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是财富集中与财富分散历史乐章的一部分。当然，资本家已经履行了创造性的历史职能：如他们用许诺分红和支付利息的方式，集合人们的储蓄变为生产资本；他们对工业和农业的机械化进行投资，并合理分配利润。结果是一大批商品如潮水般从生产者手中涌入到消费者手中，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他们把自由主义的自由信条付诸实施，为商人辩护，主张听任货物自由流通，免除通行税和法令规章的限制，因为比起产业由政客管理、人员由政府官员配备，以及无视供求规律的做法，发挥商人的作用能使社会大众在食物、居所、舒适与享乐方面，得到更多的实惠。在自由企业制度下，竞争的激励以及所有权的热情和兴趣，激发了人们的生产力和创造力；因为天赋和对技能的自然选择，几乎所有的经济才能迟早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得到相应的报酬；民主的原则支配着这个过程，因为大部分物品的生产、服务的提供，都取决于公众的需求，而不是取决于政府的法令。同时，竞争迫使资本家不遗余力地奋斗，他的产品也会不断地精益求精。
凡此种种说法，今天看来大多是正确的，但是，它们没有解释，为什么历史上对产业垄断、价格操纵、交易诈骗和不义之财的弊端充满着抗议和反对的声音？这些弊端一定很古老，因为在上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十多个国家都有过社会主义者的改革实验。我们来看看大约公元前2100年的苏美尔的情况：
经济由政府组织经营。大部分的耕地属于国王，劳动者从交付给皇家仓库的农作物中获得定额的口粮。因为要管理如此庞大的国有经济，形成了一个森严的等级制度，配额的运送和分配全记录在案。在首都乌尔（Ur）当地、在拉格什（lagash）、在乌玛（Umma），数以万计的记载着这些内容的泥板文书被发现。……对外贸易也用中央政府的名义来实施。[1]
在巴比伦（约公元前1750年），汉谟拉比法典曾规定了牧民和工匠的工资，以及医生做手术的费用。[2]
在埃及托勒密王朝（Ptolemies，公元前343年-公元前30年）时期，国家拥有土地，并管理着农业，比如农民被告知要去耕种哪些土地，种植什么作物；他的收成要由政府指派的抄写员计量和登记，要在皇家的打谷场打谷脱粒，最后由农夫人接人地组成队伍，运输到国王的粮仓。政府拥有矿山，并霸占着矿石。它将油、食盐、纸草和纺织品的生产和销售都国有化。所有的商业都由国家管理和控制；大多数零售业，也都掌握在代理销售政府产品的经纪人手中。银行业是政府的垄断行业，但是它的运营可以委托给私营行号。每一个人、每一份产业、每一道工艺、每一件产品、每一次销售，以及每一份法律文书，都规定了要交的税额。为了记录贸易和收入的课税，政府要维持一大批抄写员，以及一个非常复杂的关于人头和财产的登记系统。课税系统的收入，使得托勒密王朝成为当时最富有的国家。[3]大的工程事业完成了，农业得到改进，一大部分的利润被用来开发和建设国家，以及被投资在文化生活上。大约在公元前290年，著名的亚历山大城博物馆和图书馆建成了。科学与文学蓬勃发展，在托勒密时代的某个时间，一些学者将摩西五经中的“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翻译成了希腊文。然而不久，法老们挑起了开支昂贵的战争。在公元前246年后，他们放纵自己的欲望，酒池肉林，使国家的行政权和财政权都落入那些想尽办法从穷人手中攫取每一个硬币的流氓手中。一代复一代，政府的苛捐杂税愈演愈烈。罢工的人数和暴力程度不断增加。在首都亚历山大，民众得到各种恩惠，维持着歌舞升平的场面，但他们因为受到庞大军事力量的监视，不允许在政府中表达意见，最终都变成暴民。农业和手工业因为缺乏激励而衰退，道德日渐解体，直到公元前30年，屋大维将埃及纳入罗马的统治之下，秩序才恢复。
罗马在戴克里先皇帝（Diocletian，284-305年在位，译者注）的统治下，也出现了社会主义的插曲。面对日益严重的贫困和群众的不稳定状态，同时又面临蛮族入侵迫在眉睫的危险，他在公元301年颁布了《平价法案》（Edictum de Pertiis），该法案谴责囤积居奇，反对通过垄断哄抬物价，并对所有的重要商品和服务设定最高价格和最高工资。同时广泛建设公共工程，保证了失业者有工作可做，粮食免费分配或低价卖给穷人。政府—已经拥有大量的矿山、采石场和盐池—几乎把所有重要的行业和协会都置于严密的控制之下。文献告诉我们：“在每一个大城市里，国家都是强大的雇主……它的强权笼罩着私人产业，无论如何，后者在一切事务上都受到苛捐杂税的压榨。”[4]当商人感到朝不保夕时，戴克里先解释说，野蛮人已经在我们的大门外徘徊，个人的自由必须被搁置起来，直到集体的自由得到保障。戴克里先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战时经济管制，是在恐惧外来攻击的前提下而产生的。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内部的自由和外部的危险是成反比例的。
对于戴克里先那个不断膨胀、既费钱又腐败的官僚体系而言，从经济上事无巨细地控制人已证明是太困难了。为了支撑这种官场局面—军队、法庭、公共工程以及失业救济—税赋逐渐增高，以致于人们失去了工作和赚钱的动力。一边律师来帮助别人寻找偷税漏税的方法，另一边法官又制定新的法律以防止逃税行为的发生，双方展开了拉锯战。成千上万的罗马人为了躲避税吏，越过边境逃到蛮族人那里寻求庇护。为了制止这种难以控制的流动，并确保监管和税收，政府又颁布法令，要求农夫不得离开他们的土地，工人不得离开他们的商店，除非他们能先把欠债和税款缴清。这种做法，加上另一些原因，开启了中世纪的农奴制。[5]
中国也曾经尝试过几次国家社会主义。司马迁在公元前145年告诉我们，为了防止私人“保有他们独占山泽之利，不让下层阶级自生自灭”[6]，汉武帝（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在位）实行了土地资源国有化，拓展了政府在运输和贸易方面的权力，提高所得税，兴建公共工程，包括能够连通河流和灌溉土地的运河。国家囤积了大量的商品，当价格上升时就出售这些商品，在价格下降时就购进更多。所以司马迁说：“这样将会阻止富商和大店主获得巨大的利润，……国内的物价也由皇室控制。”[7]据说，一时之间，中国的繁荣前所未有。汉武帝死后，“不可抗力”的天灾与人祸相接，迫使这项改革实验终止了。洪水与干旱交替爆发，造成了悲惨的粮食短缺，物价上涨到无法控制。商人们抗议高税制，因为这会纵容懒惰和无能者。穷人受生活费用高涨所困，也加入到富人的行列，吵闹着要回归到旧制。有人甚至建议要将这个新制度的发明者下油锅烹煮。改革措施被一个个地取消了，几乎被人们遗忘得干干净净，直到后来有一位中国哲学家皇帝（王莽，译者注）要恢复这些改革。
王莽（8-23年在位）是一个很有建树的士大夫，一个文学赞助者，一个对朋友和穷人仗义疏财的巨富。他篡位之后，环侍其左右的皆是文学、科学与哲学方面的饱学之士。他把土地收归国有，将其平均分给农民，并且取消奴婢制度。像汉武帝一样，他也试图通过平准的办法来控制物价。他规定以低息向私人企业发放贷款。那些因为他的改革而利益受损的集团，阴谋要联合起来将其推翻。这些人得到了水旱灾害和夷狄入侵的帮助。富裕的刘氏宗室带头反叛，杀死王莽，废除他制定的法律。一切又都恢复旧制了。[8]
