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第七连连长丘俊谈话
我们是……第七连。我是本连的连长。
我们原是中央军校广州分校的学生，此次被派出一百五十人，这一百五十人要算是“八·一三”战事爆发前被派出的第一批。我便是其中的一个。
在罗店担任作战的××军因为有三分之二的干部遭了伤亡，陈诚将军拍电报到我们广州分校要求拨给他一百五十个干部。我们就是这样被派出的。
我了解这次战争的严重性。我这一去是并不预备回来的。
我的侄儿在广州华夏中学读书，临行的时候他送给我一个黑皮的图囊。
他说：“这图囊去的时候是装地图，文件。回来的时候装什么呢？我要你装三件东西：敌人的骨头，敌人的旗子，敌人的机关枪的零件。”
他要把这个规约写在图囊上面，但嫌字太多，只得简单地说着：“请你记住我送给你这个图囊的用意吧！”
我觉得好笑。我想，到了什么时候，这个图囊就要见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它也许给抛在小河边或田野上……
一种不必要的情感牵累着我，我除了明白自己这时候必须战斗之外，对于战斗的恐怖有着非常复杂的想象。这使我觉得惊异，我渐渐怀疑自己，是不是所有的同学中最胆怯的一个。我是否能够在火线上作起战来呢？我时时对自己这样考验着。
我们第七连全是老兵，但并不是本连原来的老兵。原来的老兵大概都没有了，他们都是从别的被击溃了的队伍收容过来的。我们所用的枪械几乎全是从死去的同伴的手里接收过来的。我们全连只配备了两架重机关枪，其余都是步枪，而支援我们的炮兵一个也没有。
我们的团长是法国留学生，在法国学陆军回来的。瘦长的个子，活泼而又机警，态度和蔼，说话很有道理，不像普通的以暴戾、愁苦的臭面孔统率下属的草莽军人，但他并没有留存半点不必要的书生气概。如果有，我也不怎么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学生，我要求人与人之间的较高的理性生活，我们的团长无疑的这一点是切合我的理想的。我对他很信仰。
有一次他对我们全营的官兵训话。当他的话说完了的时候，突然叫我出来向大家说话。我知道他有意要试验我，心里有点着慌，但不能逃避这个试验。这一次我的话说得特别好。普通话我用得很流畅。团长临走的时候和我热烈地握手。他低声地对我说：“我决定提升你做第七连的连长。”
这之前，我还是负责整顿队伍的一个普通教练官。
从昆山出发之后，我开始走上了一条严肃、奇异的路程。在钱门塘附近的小河流的岸边，我们的队伍的前头出现了一个年轻、貌美、穿绿袍子的女人。我对所有的弟兄们说：“停止。我们在这里歇一歇吧！”
排长陈伟英偷偷地问我：“为什么要歇一歇呢？追上去，我们和她并肩的走，为什么不好？”
“这是我自己的哲学，”我说，“我现在一碰到漂亮的女人都要避开，因为她要引动我想起了许多不必要而且有害的想头。”
我们的特务长从太仓带来了一个留声机，我叫他把这留声机交给我，我把所有的胶片完全毁坏。因为我连音乐也怕听。
我非常小心地在修筑我自己的路道，正如斩荆棘铺石块似的。为了要使自己能够成功为一个像样的战斗员，能够在这严重的阵地上站得牢，我处处防备着感情的毒害。
有一礼拜的时间，我们的驻地在罗店西面徐家行一带的小村庄里。整天到晚没有停止的炮声使我的耳朵陷入了半聋的状态，我仿佛觉得自己是处在一个非常热闹，非常嘈杂的街市里面。我参加过“一·二八”的战争，“一·二八”的炮火在我心中已经远了，淡了，现在又和它重见于这离去了很久的吴越平原上。我仿佛记不起它，不认识它，它用那种震天动地的音响开辟了一个世界，一个神秘的，可怕的世界，使我深深地沉入了忧愁，这世界，对于我几乎完全的不可理解……
十月十八日的晚上，下着微雨，天很快就黑下来，我们沿着小河流的岸畔走，像在蛇的背脊上行走似的，很滑，有些人已经跌在泥沟里。我们有了新的任务，经过嘉定，乘小火轮拖的木艇向南翔方面推进。二十日下午，我们在南翔东面相距约三十里的洛阳桥地方构筑阵地。
密集不断的炮声，沉重的飞机声和炸弹声使我重新熟习了这过去很久的战斗生活。繁重的职务使我驱除了惧怕的心理。
排长陈伟英，那久经战阵的广东人告诉我：“恐怖是在想象中才有的，在深夜中想象的恐怖和在白天里想象的完全两样。一旦身历其境，所谓恐怖者都不是原来的想象中所有，恐怖变成没有恐怖。”
二十日以后，我们开始没有饭吃了。火伕虽然照旧在每晚十点钟左右送饭，但已无饭可送。我们吃的是一些又黑又硬的炒米，弟兄们在吃田里的黄菲子和葵瓜子。
老百姓都走光了。他们是预备回来的，把粮食和贵重些的用物都埋在地下。为了要消灭不利于战斗的阵地前面的死角，我们拆了不少的房子。有一次我们在地里掘出了三个火腿。
吃饭，这时候几乎成为和生活完全无关的一回事。我在一个礼拜的时间中完全断绝了大便，小便少到只有两滴，颜色和酱油无二样。我不会觉得肚饿，我只反问自己，到底成不成为一个战斗员，当不当得起一个连长，能不能达成战斗的任务？
任务占据了我生命的全部，我不懂得怎样是勇敢，怎样是懦怯，我只记得任务，除了任务，一切都与我无关。
我们的工事还没有完成，我们的队伍已开始有了伤亡。传令兵告诉我：“连长，又有一个弟兄死了。”
我本已知道死亡毫不足怕，但传令兵这一类的报告却很有扰乱军心的作用。我屡次告诫那传令兵：“不要多说。为了战斗，等一等我们大家都要和他一样。”
两个班长都死了。剩下来的一个班长又在左臂上受了伤。
我下条子叫一等兵翁泉担任代理班长，带这条子去的传令兵刚刚回来，就有第二个传令兵随着他的背后走到我的面前说：“代理班长也打死了。”
三天之后，我们全连长约八百米突的阵地大体已算完成，但还太浅，缺少交通壕，又不够宽，只有七十分米左右，两个人来往，当挨身的时候必须一个跳出壕外。
这已经是十月二十三的晚上了。
雨继续在下着，还未完成的壕沟装满了水，兵士们疲劳的身体再也不能支持，铲子和铁锹都变得钝而无力。有一半的工事是依附着竹林构筑起来的，横行地下的竹根常常绊落了兵士们手中的铲子。中夜十二点左右，我在前线的壕沟里作一回总检阅，发现所有的排长和兵士都在壕沟里睡着了。
我一点也不慌乱。我决定给他们熟睡三十分钟的时间。
三十分钟过后，我一个一个的摇醒他们，搀起他们。他们一个个都滚得满身的泥土，而且一个个都变成了死的泥人，我能够把他们摇醒，搀起的只有一半。
二十四日正午，我们的第一线宣告全灭，炮火继续着掩没了第二线。我们是第三线，眼看着六百米外的第二线（现在正是第一线）在敌人的猛烈的炮火下崩陷下来。失去了战斗力的散兵在我们的前后左右结集着。敌人的炮兵的射击是惊人的准确，炮弹像一群附有性灵的，活动的魔鬼，紧紧地，毫不放松地在我们的溃兵的背后尾随着，追逐着。丢开了武器，带着满身的鲜血和污泥的兵士像疯狂的狼似的在浓黑的火烟中流窜着。敌人的炮火是威猛的，当它造成了阵地的恐怖，迫使我们第一线的军士不能不可悲地，狼狈地溃败下来，而构成我们从未见过的非常惊人的画面的时候，就显得尤其威猛。
它不但扰乱我们的军心，简直要把我们的军心完全攫夺，我想，不必等敌人的炮火来歼灭我们，单是这惊人的情景就可以瓦解我们的战斗力。
恐怖就在这时候到临了我的身上，这之后，我再也见不到恐怖。我命令弟兄们把所有结集在我们阵地上的溃兵全都赶走，把我们的阵地弄得整肃，干净，以等待战斗的到临。
大约过了三个钟头的样子，我们的阵地已经从这纷乱可怖的情景中救出了。我们阵地前后左右的溃兵都撤退完了，而正式的战斗竟使我的灵魂由惶急而渐趋安静。
我计算着这难以挨煞的时间，我预想着当猛烈的炮火停止之后，敌人的步兵将依据怎样的姿态出现。
炮火终于停止了。
一架敌人的侦察机在我们的头上作着低飞，不时把机身倾侧，骄纵成性的飞行士也不用望远镜，他在机上探出头来，对于我们的射击毫不介意。
飞机侦察过之后，我们发见先前放弃了的第二线的阵地上出现了五个敌人的斥候兵。一面日本旗子插在麦田上，十一年式的手提机关枪立即发出了颤动的叫鸣。
由第三排负责的营的前进阵地突然发出违反命令的举动。对于敌人的斥候，如果不能一举手把他们活捉或消灭，就必须切诫自己的暴露，要把自己掩藏得无影无踪。我曾经吩咐第三排要特别注意这一点，但他们竟完全忽略了。第三排的排长的反乎理性的疯狂行动使我除了气得暴跳之外，简直无计可施。这个中年的四川人太勇敢了，但他的勇敢对于我们战斗的任务毫无裨补，他在敌人的监视之下把重机关枪的阵地一再移动，自己的机关枪没有发过半颗子弹，就叫他率领下的十个战斗兵一个个的倒仆下去。第一排的排长想率领他的一排跃出壕沟，给第三排以援助，我严厉地制止了。我宁愿让第三排排长所率领的十个人全数牺牲，却不能使我们全连的阵地在敌人的监视之下完全暴露。但我的计算完全地被否定了，在我们右边的友军，他们非分地完全跃出了战斗的轨道，他们毫不在意地去接受诡谲如蛇的敌人的试探，他们犯了比我们的第三排更严重的错误。为了要对付五个敌人的斥候兵，他们动员了全线的火力，把自己全线的阵地完全暴露了。
敌人的猛烈的炮攻又开始了。
敌人的准确的炮弹和我们中国军的阵地开了非常厉害的玩笑。炮弹的落着点所构成的曲线和我们的散兵沟所构成的曲线完全一致。密集的炮火使阵地的颤动改变了方式，它再不像弹簧一样的颤动了，它完全变成了溶液，像渊深的海似的泛起了汹涌的波涛。
我们的团长给了我一个电话机。他直接用电话对我发问：“你能不能支持得住呢？”
“支持得住的，团长。”我答。
“我希望你深切地了解，这是你立功成名的时候，你必须深明大义，抱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
我仿佛觉得，我的团长是在和我的灵魂说话，他的话（依据我们中国人和鬼的通讯法）应该写在纸上，焚化。而我对于他的话也是从灵魂上去发生感动，我感动得几乎掉下泪来。我不明白那几句僵尸一样的死的辞句为什么会这样的感动我。
“团长，你放心吧！我自从穿起了军服，就决定了一生必走的途径，我是一个军人，我已经以身许给战斗。”
于是我报告他第三排长如何违反命令的情形，他叫我立即把他枪毙。但第三排的排长已经受伤回来了，我请求团长饶恕了他。那中年的四川人挂着满脸的鲜血躺在我的近边，团长和我的电话中谈话他完全听见的。他以为我就要枪毙他，像一只癫狂的野兽似的逃走了，我以后再也没有碰见他。
夜是人类天然的休息时间，到了夜里，敌我两方的枪炮声都自然的停止了。弟兄们除了一半在阵地外放哨之外，其余的都在壕沟里熟睡起来。我的身体原来比别人好，我能够支持五天五夜的时间人还比较清醒。我围着一条军毡，独自个在阵地上来往，看着别的人在熟睡而我自己醒着，我感受到很大的安慰，我这时候才对自己有了深切的了解，我很可以做这些战士们的朋友。
我的鼻管塞满着炮烟，浑身烂泥，鞋子丢了，不晓得胶住在哪处的泥浆里，只把袜子当鞋。我的袋子还有少许的炒米，但我的嘴脏得像一个屎缸，这张嘴老早就失却了吃东西的本能，而我也不晓得这时候是否应该向嘴里送一点食品。
第二天拂晓，我们的第二排，由何博排长率领向敌人的阵地出击。微雨停止了。晓色朦胧中我看见二十四个黑色的影子迅速地跳出了战壕。约莫过了二十分钟的样子，前面发出了激烈的机关枪声，敌人的和我们的都可以清楚地判别出来。这枪声一连继续了半个钟头之久，我派了三次的支援兵去接应。一个传令兵报告我排长已经被俘虏了。我觉得有些愕然，只得叫他们全退回来。
原来何博太勇敢了，到了半路，他吩咐弟兄们暂在后头等着，自己一个人前进到相距两百米的地方去作试探，恰巧这时候有一小队的敌人从右角斜向左角的友军的阵地实行暗袭，给第二排的弟兄碰见了，立即开起火来。但排长却还是留在敌人的阵地的背面。天亮了，排长何博不愿意把自己的地位暴露，在我们的阵地前面独战了一天，直到晚上我们全线退却的时候方才回来。他已经伤了左手的手掌，我和他重见的地点是在南昌陆象山路六眼井的一个临时医院里。因为我也是在这天受了伤的。
这天的战况是这样的。
从上午八点起，敌人对我们开始了正面的总攻。这次总攻的炮火的猛烈是空前的，我们伏在壕沟里，咬紧着牙关，忍熬这不能抵御的炮火的重压。
对于自己的生命。起初是用一个月，一个礼拜来计算，慢慢的用一天，用一个钟头，用一秒，现在是用秒的千分之一的时间。
“与阵地共存亡”。我很冷静，我刻刻的防备着，恐怕会上这句话的当。
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错误，中国军的将官最喜欢说这句话，我本来很了解这句话的神圣的意义，但我还是恐怕自己会受这句话的愚弄，人的“存”和“亡”，在这里都不成问题，面对于阵地的据守，却是超越了人的“存”“亡”的又一回事。
我这时候的心境是悲苦的，我哀切地盼望在敌人的无敌的炮火之下，我们的弟兄还能留存了五分之一的人数，而我自己，第七连的灵魂，必须还是活的，我必须亲眼看到一幅比一切都鲜丽的画景：我们中华民国的勇士，如何从毁坏不堪的壕沟里跃出，如何在阵地的前面去迎接敌人的鲜丽的画景。
但敌人的猛烈的炮火已击溃了右侧方的友军的阵地。
我们出击了，我们，零丁地剩下了的能够动员的二十五个，像发疯了似的晕地、懵懂地在炮火的浓黑的烟幕中寻觅着，我清楚地瞧见，隔着一条小河，和我们相距约二十米的地方，有一大队的敌人像潮水似的向着我们右侧被冲破了的缺口涌进，他们有一大半是北方人，大叫着“杀呀！杀呀！”用了非常笨重，愚蠢的声音。挺着刺刀，弯着两股。
我立刻一个人冲到我们阵地的右端，这里有一架重机关枪，叫这重机关枪立即快放。
这重机关枪吝啬地响了五发左右就不再继续——坏了。
那射击手简单地说着，随即拿起了一技步枪，对着那密集的目标作个别的瞄准射击。
我们一齐地对那密集的目标放牌楼火。但敌人的强大的压迫使我们又退回了原来的壕沟。
右侧方的阵地是无望了，我决定把我们的阵地当作一个据点扼守下去，因此我在万分的危殆中开始整顿我们的残破的阵容。而我们左侧方的友军，却误会我们的阵地已经被敌人占领，用密集的火力对我们的背后射击。为了要联络左侧方的友军，我自己不能不从阵地的右端向左端移动。
这时候，我们的营长从地洞里爬出来了。他只是从电话听取我的报告，还不曾看到这阵地成了个什么样子。他的黧黑的面孔显得非常愁苦。他好像从睡梦里初醒似的爬出来了，对我用力地挥手。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左脚，他呛咳了两声就倒下了。
敌人的炮口已经对我们直接瞄准了，从炮口冲出的火焰可以清楚地瞧见着。
我开始在破烂不堪的阵地上向左跃进，第二次刚刚抬起头来，一颗炮弹就落在我的身边。我只听见头上的钢帽嚆的响了一声，接着晕沉了约莫十五分钟之久。
我是决定在重伤的时候自杀的，但后来竟没有自杀。我叫两个弟兄把我拖走，他们拖了好久，还不曾使我移动一步。这时候我突然发觉自己还有一付健全的腿，自己还可以走的。我伤在左颈，左手和左眼皮，鲜红的血把半边的军服淋得透湿。
当我离开那险恶的阵地的时候，我猛然记起了两件事。
第一，我曾经叫我的勤务兵在阵地上拾枪，我看他已拾了一大堆枪，他退下来没有呢？那一大堆的枪呢？
第二，我的黑皮图囊，我在壕沟里曾经用它来垫坐，后来丢在壕沟里。
记得特务长问我：“连长，这皮袋要不要呢？”
我看他似乎有“如果不要，我就拿走”的意思，觉得那图囊可爱起来，重新把它背在身上。不错，现在这图囊还在我的身边。
作于一九三七年，十二，二十一，汉口
（选自《第七连》，1947年6月，上海希望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