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建党思想，我们称之为“毛泽东建党思想”。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建党思想时说，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有个较完整的建党学说，而“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建党思想不但包括毛泽东本人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而且还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因此，我们说，毛泽东建党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在研讨毛泽东建党思想中关于党员标准的思想时，不但要注重研讨毛泽东本人关于党员标准的思想，而且要注重研究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主要成员关于党员标准的思想。
我们在这一章中，主要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同志、陈云关于党员标准的思想进行学习和研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之一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对此，我们将在下一章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党建思想”进行研讨。
一、毛泽东关于党员标准的思想
我们先来看看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新贡献。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贡献，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这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最突出的贡献。提出着重于从思想上建党，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这是由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党内的复杂成份决定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农村武装斗争条件下，必须从农民、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中大量吸收党员。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自私狭隘性。加强思想建设，是把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改造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根本措施。
第二，党的建设是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相联的。党的一切工作都要服从于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任何具体工作和具体政策都不能脱离总路线和总任务。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条重要原理，不仅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重要经验，也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个普遍规律。
第三，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同志从长期实践中概括出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与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马克思和列宁等人虽有某些论述，但毛泽东却把它们集中起来，概括成党的一整套优良作风，并把党风建设列入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是毛泽东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经验，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独创性的贡献。
第四，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这种形式能为中国共产党所独创，主要是由于我国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这个根本特点所决定的。党内的矛盾主要是同志间的是与非、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毛泽东认为，解决这种矛盾的根本方法，只能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和锻炼，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改造党员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第五，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存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强调在党内斗争中要达到既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后来，毛泽东又把这个方针具体化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目的。
第六，提出了党执政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对党员提出更高的要求。建国前后，毛泽东一再强调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燥、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蕴含在毛泽东上述建党思想中的党员标准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共产党员要从思想上先入党。
思想入党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一个重要原则，其基本精神是共产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经常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衡量自己，经常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自己头脑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毛泽东在他的这个理论创造之中，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一个根本问题。在他看来，党的建设的首要问题是思想问题，共产党人的自身建设不但要有严格的组织建设，而且要有严格的思想建设。这样，党的队伍的建设规律就比较完整地展现出来，就是：既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化，又要实现共产党组织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化。只有保证了共产党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化，才能长期地保证共产党组织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组织。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理论推进到了比较完整的阶段。
为了实现真正的思想建党，毛泽东又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直接地运用于思想建党的过程之中，创造了整风运动这个思想建党的重要方式和方法。他认为，真理的获得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不断反复的过程。而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作为唯一正确方针的整风运动，恰恰又把整个共产党组织及其党员纳于这个认识过程之中，从根本上实现了认识的全过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有机结合。这就实现了思想建党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的高度统一，从而确保整个中国共产党队伍及其成员的思想内容是规定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整风运动实际上是把共产党人的思想建党建立在真正切实可行的基础之上，是训练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队伍的伟大阵地。取消整风运动谈思想建党，只能是假的、欺骗老百姓的思想建党。否定整风建党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毛泽东的思想建党思想。
解决党员的思想入党问题，一方面要加强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使党员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要在党内开展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纠正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广大党员在思想上得到彻底的改造。
大家知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残酷的斗争环境和党内非无产阶级成份的大量增加，使党内出现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观情绪等。针对这些错误思想，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发表了许多著作，如《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反对本本主义》等。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剖析了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具体表现和产生的根源，明确提出了克服这些错误思想的办法，要求各级党的领导机关要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对这些不正确的思想进行一致的坚决的斗争，并要求广大党员自觉地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自己。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分析了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重要表现，如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他特别着重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问题。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他分析了自由主义对党的危害，在党内的主要表现及其产生的根源。他指出：“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因此，号召广大党员“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他指出：“一切忠诚、坦白、积极、正直的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反对一部分人的自由主义的倾向，使他们改变到正确的方面来。这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
毛泽东特别注重反对党内各种“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思想和倾向。在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机会主义思想和倾向，对党的工作和党员队伍建设的危害尤为严重。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惨重损失，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惨重的失败，对党员队伍的壮大和革命事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灾难，都是最好的说明。因此，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首先和主要的，是要反对和纠正在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各种“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思想和倾向。
树立共产党员的榜样。白求恩就是毛泽东为全党树立的一个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以身殉职的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是加拿大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1935年加入加拿大共产党。1936年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西班牙革命，他参加了加拿大志愿军到西班牙，为西班牙人民服务。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他又率领医疗队到中国，经延安到晋察冀解放区，在抗日前线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为抢救八路军伤病员，培训八路军医务人员，做出了卓越贡献。他1939年因抢救伤员时感染中毒而逝世。毛泽东听到白求恩病逝的消息，非常悲痛。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召开的白求恩追悼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纪念白求恩》这篇著名演讲，高度赞扬了白求恩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做他自己的事业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赞扬了白求恩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的精神，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他强调：“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2.共产党员必须坚持修养。
中国在古代就非常重视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强调德治。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重视伦理道德的社会功能这一优良传统的合理内核，十分重视道德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早在1917年毛泽东就说：“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不仅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的阶级实质，而且对无产阶级思想道德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有了科学的认识。
1929年底，在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起草的决议中，毛泽东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违反无产阶级思想道德的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错误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在这里，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思想道德对完成革命任务的极端重要性。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认为这对动员全民族一切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具有决定意义。他明确指出：“只要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正因为如此，毛泽东非常重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把它列为延安整风的必读文件，用以加强党员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修养。他说，他讲“整风”，刘少奇讲“修养”，其实是一个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延安整风也是一次深刻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运动，是一种大规模的灌输无产阶级道德价值观念，培养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情感的强化教育方式。
新中国成立以后，持续不断的全国范围的整风整党、思想教育运动，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道德价值氛围。一个时期内，集中涌现出的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为人民所称道的道德楷模，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强大精神动力。
如何加强党员的道德修养呢？毛泽东在古人“自省”、“慎独”的基础上，号召共产党员到革命实践中去发现并克服自身的缺点，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完善自我。同时提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对革命事业有用的人。
毛泽东重视和加强党员道德修养的思想，既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德精神，又是对它的超越。传统的重德精神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毛泽东提出的加强党员思想道德修养，则是为适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适应为人民服务的需要。正如他所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3.共产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共产党员既然是中国工人阶级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那就应该在各个历史时期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中共七大、八大通过的党章，都把在各项工作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列为党员应尽的义务。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员要“在各种革命事业中起模范作用”。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员要“在工作中起模范作用，不断地提高生产技术和业务能力”。这里所说的“模范作用”，是指示范作用、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只有充分发挥了这些作用，才能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保证党的领导的实现，保证党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
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和要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第二，“共产党员在和友党友军发生关系的时候，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诚心诚意地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第三，“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第四，“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第五，共产党员在各项工作中，“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因此，共产党员又应成为学习的模范”。毛泽东强调说，共产党员只有“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二、刘少奇关于党员标准的思想
刘少奇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突出建树，就是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其中共产党员修养的理论是核心内容之一。加强共产党员的修养，不断提高党员的条件，是刘少奇的一贯思想。
刘少奇认为，党员标准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要求，过低或过高都会妨碍党的事业。在民主革命时期，他曾指出，在秘密环境下的入党条件，可以放宽一点。而党成为执政党后，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刘少奇又始终强调，“应该更加提高党员的条件”，并联系以下几个“变化”加以论证：
首先，党的任务变化了。刘少奇指出，由于中国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新的、更伟大、更艰苦的革命任务摆在党的面前。因此，作为共产党员必须比过去具有更高的条件，才能承担和完成这些任务。
其次，党员队伍变化了。这是由于党的地位和任务的变化所造成的。从数量上看，党员队伍急剧扩大；从质量上看，“有许多党员不够标准”。具体又可分为两种情况：“大部分是由于在过去接收党员时降低了条件，同时，党内对于党员的教育不够”。“小部分则是由于目前的形势改变了，有些党员赶不上形势的发展，不愿和或者不能在新的形势下担负新的革命任务，他们落后了，丧失了党员的条件”。
再次，人民群众也发生了变化。由于中国革命已经胜利，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已经当家作主，并且能够接触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种情形下，“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员的条件，则必须更加提高”。
正是根据上述分析，刘少奇向全党发出了要“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号召，并亲自起草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此后，他又在党的八大、八届二中全会、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和同年11月中组部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上，多次论述了这个问题。
关于共产党员的标准和条件，1929年底，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作了五项规定。抗日战争时期，陈云同志曾提出过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相比之下，刘少奇所提出的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刘少奇提出的凡是有条件的党员，“都应当努力使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的红色专家”；为了切实保证提高党员条件，在入党前要严格把握质量、严格入党手续，在入党后要不断加强对党员的共产主义教育，以不断提高党员质量，对于那些腐败分子要清除出党以纯洁党的组织等，这些都是以前没有强调或强调不够的。
关于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刘少奇是这样论述的：
（1）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在以后更需要工人阶级领导。工人阶级将来要发展，要成为人口中的大多数，农民在使用机器耕种之后也变成工人。最后全体人民是工人。一切党员必须承认此点。
（2）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面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一切党员必须具有为党的这些目的而坚持奋斗的决心。
（3）现在的人做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是一辈子都要坚持革命斗争。如果在中途不能坚持革命斗争，就不能再做共产党员。这种革命斗争是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斗争在内，并且还要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进行武装斗争（但不是说要当一辈子兵）。
（4）一切共产党员进行革命斗争，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去进行。因此，一切党员必须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对于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必须进行斗争。否则，就不能做一个共产党员。
（5）一切党员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的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党员的私人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的即党的公共利益。一切自私自利的人，不肯为人民牺牲自己的人，都不能做共产党员。
（6）一切党员在革命斗争中，必须勇敢坚决，不能在严重的艰苦的环境中退缩，不能向敌人投降，不能叛变共产党与共产主义。否则，就不能做共产党员。
（7）一切党员都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使党与人民群众建立很好的关系，认真地了解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并及时地向党反映，把党的政策向人民群众作宣传解释。除开经过批准的少数党员外，每个党员都必须在自己的职业之外，再做一件党的组织或支部所分配的社会服务的工作。不能这样做的人，都不能做共产党员。
（8）一切党员为了能够并且更好地履行以上各项，都必须努力地学习，使自己懂得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的觉悟更加提高。不努力学习的人，是不能做好一个共产党员的。
刘少奇认为，要做一个合格党员，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党性修养。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他对党员的修养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论述了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必要性。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党性修养呢？刘少奇考虑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是：从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这两方面的结合来考虑共产党员修养的必要性。这就是说，共产党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加强自己主观世界的改造。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强党性修养，因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
就改造客观世界来说，包括两个紧密联系的基本方面：一是改造自然界，二是改造人类社会，这二者是紧密相联系的。为什么要改造客观世界呢？刘少奇指出：“人们为了要生活，就必须和自然界进行斗争，利用自然界来生产物质资料。”但“人们的物质生产，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是社会的生产。所以，人们在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进行生产的时候，都要建立一定的生产关系”。同时，“人类在和自然界的不断斗争中，不断地改造自然界，同时也不断地改造着人类自己，改造着人们彼此间的关系”。作为共产党员，只有加强党性修养，才能实现改造客观世界的伟大任务。
改造主观世界也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思想方法，二是思想意识，这二者是相互联系的，又是相互区别的。联系在于二者都是属于改造主观世界的范畴。区别则在于前者表现为认识能力的高低，后者则表现为道德品质的好坏。关于思想方法方面，刘少奇主张共产党员“不是以教条主义的或者经验主义的态度，去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对于思想意识方面，刘少奇指出，党员在思想意识上的修养，就是要自觉地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克服和肃清各种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是从旧社会中生长教养出来的，他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旧社会中各种思想意识的残余。
第二，论述了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基本内容。党性修养就是党员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刘少奇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和锻炼，是党员本质的改造，即用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优良特性来改造自己，使自己具备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及其一切优良品质和美德。这种党性修养的内容有七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修养；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修养；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各种科学文化知识的修养等。在这些内容之中，最主要的是理论修养、思想意识修养和科学文化修养。
第三，论述了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要求和途径。共产党员要进行党性修养，还要遵循正确的途径。对于这个问题，刘少奇把修养、学习和实践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他指出：“我们共产党员，不但要在革命的实践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而且要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这就是说，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革命实践为基础。
刘少奇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实践第一的观点引入了党员修养的理论，使之建立在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之上。同时，要求共产党员在党性修养的过程中做到“实事求是，在革命实践中检验一切理论和是非”。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论述了党性修养与社会实践的关系。这就是“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革命的实践，不能脱离广大劳动群众的、特别是不能脱离无产阶级群众的实际革命运动”。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刘少奇在强调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性的同时，列举了各种轻视理论学习的想法。这就是有人认为只要自己革命坚决就行了，学习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没有什么关系。也有人认为，只要家庭出身好，本人成分好，用不着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还有人承认理论的重要性，但从来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针对这些错误想法，刘少奇阐明了党性修养同理论武装之间的联系，即“共产党员必须使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同思想意识的修养和锻炼，这两者密切地联系起来，绝不应该使两者分割开来”。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根据刘少奇的分析，一方面要坚决反对理论和实际相脱离倾向。这是因为“为了坚持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方法，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和彻底肃清旧社会在教育和学习中遗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理论和实际的脱离”。另一方面就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为此，刘少奇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三、周恩来关于党员标准的思想
在坚持党员标准方面，周恩来同志不仅有丰富的思想，而且更有生动的实践。为什么周恩来能得到中国人民那样广泛、挚烈的爱戴和深切而持久的怀念？这不仅因为他为人民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还因为他具有极为高尚的品德，他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党员标准、加强党性修养的楷模，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是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化身，是率先进入“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思想境界的优秀共产党员。
许多人是通过周恩来展示的崇高精神认识了中国共产党，认识了社会主义，从而心悦诚服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刘仲容先生曾讲：“很久以来，我一想到中国共产党，脑子里就浮现出周恩来的形象。”著名作家冰心说周恩来是中国亘古以来付与的“爱”最多而且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一位人物。著名学者马寅初通过与周恩来几十年的交往，得出一个结论：“周恩来是最得民心的共产党员。”我国卓越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过去信奉上帝，她说：“那不过是追求一种精神寄托，追求一种高尚的做人准则。上帝是什么样的？我没见过，谁也没有见过。可是我从周总理身上看到了一种真正高尚无私的人格。”“就是他这种崇高的精神，在影响着我，使我由信上帝变成信共产党。”
周恩来精神也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说：“周恩来是一位世界性的政治家。他不仅智慧过人，富有魅力，胆识超群，而且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他鞠躬尽瘁，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他的国家和人民，这样的人物是极其罕见的。”“拿周恩来同志和世界上许多伟人如拿破仑、罗斯福作比较”，“就人格品德而言，这些人都不能望其项背。”
今天，我们把周恩来身上充分展示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道德品质、精神风范称为“周恩来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讲，“周恩来精神”就是共产党员标准的最高境界。
那么，周恩来精神有哪些特点？它对我们今天坚持党员标准有哪些启发呢？这里，我们参考有关资料，从周恩来党性修养的特点、途径和方法入手，作简要分析。这对于学习、继承和发扬周恩来精神，更自觉地坚持和实践党员标准，是有很大的指导意义的。
首先让我们看看周恩来党性修养的主要特点。周恩来在党性修养中表现出的突出特点就是高度的自觉性、持久性、实践性、彻底性、开放性和科学性。
1.自觉性。党性修养贵在自觉。周恩来是自觉进行党性修养的榜样。1943年3月18日，他制定了《我的修养要则》，提出“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等，并终身实践这一修养要则。建国后，他担任开国总理，身居高位，深受群众爱戴，但仍然“戒慎恐惧”地工作，自觉地完善自己。他多次对党员干部讲：“我的确常说我也要改造这句话，现在还在改造中。我愿意带头。我希望大家承认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就是在他给夫人邓颖超的信中，两位老共产党员也是互相勉励：“这个时代总是要求我们多向前看，多为后代着想，多向青年学习。偶一不注意，便有落后的危险，还得再鼓干劲，前进再前进哪！”
周恩来进行党性修养的高度自觉性来自他对共产党员标准的深刻认识，来自他对党性修养的科学内涵和党性修养必要性的深刻认识。他认为，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担负着改造其他劳动者或非劳动者，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而要完成这一任务，“首先要进行自我改造”，因为“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同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生活在一个社会里，不能不受资产阶级意识和习惯势力的影响，而且还有封建的影响。”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保持自己的先进性，也必须进行自我改造。因此，他把进行党性修养看成共产党员成长为成熟的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必修课。他指出，“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人人需要完善自己，包括伟大的领袖人物也不例外。一个人“一旦有了进步，就觉得自己过去什么都了不起，是‘天生的圣人’，把自己说得简直什么错误都没有，什么缺点都没有。人家这样说他，他也喜欢听。那就危险之至”。共产党人担负着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重任，应该在各方面做出榜样。站在这样的高度，周恩来同志提出“自我改造是为了进步，是光荣的事情”，共产党员“要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
2.持久性。周恩来不仅把党性修养看成是每个党员的必修课，而且把党性修养看成是党员终生的必修课。“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是他的名言，也是他一生自觉地进行党性修养的真实写照。他认为党性修养“就是要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学会运用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和改造世界，“这是一辈子的事”。首先，因为“时代是不断前进的，思想改造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不落伍，跟得上时代，时时前进。事物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因此我们的思想改造也就没有止境。一万年后，在人们的头脑里，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新和旧的矛盾，个人和集体的矛盾，还会有思想改造的问题。”“怎么能说到哪一年哪一月思想改造就完成了？没有这样的事。即使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如果忽视了改造，革命意志衰退了，还是要落伍的”。其次，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合，“要承认各种关系各种事物都会影响个人的思想”。所以，要不断地加强党性修养，不然，“思想就会生锈，就会受到腐蚀”。再次，共产党不仅要领导人民改造旧社会，而且要建设新社会，要掌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本领，要承认我们的知识还不够，“任何共产党员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人生有限，知识无限，到死也学不完，改造不完”。所以，“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正是在坚持不懈的自我完善中，周恩来登上了共产党人道德人格的巅峰。
3.实践性。周恩来主张在社会实践中进行党性修养。他说：“你能把社会改造好，自己也就得到改造了。”他还强调，共产党人不能搞唯心主义的闭门修养，也不是为修养而修养，离开了造福人民的伟大社会实践，党性修养就偏离了正确方向，而且也失去了意义。
周恩来精神的这种实践性的突出表现就是理论和实践相接合，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知行统一。当周恩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时，他就决心用鲜血和生命去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1922年３月给觉悟社友人的信中，周恩来写道：“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他还在诗中写道：“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坐着谈，何如起来行！”他特别强调党性修养要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高级领导干部做起。1961年与文艺界谈到改变作风时，他说：“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要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他曾对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的部长和负责人讲，执政党的干部要过好“五关”，其中一关是亲属关，“过亲属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天天和你生活在一起的总有那么几口子。特别是干部子弟，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我呼吁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是我也在内的这407个人应该作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在处理亲属关系方面，他也是首先从自己做起，为全党作出了表率。他不仅从来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亲属谋取任何私利，而且对亲属提出比他人更严格的要求。建国初期，党内外都有人提议邓颖超到政府部门担任职务，周恩来讲：“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颍超是政府里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这样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政治关系、政府关系就混到一起去了，这不利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也不利于我的工作。”“我当一天总理，邓颍超就不能到政府任职。”定工资时，邓大姐被定为５级，他给下压了一级，改为６级。1974年一些同志提议、毛泽东批准，邓颖超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也是被周恩来压下来了。1963年周恩来到杭州治病，邓颖超不放心，陪着去，邓颖超的食宿费都是自费按标准交的。周恩来的侄子周尔辉曾在北京一个大学当教员，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有关方面把他的妻子从淮安调到了北京。周恩来同志知道后，动员侄子带头响应党中央压缩城市人口的号召。在他的动员下，侄子、侄媳妇双双愉快地调回淮安工作。中央号召知识青年去建设边疆，他鼓励侄女周秉建到内蒙古插队，当了牧民。后来周秉建按正常手续应征入伍。周恩来对周秉建说：女兵很难当，怎么就偏偏挑上了你？那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这样影响不好。后经部队批准，周秉建又回到内蒙古大草原当牧民去了。严于律己，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这就是周恩来的风格。周恩来指出：“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要对这种人大声疾呼：‘请你自己先改造’！”
4.彻底性。这种彻底性突出表现在进行党性修养的“严格”、“全面”和“透明”方面。周恩来终生按照共产党员、人民公仆和共产主义精神要求自己。一丝不苟，“严”字当头。战争年代，为人民的解放他多少次出生入死，锻造了共产党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大智大勇。和平时期，为了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他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外国人把他称为“全天候”总理。他办公室那彻夜不息的灯光，已成为共产党人奋发向上、忘我工作的象征。“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身患癌症，仍然忍辱负重，苦撑局面，尽量减少损失。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支持邓小平复出和搞全面整顿，嘱咐叶剑英千万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权不能落在“四人帮”手里。在生活上，他始终以普通百姓的标准要求自己。困难时期，他和群众一样吃树叶打的小饼子。他是几亿人口大国的总理，出国访问穿的内衣上还打着补丁。而他交党费，一次就交了３千元，有一次一下交了５千元。他上公园自买门票。看电影，买了票，悄悄坐在后排的观众席。他看病等因私事用车，总是按规定交汽油费。到工厂、大学视察，和群众一同在食堂排队买饭吃。他从来不收礼。有一次，家乡淮安托人给他带来一点藕粉、莲子和小工艺品，他委托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写信批评了淮安县委，并附寄一份《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让他们仔细研究，严格执行，还邮汇了100元钱，大大超过了所送礼品的价格。他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而这种“严”，是为了维护党的整体形象，保护党的政治影响。他强调：“领导者切勿轻视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要戒慎恐惧地工作。”“要起模范作用”。
“全面”，主要指周恩来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的各个历史时期、在他的战斗、工作、生活、人际交往的各个方面包括婚姻家庭生活方面都严格以党性原则指导自己的行动；他在德才学识各个方面，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理论、内政、外交、统战等等各个领域都按照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的目标完善自己；无论人前人后，特别是在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仍然严格按党性原则要求自己。特别在政治家最难处理好的“名”“权”“利”的问题上，他为全党做出了榜样，完美地展示了共产党人的人生追求和精神境界。他珍视共产党人的名誉，但把个人的名利看作身外之物，生前不希望宣传自己，身后不保留遗体和骨灰。他有很强的执政意识，但终生是为争取和维护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而奋斗，从来不争个人权力的大小和职位的高低。遵义会议后，中央成立了三人军事小组，让毛泽东作为周恩来的帮助者指挥红军的行动，但周恩来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自觉地退居助手地位，让毛泽东来全权指挥；而且此后，他一直是毛泽东最得力的不可缺少的助手，全心全意支持和协助毛泽东工作。这反映出他“立大志，不存大己”，把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利益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和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他热爱生活，反对禁欲主义，承认革命的“功利”，但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他自觉自愿地牺牲个人利益。这种“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锤炼与完善，使他不仅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而且真正成为了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毫无自私自利的人，一个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人。
“透明”，主要表现在周恩来光明磊落，襟怀坦荡，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特别是自己的缺点错误。他曾讲过，一个领导者应该永远赤裸裸地站在群众面前。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同志偶像般地来看领导，要具体地、全面地看他是不是够一个好的领导，即使够，也要看他还有什么缺点，帮助他改正。领导者犯了错误，不仅要作严肃的自我批评，坚决改正，“不要当作包袱，要把它丢开”，而且“还应该公之于众”，“这样不仅可以教育自己，同时也能帮助别人少犯这样的错误”。对于自己的错误，他不仅对干部公开，而且在大会上对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人士、文艺界人士及青年人讲，让他们从中汲取教训，引以为鉴。当有人要求他写一本书时，他回答：如果写书，我就写我一生犯过的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让后人了解我们犯过的错误，避免重犯同样的错误。有的人害怕公开作自我批评会丧失威信和工作信心，周恩来认为“领导威信不是从掩饰错误中而是从改正错误中提高起来的；不是从自吹自擂中而是从埋头苦干中培养起来的。工作信心，改正错误后只会增强，不会减弱”。“因为丢掉的是错误，留下的是正确，就是说去掉毒疮，留下健康。为革命奋斗的历史，别人是抹煞不了的，除非自己毁掉它”。
5.开放性。周恩来视野开阔，胸怀博大，学贯中西，智慧超群，这与他在党性修养中表现出的开放性是分不开的。
首先，他反对保守封闭，主张学习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包括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成果，为社会主义服务。他不仅饱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诸子百家的书都读过，而且研读了西方启蒙运动时期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名著；不仅注重吸收前人的智慧，而且注重吸取当代人的智慧，东渡日本，西赴欧洲，接触研究了当代各种思潮、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特别是研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过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不仅学习各种社会科学知识，而且他的数学、英语、及其他自然科学知识也学得很好。古今中外一切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他都敞开胸怀，博采众长，吸收、消化、提炼、扬弃、升华。他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我为主”原则，指出，我们应该从世界各国吸取一切好的东西，但必须让这些东西像种子一样在中国土地上扎根，生长壮大，才有力量。“要先把我们民族的东西搞通。学习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溶化是化学的化合，不是物理的混合”，“目的是为了今天的创造”。正是开放性的学习、修养，使他既有东方的宽容，又有西方的精细；既有东方的综合思维，又有西方的分析思维；既有东方的智慧，又有西方的幽默。因此，尼克松称周恩来是“多种金属铸成的合金”，“比任何一种单独成份都坚强有力”。
其次，他反对自我封闭、自我隔离。坚持敞开思想，置身群众，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吸收群众智慧，在与党内外、国内外各种人的接触交往中，加强党性修养。他在《我的修养要则》中就给自己规定了“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他一生中交了无数的朋友，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上层下层、各行各业、不同年龄、不同信仰的人中都有他很多的朋友，其中有不少诤友。在与群众的交往中，既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送去了党的温暖，解决了复杂的问题，又了解了真实情况，听取了群众的呼声、意见和批评。他从群众中不断地吸取着营养、力量、智慧、朝气和创造精神，所以他永远不知疲倦、永不停步，永远年轻。
6.科学性。针对在党性修养方面存在的一些“左”的影响和错误认识，周恩来在讲话中从多方面强调了党性修养的科学性。他强调“思想改造靠自觉”，不能靠强迫，搞运动。思想改造也需要帮助，但“改造的方法要和风细雨，不能粗暴。这样气才能顺，心情才能舒畅，才能接受帮助”。“要促膝谈心”，“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不要抓辫子，打棍子。对于一些错误，“一时改不过来的还要等待，要‘一看二帮’”。“要区别何为政治问题，何为思想问题，何为习惯势力，不能不分清问题性质事事斗争”。不要搞唯成份论，“历史和出身可以作连带的研究”，“但不能随便的联系，主要应根据今天的表现、本人的表现去判断”。他强调党性修养不能“空谈政治”，红与专不能有所偏废，要重视业务修养。“一个人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两年把导弹搞出来了”，“另一个人天天谈政治，搞了五年也没有把导弹搞出来”，周恩来说他“赞成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只能在导弹部门‘捣蛋’”。他还提出要研究各类人员增强党性和改造思想的规律，比如，“知识分子的改造通常经过三条道路：一条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一条是经过他们自己的业务的实践；一条是经过一般的理论学习”。三方面互相联系，“业务的实践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有重大的作用”。
接下来，让我们学习和研究一下周恩来党性修养的途径。周恩来不仅给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树立了一个坚持党性的楷模，而且拓展了一条“学习、实践、总结”融为一体的党性修养的正确途径。
在《我的修养要则》中，周恩来给自己规定的第一条就是“加紧学习”，第二条是“努力工作”，第三条是“习作合一”，“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学习”，首先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同时，他也很重视学习各种最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建国、治国的本领。通过学习掌握理论，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努力工作”是指党性修养要以实践为基础。离开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没有任何用处。党员只能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在造福人民的社会实践中提高觉悟，克服缺点，增长才干，完善自己。艰苦的环境、困难的工作是干部成长、成熟的催化剂。周恩来特别强调要善于总结，就是以理论为指导，通过分析成功和失败的原因，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并总结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上升为理论，再用来指导实践，并用实践中得出的新观点、新结论丰富和发展理论，开创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总结”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也是发现和创造的重要环节。总结是实现一次次思想飞跃的新起点。学习、实践、总结是密不可分的“三位一体”，又是一个循环往复的无止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觉地推动社会前进，也自觉地推动人们自身的全面发展。
最后让我们看看周恩来党性修养的科学方法。周恩来不仅给广大共产党员展示了一条开展党性修养的正确途径，而且也提供了很多科学的方法。这里，我们把周恩来党性修养的科学方法概括为“五个结合”，这“五个结合”对今天的共产党员进行党性修养仍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一是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周恩来是大功大德集于一身的世界伟人，正是他坚持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勤政与廉政相统一的结果。这也是他成长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
二是读书与实践相结合。周恩来知识渊博，才华超群，功勋卓著，是他一贯坚持读书与实践相接合的结果。他反对一些人读死书，轻视实践，只会背诵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学习一点皮毛，甚至成为思想僵化的教条主义者，认为要想成为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持读书与实践相结合。
三是改造自己与完善自己相结合，抵制和克服错误思想与学习新知识新本领相结合。周恩来始终把学习新知识、新本领，改善和提高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作为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修养的重要目标。把克服错误思想看作完善自己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全部内容。这种对党性修养内涵的科学理解，进行党性修养的科学方法，对我们澄清党性修养认识上的误区，正确地进行党性修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是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与求得组织和同志们的监督、帮助相结合。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周恩来是严格自律的模范，也是自觉接受组织监督的模范。他认为党性修养主要靠自觉，但是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有时不那么全面，这就是大家所说的“旁观者清”。因此，要“过集体生活”，要接受和争取同志们的帮助。“共产党人是靠集体生活的，一个人如果平常批评不得，或者不将心事告人，这个人的短处或弱点就很难在平时得到补救。这种人不犯错误则已，一犯就会摔大跤，犯大错误”。因此，经常过严格的组织生活，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经常和大家交换思想，主动征求同志们的意见，把自己不正确的思想消灭在萌芽状态，防微杜渐，可避免犯大错误。
五是大处着眼和小处着手相结合。周恩来党性修养的立足点很高，着眼于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着眼于改造中国，改造世界，正确地制定和组织实施党的路线。但是，他又是从身边的一点一滴的事情做起，不因善小而不为。正是在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按党性原则办事，时时事事用党性原则要求自己，使他成为了率先进入共产主义思想境界的共产党人。
周恩来在党性修养方面给全体共产党人留下了极为丰富而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今天坚持党员标准，应该而且必须学习“周恩来精神”，像他那样自觉地进行党性修养，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做一个受人民群众欢迎的共产党员。
四、陈云关于党员标准的思想
陈云同志曾经担任过7年中组部部长，长期领导党的建设工作，对如何加强党员队伍建设进行过深入研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如何搞好党员队伍建设的问题。陈云认为，“在党的建设中党员的意义和作用这一问题，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提高共产党员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党的建设上的一个根本问题”。今天，我们重温陈云关于党员标准的思想，对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提高党员素质、保持党员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陈云的党员标准思想，我们在这里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
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这是陈云多次强调的党员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中央政治局于1939年8月25日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提出党员发展工作“求精不求多”。陈云参与了这一决定的制定，并在实际工作中认真加以贯彻。1940年10月1日，他在党内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巩固秘密党的几个问题》一文，明确提出了“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的论断。
2.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
1939年5月30日，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提出了“学习、学习、再学习”的口号。他把学习明确地规定为共产党员的标准之一，强调“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进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同年12月，他在延安撰写了《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文。他在这篇文中指出：我们好多同志总以为只要一天到晚不停地工作，就算尽了我们对党的全部责任，这种想法是很不全面的。一天到晚工作而不读书，不把工作和学习联系起来，工作的意义就不完整，工作也不能得到不断改进。因为学习是做好工作的一个条件，而且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3.严格执行共产党员的标准。
关于党员队伍建设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对党员的一般要求，即共产党员应当在各方面起“先锋的”、“模范的”作用，陈云则把共产党员的标准具体化了。
陈云在长期从事党的组织工作中，深刻地意识到党员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提高党员的素质和修养，纯洁净化党的队伍，他专门为延安的马列学院开设了有关党建课程，并亲自主讲。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演讲中，陈云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完整而准确地提出了共产党员党员应该具备的六条标准：（1）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2）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3）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4）百折不挠执行党的决议。（5）群众模范。（6）学习。这是我党历史上首次对党员标准所作的最完整、最准确的表述，是对毛泽东建党学说的极大丰富。
陈云提出的党员六条标准，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中关于党员标准问题的第一次比较完整的论述，是他对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贡献。《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发表后不久，被中共中央指定为整风运动的学习文件，文章中提出的党员六条标准成为广大干部、党员对照检查自己的重要依据。
1940年和1941年，陈云在《党员对党要忠实》及《党员要积极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两篇文章中，又对党员提出了两项基本要求：一是要言行一致，对党忠实。他指出，共产党是言行一致的政党，在党内不允许有言行不一致的党员。否则，党内的互相信任就不可能建立，党的意志的统一和铁的纪律就不能建立，共产党将不成其为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队伍，也决不能被人民所信任而成为人民的领袖。二是要积极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他指出，各种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乏的部分，是具体的革命工作。要纠正某些党员不愿意参加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以及分配工作时讨价还价的现象。一切在经济和技术部门中服务的党员，必须向非党的和党内的专家学习。这两项基本要求，是对党员六条标准所作的重要补充。
1945年中共七大规定了党员的四条义务，其中大部分内容与陈云提出的党员六条标准和两项要求相一致。陈云关于共产党员标准的论述是在延安时期作出的，距离今天已有70多年。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党的任务也同过去有所不同，对党员的标准也不断作出新的表述。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没有变，党的宗旨没有变，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没有变。由此，我们说，陈云在延安时期关于党员标准的论述不仅没有过时，而且继续对今天乃至以后加强党员队伍的建设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