重量，周俊因了承受这重量而快乐地严重地弓着他的薄而修长的背，至于宽舒地一声声发出呛咳来。
在那丝线一样细小的湿漉漉的田径上，周俊急急的走着，从香草河南岸发出的敌弹尖锐地叫鸣着，落在两旁的水田里，溅起高高的烂泥。敌弹像恶魔似的紧紧地尾随在他的背后，在别的田径上散乱地走着的群众已经有三个中弹，倒下，像沉重的大石块似的滚到水田里去。
恐怖、纷乱，像可怕的无从医治的疯痫病，把群众折磨着，没有这样一个有权力的人，他能够下一道命令叫他们把恐怖散乱从身上去掉，叫他们立刻站起行列来，叫他们接受一个任务，叫他们前进，后退，在战场上去进行血肉的战争……
在九里，新四军最初第一次和敌人作战，最初第一次战胜了敌人。他们以小小的一个连击退了敌人一个中队的进袭，从西旸来的敌人的一个中队进不得九里，在香草河的南岸，敌人整整的一个小队被消灭了，缴获了步枪、军刀和战马……
第二天的早上，有两个联队以上的日本兵他们来自珥陵、丹阳、白塔、金坛、珠琳、薛埠、南镇街、白兔、宝堰和句容集中在九里和延陵，在追索新四军的两个连。细雨迷濛中，他们在延陵街上第二次燃起了冲天的火焰，不到半个钟头的时间就把整个延陵彻底地完全毁灭了。火焰很快的熄下来，黄黑色的沉重的烟幕，悲哀地、低徊地抱着褐色的田野接吻，缭绕着，哭诉着，在香草河的高高的河根上，日本兵用机关枪扫射田野里潮水般涌动的人群。
游动在九里西北的新四军的两个连，乘着宝堰的敌人向九里开出的时候在袭击宝堰。而当他们向着花山方向转移的时候，却遇见了敌人强大的马队。
细雨停止了，花山的尖顶压着云卷，红脚草和山茶的气味混和着令人颤抖的寒冷，从处处田野里的血淋淋的尸体发散出来的血的气味，在寒冷中传出一种坚凝的寂寞，凄苦的情感，令人凛然地追慕那历史的英雄突击的伟业，用战栗的虔敬置身于那红的血，雪亮的刀，灰白、紫黑、褐、赭的战马，和那寂寞、凄苦的褐的田野互相辉映的画景中。对着敌人和自己都给予神圣庄严的赞叹与歌诵。新四军，小小的两个连，在敌人的强大的马队的围攻中，坚苦地冲过那长满着毛刺球和枯死的野栗子的斑斓的山岗，有一排迷惑地贪恋地投入那庞大的狂风骤雨的马队里面，没有一匹马敢于放蹄在他们的身上践过，没有一个日本人敢于奋身阻遏在他们的正面，手榴弹的炸裂和马的狂骤互相冲激，直竖起来的马，由于和手榴弹的爆炸发生合抱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